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网友"大汉之风"(某宣扬大汉民族主义论坛版主)掌掴满族学者阎崇年美化满清历史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大汉之风"为此被拘留15天.24日"大汉之风"及其论坛核心成员又作客天涯杂谈接受网友质询,访谈整理被贴在了未名BBS上.
且不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仍然需要普及,也不说管理论坛兼经营汉服和相关盈利性服务的"大汉天子"此举有多少是义愤多少是炒作,也不说清军入关到底杀了多少人、康乾盛世中社会文化生活是如何得一潭死水，也不说阎崇年本人的满族身份和特殊心态，还不说由此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对立。由整理出的访谈可以看出，“大汉天子”及其论坛成员内心是由一股怨气的，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种道义上的崇高感，原因在于他们强烈持有的而很容易被忽视的基本论点：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是茁壮的；明末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是绝不落后于西欧的；满清打断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步伐，使得中国在方方面面倒退了200~300年；满清是近现代中国遭受苦难的罪魁祸首。并得出顺理成章的结论：掌掴大肆赞美满清功绩、掩饰满清在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罪行的阎崇年，顺乎民心，合乎良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随着史学界的努力工作，明代社会的喧嚣图景逐次展开，同清军大屠杀大奴役的黑暗愚昧越来越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联系到公元以来整个第二个千年，宋明两个汉族政权莫不经济发达社会活跃，而元清两朝一个把汉人当作二等公民、一个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封闭和落后。历史爱好者们大力研究种种史料，对宋明的推崇呼声日渐高涨。他们思考近现代中国的不幸，伴随着当然经济发展社会民主化的大势，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把责任归咎于外族或外族政权的思想潮流，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看，掌掴事件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
可按照这个逻辑，雅典的民主政治湮没了几千年，要把责任推在野蛮尚武的斯巴达身上吗？罗马初期形式上的寡头民主的衰败，也要把责任推在凯撒和奥古斯都身上？历史的逻辑不是这样的。一个事物出现了而存在不下去，必然有其内部的深刻矛盾，它与后来事物即使相似，要么形似而质不同，要么是过于早熟脱离了时代没有适合它生存发展的土壤。对这种事物的消亡，我们应该持一个吸收先进经验、吸取败亡教训的态度，而不是一味惋惜，一位“道义的愤怒”（马克思发明的短语。哲学万事之本，马克思也是伟大的历史学者，他不考据，但他领会历史的精神）。假使没有蒙元，没有满清，中国就可以顺利发展工商业、保护私有产权、制定宪法、推行工业革命了，进而继续引领世界大潮了？至少我们今天的共识是，不会。
因为原生型变革需要强大的变革动力，需要削弱既得利益者的势力，又需要朝野官民广泛的变革共识。一句话：需要变革的需求。历史上变革的失败，常常是变革需求不足的结果，而不是时势不能供给变革的基础物质条件。这种竞争压力需求，往往既是外生的，又是内生的。内生为主，外生促进。压力越大，需求越充分，变革越容易推行，进步越快。倘若需求不足，则激励不足，无以变革，即使强行变革也很难成事。中国老大于东亚两千余年，周围没有一个高级文明，导致长期在经济文化上一支独秀，缺乏同外界的交流，至少在外部激励上，是非常欠缺的。文明的碰撞，就像思想的碰撞一样，才能产生火花，才能产生伟大。内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要开新风，要完成由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这样的从头到脚由内而外彻底刷新的变革，还要比人家竞争激烈多元交汇的西欧北非更快更早，难。
当然，以上是一种感觉，一种猜测。将它科学化、模型化、逻辑化、完善化、丰富化，不正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几代学人的千古难题和光荣使命么~
附：
周其仁：中国经济衰退几率等于零
周其仁 @ 2008-10-27 18:05:01 阅读(4415) 评论(41) 引用通告 分类: 未归类
周其仁：中国经济衰退几率等于零
当未来很不确定的时候，有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当今这个世界，中国需要这样，美国恐怕也需要这样。回到被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去，才能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很有意义。
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
在座的各位都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见证人。我谈谈我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一些体会。
对改革开放，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从哪里来的，它应该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在当时，第一，人口数量非常多；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第三，我们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我们当然可以用宣传的办法，每天莺歌燕舞，说形势大好，但走进中国普通人民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问题。10亿人口，其中8亿农民种粮食，都不能让中国人民吃饱饭。1978年人均收入不到134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实物，粮食、柴火都算进去，现金部分只有二三十块钱。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只有一般的贫穷，这个力量还都不足以逼出一场改革。另外，中国一些局部地区、甚至全国较大范围出现了饥荒，这才逼出了体制的变更。
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提，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天灾占3分，人祸占7分，是政策、体制、作风出了问题，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当然威胁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稳定，所以就逼出一块小小的自留地 ——自留地所有权是公家的，使用权交给农民。所有在农村待过的人发现，同样的农民在自家地里的劳动和在集体里的劳动是不同的。所以这个好制度要扩大。要扩大还要靠逼。1978年，安徽、内蒙、贵州遭遇恶劣天气，面临饥荒威胁，这时候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就产生了。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为什么老能摸到石头？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收入没法提高，会没有人想办法吗？生活不能改善，会没有人想办法吗？中国底层不甘心，总会有人去试。
为什么1978年能开始改革开放呢？一个是客观实际“逼”着不得不做，是底层自发的活动；另一个是得到了上层的承认，提供了合法化的空间。早在1956年下半年，温州就已经有了农村包产到户的改革。但在过去，经常是底层应付困难的办法不容易得到国家上层的承认，很难合法化。不合法化，就不能持久，就不能变成制度。
改革开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得不做。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着不得不做” 的力量。中国所谓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都说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其实你到温州去看，计划体制下就已经有人在搞所谓“地下工厂”，问题是那个时候没有合法地位，今天打一枪后天就被抓起来了。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处于“被逼”的环境时，他会做一个反应，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以为只凭教条和书本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而是要从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吸取力量。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慢慢被国家上层结构吸收的过程。
我自己很幸运，30年前也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得到了回黑龙江参加考试的机会，从而可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到了北京，又遇到一个机会。当时党内一个开明人士杜仁生（音），他给年轻人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于是我可以参与农村改革的调查。中国这么大，底层生活这么丰富，南北方都有创造。下去调查，把调查的东西拿来，互相比较、鉴别，从中发现合理因素，然后先用短期政策承认，再把这个政策长期化，如果发现效果好，上升为法律、国家制度。这就是我体会到的改革。
