目录：
第三节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
一、狭义的“政治”
二、界定“民主”与“民主化”
三、平等主义
1. 政治平等：政治权利的分享
2. 社会平等：阶层流动的顺畅
3. 民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自注：比起经济，政治由于涉及众多敏感话题，是一门更加复杂的学科。北大一位教授曾说，政治学是不好开讲座的。再加上政治学和政治本身又有天然地鸿沟，遂使得我们这些既非从政者又非政治专业的学生只能隔着两道门雾里看花，其“视觉效果”可想而知！所以第三节姑且留下，将来有机会再大改。当然，如果读者有以教我、不吝指导，那是最感激不尽的。
第三节 政治民主化（政治现代化）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认为社会组织形态的发展是有尽头的，尽头就是官僚行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前面两节我们试图说明，虽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阶段无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中央权威扩张和经济民族主义，但现代化趋势稳定下来以后，行政机构的扩张程度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应该是非常灵活的、视具体情况而随时调整的，至少在目前看来是不收敛的。那么历史地看，现代化中的政治民主化是什么？民主政治是否不同于行政体系和经济政策，而存在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发展极限（普适标准）呢？
本节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一、狭义的“政治”
本文以行政、经济和政治三方面作为线索，则这个“政治”显然是狭义的。为了不致引起误解，我们简单地将“政治”和“行政”分开：关于政府结构的范畴，如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基层等，我们称之为“行政”，就像政府的身体和行为；而关于政府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范畴，如贵族、金融寡头、大资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全民政府（民主制）等，我们称之为狭义的“政治”，就像政府的大脑和思想。当然这种划分非常粗糙和不科学，但为了便于建立直观的图象，暂且如此说明。（其实即使是狭义的“政治”和“行政”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划清界限，读者如有兴趣可参考专业的政治学著作）
二、界定“民主”与“民主化”
Democracy源于希腊语，本意是rule by the demos，即“多数统治”。也有人将之理解为“人民统治”。自卢梭大力倡导“人民主权”以来，“人民”这个词，就暗示着全体国民在某时某地可以具有同一的意向，可以发出共同的呼声。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人群中所分化出的种种大小集团，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寄希望于全体国民拥有同一诉求，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在国家安全方面，也永远会有些人因为同国外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叛国，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虽然在国家安全方面全体国民呼声的一致性最强——因此“人民”这个词的基础是不牢固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伪概念。历史上假“人民”之名义、借“人民”之旗帜而进行的统治，多半都是少数人的专制。所以democracy的原意还是取“多数统治”更为恰当。
而在现代语境中，democracy的含义就大大丰富起来了。一本政治教科书中指出，“民主过于受欢迎，使之难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概念，或许已沦落到一个宽泛的褒义词的境地。……民主大概是最为混杂最让人困惑的词汇。”[i]
正是因为现代语境中“民主”这个概念的极端复杂性，为了尽可能减少混乱，这里暂且不列举史实，也不作任何说明，而直接给出笔者理解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和“民主化”的定义。
民主：一种理想的、不可能完全实现的政府形式。它既能避免少数人的专制，又能避免多数人的暴政；实现了机会平等，消灭了等级与特权；它的统治取得了被统治者的多数同意。（如果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可能还要再加一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平等，消灭了极端的贫富差异和人与人之间的歧视”）
民主化：国家政治由与上述理想定义迥然不同的前现代状态，向上述定义接近的过程。
民主化进程中所体现出的民主的核心原则：平等主义。它包括至少两个方面：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
三、平等主义
1. 政治平等：政治权利的分享
首先要注意，民主化要求分享的是权利而非权力。是rights而非power。分享power将分散中央或政府权威，那更多是行政层面的变化；而只有分享rights才是狭义的政治层面的变化。
在欧洲现代化进程中，分享政治权利这一脉络极为清晰，可以说马克思对历史的一些分析，包括他的阶级概念，很大程度来源于此。欧洲政治权利的拥有者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到官僚制对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吸纳，再到中小资产阶级获得选举权，再到全体男性公民的普选权，以至于女性的选举权，政治权利是以渐进的方式逐渐扩大到全民的。这个过程以英国和法国最为典型。
在英国，长期以来选举权仅覆盖1%的人口，英国政府几乎完全代表南方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格兰北方和苏格兰的一些城市。因此英国政治的平权运动有两个诉求：扩大选举权和增加北方议员席位。1819年，中产阶级和工人在曼彻斯特示威，被军队镇压。但不过10年，1830年7月，北方中产阶级再一次联合工人，要求进行议会改革。这一次他们表现得非常强硬，声称决心抗税，不惜组建国民卫队。在可能爆发内战的紧张气氛下，土地贵族们终于做出了一些让步。1832年通过了改革法案，选民在总人口中占比扩大至3%，但仍限于最富有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南方农村区的议员席位让给了北方工业区，英国政府终于不再像一个南方统治北方的政府，而成为了全国政府。到1867年，选举权终于扩大至大部分熟练工人，南方也再次向北方让出一批席位。1884年选举权再次扩大，包括了四分之三的成年男子，又规定了秘密选举制，至此英国政治才比较接近现代民主。
法国大革命前，基本可以说政权掌握在国王和少量大贵族、大官僚手中。大革命爆发两年后的1791年，通过了一部新宪法。选举权只交给缴纳一定税款的“积极公民”，而他们也只能选举拥有更多财产的“选举人”，再由这些“选举人”选举政府官员和议会代表。简单的说，就是选举权不大，被选举权更狭窄，还要经过二次选举，最高权力实际被最富裕的人们所垄断，这当然是一种寡头政府。经过了激进的1792~1793年，1795年通过了新宪法。选举权虽然扩大至所有能读能写的成年男子，后两个步骤却换汤不换药，因此政权性质没有任何改变。1795年宪法中的公民义务宣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维护财产之上的。”拿破仑的新宪法也差不多，但受到卢梭主义传播的影响，为了更加体现自身的“合法性”，拿破仑首创了全民公决这一作秀方式，在重大问题上要求全体公民投票。
