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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和君主集权之演进
1. 削封建
从某种程度看来，春秋战国先秦史就是一部权力不断集中、由封建制向帝国制过渡的历史。无论是三家分晋，还是田氏代齐，都是这个大变革时代中集权国家崛起的代表。在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先进的行政、交通、通讯、军事技术的支撑下，帝国式的集权国家，可以更有效率得集中和调配资源，在国家层面完成封建制国家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战国二百余年，七雄各自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集权改革，但改革深度各不相同，改革后各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就有了不小的差距。仅考察战国“四大公子”，即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的出身和背景——三个来自王族，一个来自世族——就不难看出齐魏赵楚四国宗室和世族力量之强大。而宗室和世族力量，即贵族力量，正是封建制的典型残余。他们拥有几乎可以抗衡国君的声望、财力甚至军力，在自己的封地建造一个个国中之国，分散国家力量。战国时代的楚国就是受害于封建残余的典型国度。楚国山河广袤、人口众多，而长期萎靡不振，就是因为它最富庶的淮南淮北、吴越江东基本都是世族的封地，楚国国君真正可以直接控制和动员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而秦国正相反，自商鞅变法后任何人无功不得封爵，宗室世族之特权随之烟消云散，国家力量高度集中于国君，同时布衣将相辈出。先秦五百年特别是战国二百多年的国际竞争，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相对分权的封建制度之先进与强韧。
可是秦的二世而亡，使得这个在我们看来是如此显然的结论在汉初再次受到质疑。事实上，即使在秦刚刚横扫六国、威镇寰宇、充分证明了集权制度之强大时，照样有人说，秦统一天下而不仿效武王、周公分封子弟宗室，恐怕不能长治久安。[i]当秦帝国因为缺乏经验，真的扩张过度二世而亡后，恢复封建制的呼声在秦末喧嚣直上就可以理解了。
项羽暗杀义帝，分封天下为一十八王，似乎回到了周初封建的老路上。但随后残酷的楚汉战争，无情地宣告了封建制秩序的脆弱。汉朝再次“兼有海内”，是重复项羽的老路，构造一个“国际秩序”，还是学习秦朝的经验，创立一个统一帝国？
博弈的结果，是初生的汉朝采取了折中方案：皇帝直接控制的地区，行郡县制；分封给诸侯王的地区，行邦国制。诸侯王在自己的“国”中拥有相当完整的财权、治权和军权。而独立的财权、治权和军权，就像火药桶一样易爆。那些实力雄厚的诸侯们，即使谢天谢地不造反，对匈奴作战时他们躲在一边看戏也会让人很恼火啊。
所以从贾谊开始，真正忠于国家的有识之士们就不停地建议削藩[ii]，“强干弱枝”以集中国家权力、维护国家统一。文帝朝末期，则以晁错为代表，屡次上书“言削诸侯事”，但或许是文帝觉得时机还不成熟，就没有采纳。景帝即位，和晁错一起密商搜集诸侯大大小小的罪过，借此收回诸侯国的边缘地区为中央直辖郡县。以吴楚为首的若干诸侯见中央动真格的了，不甘心丧失既得利益，于景帝三年（145BC）发动叛乱，三个月内被镇压，这几个实力较强的诸侯国遂撤销置郡县。
但吴楚七国之乱后，天下仍有许多诸侯王，有些还相当有实力[iii]。主父偃遂于元狩二年（121BC）建议再分封。于是武帝颁布推恩令，要求诸侯王推私恩，分封所有子弟为列侯。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
但仅仅“推恩”，只是削弱了单一诸侯的力量，增加了他们达成合作的交易成本，并没有直接增强中央的力量。于是武帝在诸侯王身上千方百计地找碴，抓到机会就治其罪而罢其国，将辖地收回中央。比较典型的如元鼎五年的酎金事件。武帝借口诸侯们祭祀祖先时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一次性夺去106名列侯的爵位。
从高祖刘邦频频讨伐、诛杀异性诸侯王，到文帝众封建，再到景帝削藩，武帝推恩令、文深苛法，长期困扰汉帝国的封建藩王问题才得到基本解决，而汉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威也才真正覆盖了帝国境内的大部分领土。
2. 徙豪强，除游侠
如果说封建制在政治上的残余表现为诸侯王的高度自治，那么它在经济上的残余就表现为一定地域内享有极大威望和影响力、常能左右当地民众生活的大地主——豪强。
