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因为在大连工学院修完大学文凭，而且又是化学专业，所以从车间调到了厂子弟学校教化学。母亲在厂里担任仓库保管员，作为职工子弟，我和弟弟当然知道厂里生产的是什么。在那个部队是最好单位的岁月，厂里能和解放军搭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也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一件事。尤其想到母亲管理着那满满一仓库的子弹，而且还告诉我们她在厂里真枪实弹的试射过那些子弹，让我们简直眼红得无以复加。要知道，如果那会儿如果能让我看看真正的枪的话我绝对愿意拿三轮车去交换。
为了这，我不止一次的缠着母亲要她带我去她上班的地方玩，好亲眼看看那些神秘而威风真家伙。
这时，父亲说话了：还只晓得玩，就要开始去上学了咧。
那年，我六岁，托儿所是回不去了。
在被左右邻居称作“知识分子”的父亲谆谆教导下，我一早就知道了上学是件很神圣的事。那时我不知道“神圣”是个什么样子，反正每当父亲一说起就很认真，而我唯一知道的是我要开始做一件比“玩”更重要的事。我很纳闷会有什么事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比玩还要重要，所以带着对“上学”的好奇，在九月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背起那个新买的单肩黄色书包，牵着父亲的手，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了那个我听说了很多遍但却是第一次看到的地方-----“学校”。
在木子坳里面，厂生活区分成了三片，分别叫九公里，八公里和牌楼村。其中九公里是最大的生活区，甚至厂里的生产厂房也位于九公里的西北角那片。只听父辈们说起过九公里和八公里之间相距一公里的路程，至于牌楼村，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牌楼”，也不知道名字是怎么来的。而学校就在牌楼村的入口。听父母亲说，连接九公里和其他两个生活区之间的水泥马路也是他们进厂后才修的。如果从牌楼村去八公里，一直都还只能走山路。
家就住在九公里，所以去学校要从一个生活区走到另一个生活区，那段路对于第一次到学校的我来说显得有些长。
来到学校门口，发现学校的大门比托儿所的气派多了，门上一块牌匾写着“湘华机械厂子弟学校”。隐约记得字念得不全，因为有不认识的。本来学校里只开设了小学，初中，后来恢复高考后又开设了高中，每个年级两个班，除了用数字代表班级外，还另外叫甲班和乙班。比如二年级是1班和2班，那新来的一年级就是3班和4班，单数的班级一般又称之甲班，双数班级就叫乙班。后来农转非进来一批学生分在我们这个年级，但是数字排班已经被低年级的“占有”，所以就只能叫丙班了。
父亲告诉我，我被分在了28班，是乙班。然后跟着他一起去找我的教室。校园里很热闹，那时父母对小孩子初入学的殷切期望丝毫不比现在的父母亲差，都来参加我们的入学典礼。在这点上，很多七零后要感谢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也正是他们的父母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读书无用论”的谬误。
跟着父亲一起找教室时看到了很多在托儿所一起玩耍的伙伴，但是突然在一间教室看到平时玩得最多的龙海时，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挣脱了父亲冲进教室准备在他旁边的空位置上坐下。没想到父亲的一句话让我的心凉了半截：“你不是在这个班，龙海是27班，甲班的”
完了，最好的伙伴竟然跟自己不在一个班，怎么跟托儿所不一样啊。我有些恋恋不舍的从27班教室出来，然后跟父亲进了隔壁的教室。当看到别的几个好玩伴在这间教室时，龙海也被我抛到一边去了。“熊淼！疯老头！陈劲松！……”热情的跟他们打着招呼时，又发现还有住楼下，我们彼此父母都特别亲的郭洋和要跟我父母做亲家的那家的姐姐刘莉都跟我在一个班，我们在一起叽叽喳喳开了，新环境下一种莫名的兴奋。
读书的第一个班主任叫李玉莲，和父母也是宁乡老乡，短短的头发，脸上常带着笑，很清秀和蔼的一位年轻女老师。直到今天，每次在厂里遇到她时我都会跟她打招呼，出门在外很多年，她也一直都能叫出我名字，知道我一直把她当我的启蒙老师在尊重着
因为父亲读书多的缘故，亲朋好友还有左右邻居一直觉得我肯定也会读书，很高的期望应该会给小孩子带来压力，但是那时的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对于早已认识一百来个汉字的我来说，一年级的课程实在太简单了，语文自然是我的强项，算术也显得轻松。在那个时代，放学后家里还能有人为你辅导功课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求。大学毕业而且在学校当老师的父亲在这方面却是绰绰有余的，不过似乎我也没让他为我的学习操心过。每次考试前，母亲总会为我煮两个鸡蛋，然后笑着让我用一根筷子穿着吃掉，她说一根筷子代表了“1”，两个鸡蛋是两个“0”，加在一起就是“100”，讨个打“100分”的好意头。考完试成绩出来，住一栋楼的父母亲都喜欢拿着我们的分数来相互比较，而那个时候几乎每次我都会是双百分。然后在邻居们“到底是知识分子的崽，就是聪明些”的羡慕声中看着父母亲满脸洋溢着幸福。
