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文帝以来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秦末战乱，屠城的记录不绝于史，人口损失严重，生产资料（如耕牛、农具）匮乏。而汉高祖即位十二年，又大杀功臣，剪灭异姓，依然是战争不断、黎民困苦，经济极度凋敝。
高祖又延续了秦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在生活标准上处处抑制商人并征收重税。这种做法显然压制了工商物流业的发展，是人为地提高交易成本、限制有效市场规模，而对汉初经济恢复产生了不利影响。于是惠帝、吕后时期，国家放松了对商人的部分限制，虽然仍规定商人的后代不能做官。
至汉文帝，底层百姓生活依然相当困顿，国家财政尤其拮据。[i]而受秦亡教训之警示，再加上当时底层的经济承受能力，国家又不能贸然提高税率和赋额。于是文帝一方面节流，采取“无为而治”的行政方略，皇室带头朴素节俭，行政事务缩减，废除连坐和肉刑，减轻租赋徭役；另一方面则开源，采取了近乎完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扩大税源。
如在168B.C.，文帝废除了在国内关卡通行必须出示通行证（“传”）的规定。原来的办证机构相应裁撤，他们对商旅的盘剥也就相应废除。于是国内交易成本降低，更有利于物流的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
又如在158B.C.，弛山泽之禁，开放山林川泽，允许私人冶铁煮盐。盐，是中华帝国在武帝朝以后历代政府的官营商品和重要的税收来源。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和秦国就着意对盐业的销售或生产环节进行了垄断，以充实财政和打击缺盐敌国。而铁，也是铁农具和冷兵器时代当之无愧的生产和国防双料支柱产业。汉朝不禁铁，犹如美国不禁枪。军火不仅是暴利行业，武器可以私制、私有也是诸侯叛乱的一大助力。汉文帝大手一挥，将秦朝严密控制[ii]的国家垄断战略物资的生产和销售全部私有化了！实在令人咂舌。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汉廷无力拿出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直接生产并管理盐铁行业、满足不了全国对盐铁的需求，或许是当时百姓生活本已困苦，国家不敢再用质次价高的垄断产品进一步加大人民的经济负担。
而在175B.C.，文帝甚至允许民间铸钱，其无政府主义作风连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都要甘拜下风。虽然汉代货币主要是金、铜钱等硬通货，不大会发生太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但私人铸钱导致的铸币税的分散依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中央政府所不可能接受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由于四铢的汉“半两”，面值比金属的实际价值高两倍，而铸造工艺又较简单，盗铸必然猖獗。以文帝时期的政府规模，国家不可能完全禁止私铸，那何不索性卖个顺水人情，无可奈何地事后追认私铸合法呢？
在小面值硬通货条件下，盐铁更胜于铸币，是利润率最高的两大暴利行业。所以，从158B.C.开放盐铁私营到119B.C.前后的币制改革、禁盐铁、算缗告缗、平准均输，之间可以说是汉代工商业发展最快的黄金四十年。据《史记·货殖列传》，既不担任官员、没有俸禄，又不是贵族、没有封地租赋的民间富商们，至少在武帝时，有些已经拥有了比拟甚至超越千户侯的生活水平，以致于被称为“素封”。这些富豪大多集中在冶铁、煮盐两大暴利行业，其他还有铸币、行商和畜牧业，甚至出现了“贳贷行贾遍郡国……无盐氏出捐千金贷”的民间信贷巨鳄，在全国几乎所有一线城市开设连锁小额贷款公司，足以说明汉代的民间金融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 商人社会地位和社会风气的变化
随着巨商大贾的纷纷出现[iii]和财产的迅速积累[iv]，商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得以迅速增强，继而带动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同近代欧洲是相似的。即在汉代前期，财富日渐取代爵位，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羡慕，以至于“千则役，万则仆”[v]，穷人哭着闹着争着抢着要给富人当仆役。而过去有爵贵族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vi]这就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嫉妒，也会使其他持传统意识形态的人们对商人持有一种酸溜溜的心情。如《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长贫贱，好语仁义”，自己穷得叮当响，嘴上还整天标榜仁义（贵族时代的道德标准，如孟子，将“义”、“利”对立，最为典型），就是底层阿Q们的典型态度。相比之下，司马迁还算是比较中立的，仅用一句“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流露了重农态度。
同时，对财富的追求，也迅速在全社会弥漫开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没钱的卖体力，稍微有点钱的靠智慧，巨富之家则注视行情随时准备囤积居奇大赚一笔。富人受到尊敬的同时(“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穷人纷纷效法富人，将长久经商作为炫耀的资本)，贫穷也日益成为民众道德羞耻的对象。“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如果衣食住行不能自给自足，每年过年亲友凑钱聚饮时表现寒酸，没有比这更惭愧耻辱的！追求赞美财富的社会风气（“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孔子故里很多人纷纷弃学从商）甚至演变成了笑贫不笑娼。“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就是说，出去卖就是比做工来钱快，搞金融比商业来钱快，搞商业比工业来钱快，搞工业比稿农业来钱快，种经济作物比种粮食来钱快。这些在当时都已经成了天下公理。于是商业繁荣，百工振兴，以至于卖酒的卖醋的磨剪子磨刀的卖羊杂汤的甚至兽医都能成为富豪（“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锺。”），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此情此势下，爵位制造的等级和社会地位差异日益被巨额财富所冲破，贵族和官员们也就不再日日仰天长叹、抱残守缺，一旦有了招财进宝的机会（寻租过程），他们也纷纷开始追求奢靡，僭越无度。[vii]
3. 商贾豪强化后被政府打压
当民营企业做得太大太强，做得比中石油和中国工商银行还大以后，它们就具备了收买和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而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如齐地的刀间，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白通吃的地方豪强恶霸。《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他在白道则勾结官府（“连车骑交守相”），在黑道则网罗小弟坐地分赃（“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索隐谓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封君皆低首仰给。政府放松管制，富商大贾富得流油，豢养私人，无法无天，横行乡里，用钱财勾结官员，赎买权力，连高级贵族都要低头依附。这些对统一帝国权威的破坏，是帝国所决不能容忍的。而民间巨富兴起后，土地兼并大作，豪杰横行乡里，小农纷纷自卖其身，脱离政府控制而成为豪强家奴，豪强进一步封建领主化。汉代的赋是按人头收取，富商豪强对家奴数量隐匿瞒报偷漏赋额，也会损害政府的财政收入。
物极必反，当同政府并无血缘联系的“资产阶级”的发展渐渐危及普通百姓的自由和生存，特别是渐渐危及汉廷的财政收入和劳役来源后，拥有唯一合法暴力和最强暴力的政府就不会坐视，而必然要出手了。
武帝朝由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首，制订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严厉打击了天下几乎所有的巨商豪强，让他们中的大部分破产，充实了国库。虽然这主要是为了应付财政危机，但也有减小基层贫富差距、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制和保证政府独立性的作用。
[i] 《论积贮疏》：“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
[ii] 《商君列传》：“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以来，秦有限制私人企业的传统。而《太史公自序》：“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司马迁的祖先曾经为始皇帝时期的铁官，则大概可以认为秦代冶铁业是国家排遣官吏雇佣工人的国营产业。
[iii] 《货殖列传》：“此其章章尤异者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iv] 《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v] 《货殖列传》：“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
[vi] 《平准书》：“於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
[vii] 《平准书》：“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