1815年后，波旁王朝复辟，分享政权遭遇了大反动。直到1830年革命建立了七月王朝的金融寡头统治，也不过将选民从10万扩大到20万，少于总人口的1%。1848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宣布了男子普选权。但很快拿破仑三世通过全民投票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并完全控制了财政、军队和外交，体现法国“民主”的议会一时间成了橡皮图章，法国大众这时只剩下一种方式表现他们的政治权利：通过全民公决表达对拿破仑三世的认可。1875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规定了直接选举的众议院和间接选举的参议院，也基本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
2. 社会平等：阶层流动的顺畅
整个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从国际关系来看，大部分时候风平浪静，国际均势被很好地维持，大家相安无事。除了1848年和德国统一的几年，欧洲无大战，同十七、十八世纪完全不同。试问：各国政要的主要精力哪去了？答案是：多半处理国内矛盾去了。拿破仑的军队对自由平等理想在全欧的传播，加上欧洲封建等级制度的各种残余，和由于各国经济民族主义之间的零和博弈造成的频繁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各国国内都酝酿着激烈的冲突，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常常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19世纪欧洲文学群星璀璨，社会内部的层级差异和冲突、整个国家制度和文化对较低层次的人的束缚和压制，成为一个重要的讨论主题。这方面，《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个中代表，他怀着刻苦的仇恨向上流社会攀爬，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因此，要尽可能接近“民主”的宏愿，实现平等主义理想，就不仅仅需要宪政和普选所保证的政治权利的分享，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保证实际生活中消灭种种特权和等级残余。当然，后者可能并不都是独立的。或许只有先实现了宪政和普选，这些配套制度才有可能完全建立起来。但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检验标准：没有实现社会平等，甚至保留着一些等级制残余，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制。
如法国大革命后实行的文官公务员考试制度，我们都很熟悉，打破贵族、富人对仕途的垄断，对促进社会平等、阶层流动意义重大。
又如普鲁士由于历史原因，为了中央集权曾不得不授予容克土地贵族种种特权，而担任高级军官即是其中的一种。但容克贵族未必个个都是将才，有些还相当的昏庸老迈。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后，恢复独立地位的普鲁士痛定思痛，在全世界第一个建立了军队中的参谋系统。容克贵族仍然担任正职，如军长、师长，但如果他们没有军事才能，则将被架空，实际指挥由平民出身、而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有才华的军参谋长、师参谋长负责。这大大提高了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效率，也推进了社会平等和阶层流动，虽然还不够彻底。
现代社会，有助于促进社会平等的手段还有诸如独立司法、大众舆论、院外游说集团等等等等。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公共领域[ii]在中国的发展，显然中国正在经历广义的“民主化”过程。
3. 民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民主的理想，原则上的民主，即完全的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很难说是一套具体的制度和操作细则，更多得是一种理念和指导方针。所以现有的宪政、普选、法治等已有的制度安排并不能和民主划等号，就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和“苏维埃+电气化”并不能和共产主义划等号一样。在笔者看来，民主作为平等主义理想的一种简化的代号，是没有尽头的。
但上文仍似乎表现出一种“民主就像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之一”的这种态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再回顾一下民主是怎么来的？
同中央权威的扩张和经济民族主义不同，政治民主化并不是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而产生的。正相反，我们很容易看到革命、战争、国际安全形势恶劣的时期，往往与独裁、专制、高压、政府权威的扩张联系在一起。而民主化进程，大多在先发的富裕国家最先取得突破，且往往要经过国内不同集团的尖锐斗争。因此民主化不是应国际竞争之需要，而是应国内稳定之要求而出现的。或者我们可以粗略地在国际竞争能力和效率之间画一个约等号，在国内稳定和平等之间划一个约等号。显然，民主化的内在逻辑，在平等而不在效率。
可是人类社会的目标既不是平等（国内稳定）也不是效率（国际竞争），而是生存、延续。一个社会的效率太差就会被对手征服、吞并或同化，而太不平等则会因内部斗争而分裂、崩溃。所以平等与效率、经济民族主义与自由市场原则、中央权威的扩张或收缩，这些都不是目标，而仅仅是生存策略。是策略，就有灵活性；是策略，就应该及时调整。这就是笔者对本节开篇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民主化的程度、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程度，同样是不收敛的。而现代化进程数百年中在宏观上所表现出来的行政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趋势，很可能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而在我们掌握充分的细节材料之前，也并不能轻易否定在微观上某时某地出现逆这些趋势的个案的正当性。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诺曼·戴维斯对启蒙运动的精辟见解：“启蒙运动是一个范围上远比某专一学科更为宽阔的思想方法颠覆过程，它要颠覆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经过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狂热斗争后人们的所有不经思考、没有理性的教条态度。启蒙运动的本质是反对教条主义、鼓励怀疑和思辨，反对盲从、偏执、迷信、禁欲和狂热。”[iii]邓公则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人类和构建在个人基础上的组织、社会、国家要生存，都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对小政府或大政府、自由市场或国家干预、民主政治或等级社会的教条态度，避免从本本准则出发的评判体系，重视对基层经验的整理和挖掘，才能增进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水平。
（待续）
[i] [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ii] http://baike.baidu.com/view/523439.htm?fr=ala0，哈氏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
[iii] 《欧洲史》，第6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