在西周时期，层层转包的封建土地产权结构使最底层的劳动者基本上只接触一种贵族——土地的封主，因而对更上层的国君和更遥远的天子不知道也不在乎。基层百姓于是就只接受封主的命令和影响，封主在面对他自己土地中的平民和奴隶时也就获得了最高的权威。
可是帝国制度不同，官僚集团作为皇帝的代理人，管理百姓，传达皇帝的命令，建立政府的权威。理论上，帝国不允许任何人在基层拥有大于皇帝和政府的权威。即使地主在和佃农、主家在和奴婢的关系中有一定的主导权，这种主导权也必须被限制在帝国法律的范围之内。
但现实和理论总是有些差距。
当地主拥有的土地太多，主家拥有的奴隶太多，他的财富也太多、多到足以收买基层公务员甚至基层政府之后，他们就变成了豪强，一手遮天而将帝国的法律、权威排斥在他的田庄以外。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六国世族豪强于咸阳，严加看管，尽量弱化这些封建领主在原来地方上的影响力。汉承秦制，孜孜不倦于中央集权，也屡次迁徙郡国豪强入关中。如汉武帝元朔二年（127BC），主父偃建议，将各地有势力的人物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民强行迁到茂陵附近居住，以“内实京师，外销奸滑，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明确将豪强看做祸害。
豪强为了树立权威，可能直接豢养武力，也可能为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而与武力拥有者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我们知道，这种独立于政府的武力，就是游侠。
现代国家，提倡法治，有问题协商，谈不拢打官司，但严禁动用私刑。这当然也是前现代国家的理想。但受技术和成本制约，前现代国家的政府权威往往在广度上很难覆盖国境内任何一点，在深度上则很难下到基层。这种现实状况就为非政府武力提供了生存空间，但也注定了游侠们要成为政府不遗余力打击的对象，而不论他们是出卖武力、倚强凌弱还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自从韩非子说“侠以武犯禁”，专研行政管理的法家就将游侠列入了黑名单。《史记·游侠列传》记载，汉文帝曾杀著名游侠郭解的父亲，汉景帝也曾杀济南瞷氏（《史记·酷吏列传》载，瞷氏豪滑，强横狡猾，地方官治不了他们的不法行为，于是景帝派郅都去将其族灭。可证游侠与豪强的关系）、陈地周庸这两个天下闻名的豪杰。
司马迁笔下游侠郭解的经历，可以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政府对于游侠的态度。就在武帝徙豪强于茂陵时，郭解因为是个真正的侠义之士，能量虽大，人缘虽好，家里却没有多少钱，够不上“家产三百万”的迁徙标准。所以迁徙郭解与法令不合，但地方官员又很明白迁徙郭解确实很符合中央政策和文件的精神，想来想去，还是武帝更可怕一点，稀里马虎地就徙了他吧！这时卫青去向武帝求情，武帝说：“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明确表示，郭解这小子一介布衣，是个老百姓，却连你大将军都能指使得动，了不得嘛，他怎么可能是个穷光蛋？过了几年，有一个儒生说郭解专门触犯国家法律，怎么称得上是贤德呢？郭解的一个门客就杀了这个儒生，又将其舌头割掉。杀人犯藏匿起来，官府也查不出案子是谁做的。（可见郭解手下的朋友很多，还都是忠心耿耿的死士级别）在廷议郭解要不要对此案负责时，御史大夫公孙弘的话很是经典：“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郭解不知道这件事，比郭解亲自杀的罪过还大。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郭解本人在这件事中没有罪，但是郭解拥有如此大的威望和号召力，以至于别人会为他挽回面子而悍然杀人，会为了他的利益而触犯国家法律，那么郭解就成了政府权威潜在的竞争者，就绝对不能留在世上。于是郭解被灭族。
当然，武帝对豪强，并非只是迁徙这一手，随着酷吏们的抬头和掌权，武帝对豪强也展开了多次血腥的清洗。但这同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是挂钩的，所以放在酷吏一节论述。（尽管屡遭打击，豪强的问题，在西汉末年和东汉三国仍然长期存在，且越来越发展壮大，直至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过程和里面的原因想必很复杂，笔者目前也还不大清楚。）
3. 用文士，拔布衣