现在回头看，这么一套朴素的办法，实际就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中国就走出这么一条路了。原来在教条的想法下，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公社、公有制，那就是全盘公有，归公的土地越多越好。斯大林的体制，是按照马克思思想让全社会成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生产。听起来是有道理，可以避免重复生产。可是一实践，发现有问题。一个是信息成本太高，搞不清楚无数的消费者需要什么东西。另外激励机制不够，中央计划机关下的命令需要很久才能传达到底下去。这样的话一层一层怎么管好工作？超级国家公司的模式，对付战争、对付法西斯很有效。到了今天，用举国体制集中精力解决一个问题有效，但要让和平时代千百万人改善生活，这个体制就没效。邓小平的厉害之处在于运转了超级国家机器多年。他曾经是中央第一线领导人，他知道信息成本之高。北方过去冬天没有蔬菜吃，要储存大白菜。这样的事情年年要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亲自批意见、亲自抓。没有高级领导人抓，这个机器就转不动。这种困难大家都感觉到了，但怎么走出来？就是要尊重下面基层的创造，大胆开放，把企业放进来，这些企业用不着层层请示，厂长、经理有自主权。基层总有些厉害的人不罢休，要求得到自主权。东南沿海属于“战争前线”，国家没有布多少企业，但是也总有一些厉害的人在工业、商业里打转，寻找机会，甚至以当时看来非法的手段改善生活、创造市场、抓住机会。邓小平的政策，就是从这里头发现的。芜湖的傻子瓜子，炒得好，邓小平文献三次提到傻子瓜子，就是不许党内左的力量去随便动它。现在回头看，中国从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解套出来，就是因为能够充分尊重地方、底层的实践。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总有厉害的人，总有不善罢甘休的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逐步得到国家上层结构承认的过程。
当然，这里头是不平衡的。我们的多种企业、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这些都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要看到，这个改革的进步是不平衡的，在别的领域，比如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地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
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最近大家都讨论困难，讨论威胁，讨论次贷危机、华尔街金融风暴，我们不应该只研究这个事件本身，而是要借机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抽象出来看待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迫”的力量。
中国经济衰退几率等于零
这几年，内需一直无法扩大，为什么扩大不了？居民家庭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而80年代改革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建立起来了。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从收入角度看，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了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国民经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外部冲击——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改革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逼迫”的力量就要来了。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解决民生困难，多创造政绩，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在座的哪位如果有机会从政，也是会这样想的。但是在现在的困境中，如果不做调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办法维持下去的。我国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就停止了，工人回乡下，这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很难完全摆脱这种局面。这当然是坏事情，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改革开放30年的角度看，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解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的减一减，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不能更多的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中国逼迫下的改革最终增强了国力，中国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尤在，这就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形成了政治共识呢？为什么最近在土地问题上有些重要的推进呢？有人认为国家重点工程需要拿地，政府要发展，也需要地。我的看法，还是要回到国民经济。如果顺风顺水，我们的改革很难往前推。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就逼出一个合力，可能会带来一些机会。中国不是日本，更不是欧美国家，中国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经济政策对头，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我大胆的讲出现衰退的几率等于零。不像日本，日本的政策很难摆动，大小河道里都铺上水泥了，河都改造过，农村都建好了，路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中国离这个阶段还早。大家从城市圈往外走，可以看到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能去投？谁有权投？而谁又有权转让这些资源？我相信今天这些问题跟30年前的问题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30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困难和威胁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为被形势逼迫，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这就有可能在困难的情况下逼出一条新路。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表达这个想法。今天早上刚刚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各位媒体朋友都很担心。我们不要那么着急，马上就进入细致的问题，现在是很好的回看30年的时机。我对30年改革开放的理解，就是逼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摸，你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过去因为落后，所以老是要跟着别人走，这是对的，今后也要学别人。但1840年以来，中国向别人学习的问题上，屡屡有错。毛主席讲过，为什么先生老是打学生呢？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建国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学。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苏联垮了，这条路走不通了。然后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不行了。后来我们发现，东亚模式最好，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认识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学美国。
这一次，美国出问题的机构中很多大行的行长，当年都是我们非常虔诚地组织队伍去参观、学习时的老师，请他们上课，听他们讲怎么控制风险。现在，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用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来建设一个大的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回到30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它自己走过的路，我们要开放、学习，但照搬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出了问题，是好事情，中国的机会来了。我们中国的心理已经成熟，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的说成是照这个还是照那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导致的困难，与30年前的饥荒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看，是大体正确的一条路。今天的困难，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谢谢各位！
（该文根据周其仁在中国企业家“回看改革开放30年”论坛上的讲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