为了表扬我的争气，父母亲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买台电视机。这可是比我拿十个双百分都更能令我高兴的好消息。要知道，整个九栋一单元只有龙海家有电视，虽然每到星期六晚上可以去他家里看电视是件很美好的事，但是自己家里也有了才是最美好的。
没过几天，父母亲果真从县城里带回了一台“天津”牌黑白电视机。父亲用铁丝做成了“王”字形的天线，用一根长木条把天线撑起，架在了楼顶的平台上，然后接好信号传输线，哈哈，家里终于有电视可以看了。
木子坳的西面是围住小山坳的群山中最高的一座，山的最顶端就树立着一座电视转播塔，那座山我们也就称之为“电视塔山”了。有了这座电视塔，电视上收看的节目特别清晰。不过到哪也只有两个频道可以收看。记得一个是一频道的“中央电视台”，还一个就是九频道的“湖南电视台”。
终于也轮到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人来我家看电视了。为了孩子的学习。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恪守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放假和放假的前一天晚上才能看电视，哪怕作为父母亲的自己再想看也不行。况且他们也要早起上班，那时候“夜猫子”只是用来说猫而不是指人的，厂里每到晚上九点以后就算是夜深人静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电视台开始播放那部引得祖国大陆万人空巷的《霍元甲》。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不用上课，回到家急急忙忙把家庭作业做完，然后就是缠着做饭的父母要他们快点开饭。狼吞虎咽的扒完饭，弟弟就迫不及待的要我开电视-----因为他还太矮，踩在凳子上也够不着电视开关，而我早已熟悉电视的开关和换频道，还有调整电视上自带的两根天线该指向的方向。清晰的画面出来我们就忘却了其他一切，连还在吃饭的父母都会把广告看的入神而忘了夹菜。
当“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歌声响起时我和弟弟通常会大喊一声“《霍元甲》开始了！”似乎怕楼下的伙伴会忘了用以提醒他们似的，而楼下每每也会他们同样的叫喊声算是回应。于是，我和弟弟开始很大声的跟着电视里音乐的节奏用宁乡的口音唱起粤语的歌，还不时耍出两招自创的招式，兴奋得就像打了鸡血似的。没有任何剧透的每周两集，每集之间短暂的几条广告是能让人看得心潮澎湃并且意犹未尽的。而等到第二天见到朋友同学，昨晚看过的剧情肯定是进行争论和探讨的不二话题，几乎能把整个剧情再从头至尾完整的复述一遍，甚至一遍还不足以解馋，然后淌着口水期待下个星期六的快点到来。但是只有一个人是例外-----龙海。那个大反派“龙海生”算是让他无辜的背了不少黑锅的，后来初中时他想要家里人为自己改名字是不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留下的后遗症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霍元甲》结束后接着播出的《陈真》，还有《霍东阁》这一系列剧集时，他倒也很热衷于跟我们一起讨论了。
今天，很多人说起《霍元甲》都会谈到当年多么的喜欢看，不过发生在学校里的另一件事大概也能证明我们的为之疯狂，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教语文的班主任李老师正好教了我们一个新的汉字-----甲，而那天布置的其中一个家庭作业就是用“甲”组词。到第二天交作业的时候，甲乙两个班的所有学生全被打了个叉-----因为大家不约而同全是组的同一个词-----霍元甲。然后所有同学都第一次知道了一条“真理”-----人名是不能作为词组的。
看到霍元甲被毒死，陈真为师父报仇雪恨后在一片枪声中腾空跃起，似乎也被杀害的大结局。然后在父母亲：像霍元甲一样不怕艰难困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教导下，终于迎来了第一学期的期末会考。那年冬天很冷，下起了大雪，正好课本是以陈毅元帅的《红梅》作为结束：“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红梅不屈服，树树立风雪。”懵懵懂懂中似乎也感受到了点那种意境。
老师，家长都很重视这次考试，而且说这次会考有点难，甚至专门花了一节课时间来为我们加油鼓劲，让我也意识到了这场考试的重要。经过一天的“比拼”，最后成绩出来了。数学因为粗心，一到原本做对的题在写到试卷上时却写错了。语文100，数学98的成绩让我只能排在年级第二，第一名是班上那个总跟我争第一的女同学周锐，她的数学比我仅仅高出一分。不管怎么样，三好学生我是拿到了，所以也丝毫没有失落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放寒假了，而且父母亲要带着我和弟弟回老家宁乡去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