汉初政府，如同任何一个通过战争立定脚跟的政权一样，军功集团在其中的地位很重要。而郎官制中对郎官来源的限制，又使得汉初的政府是一个功臣后裔和贵族富人的政府，平民人才很少。功臣后裔和贵族富人先天条件优越，拥有复杂的背景和人事网络，很容易结党同皇权抗衡。如《屈原贾生列传》中：“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功臣党联合起来，反对贾谊，就能使文帝无法任命亲信。而晁错的死也有类似因素。如袁盎、窦婴、灌夫、汲黯、郑当时这类人，要么是贵戚党，要么是荫任为郎的功臣党，都任侠好交游，串联朋党呼风唤雨左右朝政。与贾谊、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主父偃这些不仅单打独斗还互相斗的文士极为不同。武帝之前，布衣文士常常未有善终，很大的可能，就是同功臣贵戚党的政治斗争的失败。武帝为了进一步集中全力于君主自身，加强行政效率，不仅架空了丞相、设立了内朝，还大力提拔先天政治条件不足、势单力孤的文士和平民，终于成就了人才济济的孝武一朝[iv]。
汉初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丞相者必须先封侯。这可能是汉初开国功臣及其后代垄断大权的结果，毕竟开国功臣大多获封侯，并由子荫任。但军功党大多马上功夫过硬，而马下治天下的本领欠缺。以至于有皇帝问周勃，一问三不知这样的笑话。后来典型的军功丞相又如申屠嘉、周亚夫，都是赳赳武夫，性直少谋，“无术学”（《史记·张丞相列传》）。只有萧何、张苍这样担任过秦朝基层公务员的“专业”行政吏员，才能当好丞相。[v]也正是因为这些军功丞相的专业不对口，他们自己也很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所以大多守成，不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张丞相列传》：“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酷吏列传》：“丞相取充位。”当丞相就是充个数。）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帝遂设立内朝，以大司马大将军为首，重要政策都在内朝议决，以丞相府为首的外朝基本上变成了执行机构。武帝又以尊奉董仲舒、诏举“文学”之士（研究经典文献的学者）、任公孙弘为相（破封侯拜相之例，公孙弘第一人）、重用主父偃等方式，在汉帝国政府中加入了大量文治要素。
而据《国史大纲》，汉代的官僚来源主要是由郎补缺，或由吏升任。但在郎中令这个中枢机构中的郎，陪伴皇帝左右，不仅飞黄腾达的机会大得多，将来外任的起点和升迁速度也会比较快。
汉初郎官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荫任（任子令：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可推举兄弟或儿子一人为郎）和资选（可能要出钱买，也可能仅需要凭借家庭资产证明，满500万即可，但从张释之抱怨赔钱来看[vi]，资选郎官要么有价，要么郎官开销颇大）。第一种为半世袭贵族，第二种为有钱有势的新贵，如外戚、巨商（桑弘羊出身并非功臣党，而十三岁为侍中，可能就是买来的）。
总之，由于郎官作为汉政府高级干部的“学前班”和“预备队”的重要地位，汉初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大量充斥着军功贵族的后代、外戚势力[vii]和民间富豪的利益代言人。所以武帝要想集权之后再专权，要想筹措足够的军费，就必须从整体上排斥军功党、外戚党和富豪党（当然仍可以重用其中的个别人），建立自己的私人队伍。这就必须提拔从基层涌现出来的布衣人才，并重用之。
酷吏是武帝的绝对亲信，考察酷吏的上位方式，最便于理解武帝对布衣小吏的重视和武帝建立君主绝对权威的方式，同样在酷吏一节论述。
而大将军卫青的遭遇，更是可以佐证武帝的用人方略。
从元光六年（129BC）卫青首次出征匈奴，到元朔五年（124BC）卫青受拜大将军，再到元朔六年（123BC）卫青回师后被剥夺兵权。卫青在战场上的“上升期”只有区区七年。此后卫青部即成为偏师，而霍去病部成为对匈奴作战的主力，优先供应，且特许从全部汉军中挑选最优秀的士兵、装备和战马。元狩四年（119BC），受假情报所累，原本计划攻击匈奴主力的霍去病部遇上了匈奴侧翼的左贤王，斩首七万余；而原本计划攻击匈奴侧翼的卫青部在长途跋涉后遭遇了单于在漠北养精蓄锐的主力，激战一整天后险胜。可见，卫青是一个极为优秀的军事将领，率偏师对主力、以劳击逸尚能战而胜之，不愧为大将军。两年之后，霍去病去世。十几年内，汉匈未发生大规模交战，卫青一直赋闲，直到病逝。
这就令人奇怪，霍去病是死了，卫青还没死呢？这么优秀的将领，为什么早在元朔六年就被剥夺兵权，元狩四年之后更是被闲置了十几年？即使其间汉军有一次对匈奴主动出击也没有让卫青上阵。而且，即使在卫青和霍去病之间，也看不出霍去病哪里更优秀。司马迁甚至还说，霍去病屡战屡胜，一是因为人员装备马匹优先供应，随其挑选，兵马器械之精在汉军中首屈一指，二是胆子大敢孤军深入，三是运气好没有被匈奴主力围困[viii]。且霍去病少年富贵，不太懂得人情世故，不知道关心士兵疾苦，曾经班师时将吃剩的米肉扔掉，而士兵中有人吃不饱；还曾在塞外作战，后勤供应困难，士兵饿得疲敝不堪，而霍去病却不管不顾。这类事情很多。[ix]相比之下，卫青对皇帝对部下都很得体，周旋期间，长袖善舞。而从《淮南衡山列传》中伍被答淮南王的话来看，卫青在朝在军地声望都是颇好。“虽古名将弗过也。”
窃以为，或许，就是因为卫青太完美了，太全面了，不光懂军事还太懂政治了，使武帝对他产生了防范，闲置他以防尾大不掉。例如《史记·田叔列传》中褚少孙记载，有一次，武帝要卫青选择几个舍人去做郎官，卫青选的都是富家子弟，恰好赵禹前去拜访，觉得这几个公子哥实在不成器，便亲自从卫青的百余名舍人中选择了田仁、任安这两个穷小子。这个小故事充分说明了赵禹有公心，而卫青懂政治，懂得同各势力集团搞好关系。
又如清代学者梁玉绳评卫青：“汲黯为揖客，大将军益贤之，且与之结交[x]。又进言田仁为郎中，言减宣为大厩丞[xi]，言主父偃于上[xii]，为上言郭解不中徙茂陵[xiii]，则未尝不招士也。”
卫青曾推荐、结交了不少人才、重臣和社会名流，这些人成长起来以后，就可能在将来的关键时刻同卫青站在一起，形成一党。武帝很可能是敏感地发现了以卫青为中心的这股势力有膨胀之势，所以才疏远卫青。大将军在军队中已经拥有了极高威望，如果再在政府中拉帮结派，就有篡权的可能。
武帝的人事安排，指向很明显，就是一个绝对听话的文官政府。为此不惜既打元老党，又压外戚党，更要防止军人兵谏问政。
[i] 《李斯列传》：“淳于越进谏曰：‘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ii] 《屈原贾生列传》：“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iii] 《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疆而合从以逆京师。”
[iv]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是时汉兴六十馀载，……，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群臣慕乡，异人并出。……汉之得人，於兹为盛。……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於燕雀……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卜式试於刍牧，弘羊擢於贾竖，卫青奋於奴仆，日磾出於降虏……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硃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
[v] 《张丞相列传》：“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
[vi] 《张释之冯唐列传》：“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
[vii] 《韩长孺列传》“建元中……亲贵用事。”即武帝即位之初，朝政由外戚把持。如窦婴，窦太后堂兄子，征吴楚时大将军，军人出身，任侠、耿直，但显然不大会搞政治。田蚡，王太后同母异父兄弟。
[viii] 《卫将军骠骑列传》：“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索隐音宣变反。谓骠骑常选择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
[ix] 《卫将军骠骑列传》：“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
[x] 《汲郑列传》：“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xi] 《酷吏列传》：“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徵为大厩丞。”
[xii] 《平津侯主父列传》：“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
[xiii] 《游侠列传》：“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