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电信人的两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ZZ

  
写东西时搜到的
我也举一下我身边的例子，我们公司有两个老总，一个是文革后的第一波，可惜出国呆了很多久才回来，在十年前是很让人羡慕的，现在不行了，他的同学都已经是各省移动电信的老总副总了，差距越来越明显。另外一个忘了是哪一年了，出国呆了几年，不过回来之后一边在学校当老师，一边在公司当技术大拿，同学在运营商熬的也出头了，基本也是各市运营商的一二把手了。人生啊，命运啊。现在在写本通信求职的书，不停的看资料，越看越范晕，我都不知道如何建议应届生的求职。
写作本文的这位前辈改信佛了，也不知道该说啥
  
第一、二章
  
献辞：
  
身口意皈依顶礼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您让我了明生命的意义；
献给八八电信的所有同学朋友，你们使我的生命有所值；
献给我的父母、内人张玲、我女儿Florence、我的佛友和合伙人宋总，各人福报不同，是我的累世修行使我能有你们的无量支持，从而获得选择道路的自由。  
  
序和提要：
  
八八电信的同学自1992年毕业以后，大家的职业生涯基本上走了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作为正式职工为电信系统的国营单位工作，第二条道路是在国内或国外为私营企业（主要是欧美背景的大型通信企业）工作。14年来，随着通信市场形势的变化，这两条道路上的同学也经历了起伏的过程。在国营单位的同学，虽然起初因为资历较浅而境况不佳，但数年后陆续获得了职位的提升和相应的待遇的巨大提高；同时，自21世纪以来，走第二条道路的公司白领同学却因制造业公司竞争激烈、通信市场投资饱和、IT行业的自身特点、IT行业的人才过剩等原因而渐见职业危机。在此情形下，第一条道路的优渥待遇和稳定的收入反倒令人艳羡。如何规避潜在危机，在进入中年之前有一个提升和突破，这个是摆在每一个第二条道路上的同学面前的问题。于是，第三条道路开始浮出水面，也就是经商，做投资人和企业主的道路。本文试图分析第二条道路的职业危机，并探索开启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和方法。
  
目次：
序和提要
第一章     八八电信人的两条道路
第二章     两条道路性质的不同
第三章     1992年以来两条道路的历史
第四章     第二条道路的危机及其成因
第五章     工程师的可能出路：第三条道路
第六章     如何开启第三条道路的探讨
跋：我的第三条道路
  
正文：
  
第一章     八八电信人的两条道路
  
所谓两条道路，指的是我大班同学自1992年毕业以来走的不同的两条职业途径（Career Path）。事实上，刚刚毕业时，除了继续读研的同学以外，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同一条道路上：也就是在学校和邮电系统的分配下，到各个国营单位去工作。这些国营单位包括邮电部所属的研究、设计、规划机构，部属制造业公司、工厂，部属贸易机构，部属工程公司；各地电信局，以及各地电信系统所属的研究、设计、规划机构，制造业公司、工厂，贸易机构和工程公司等。
由于对所分配单位的不满意，以及北邮人的自信 -- 如果不是自傲的话，走第二条道路的风潮早在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所谓第二条道路，就是在私营企业 -- 主要是欧美背景的电信制造业大公司，也包括中国的民营企业 -- 做从事技术工作的雇员（工程师）的道路。走第二条道路的同学，就比例而言，以在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的为多，其中又有很多为了更上一层楼，出国留学移民，远走美国、加拿大，在当地为电信企业工作，主要仍然是做工程师。
  
第二章     两条道路性质的不同
  
为国营单位工作和为私营企业工作，其性质是有很大不同的。虽然同学们对此非常明了，我仍然愿意对此进行一个细细的分析，因为这对研究我们的career path有着概念性的重要意义。
第一、一个最本质的区别：私营企业是属于该企业的资本家和投资人的，而国营单位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人民的，是公有的。因此，私营企业属于少数的一些资本家，他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该企业的管理、运营、人事有最终的、不可挑战的决策权，而企业的雇员，或曰打工仔，是以获得工资为代价为该企业服务的。雇主阶级和打工仔之间的合作是以雇用合同为基础的，而就雇佣合同而言，雇主阶级是拥有相对或绝对主动权的。除了欧洲个别福利国家以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雇主都有在有理由或无理由的情况下立即或事先通知之后在短期内解除雇佣合同的权利。
国营单位属于国家，而国家不是属于某个个人，而是公有的。因此，就所有权而言，国营单位的每个官员、雇员都是该单位的所有人之一。即使高到党的总书记，对国家财产也只有暂时的支配权、经营权和管理权，而没有完全的、永远的所有权。所以，国营单位上至总经理，下到一个勤杂人员，只要他是单位的正式职工，他们在所有权这点上就是平等的。他们对单位的资源都只有暂时的支配权、管理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只不过由于职务分工不同，掌握的资源不同而已。老总也许能掌握整个公司，而一个勤杂人员可能只能支配一个传达室和一些清洁工具。然而就所有权的意义而言，他们是平等的。这不仅仅是党的宣传，也是现实。由于有这种平等，由于大家都是为国家工作的，所以管理层和中下层雇员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而是同志，他们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这是一个没有所有人的公司，而大家都彼此不难为。
因此，走第一条道路的同学，至少从所有权的意义上来说，对其企业有更强的拥有感，如果他思维正常的话。而走第二条道路的同学，怎么做都是在给资本家打工。
这里有个概念要分清：第二条道路的同学会说，我从公司获得配股，当然也就是公司的所有人了，一个电信公司职工可并没有电信公司的股份啊。其实这里的逻辑是：电信公司从上到下，谁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有控股公司，也是国营的。这就是平等。而资本家的公司里面，根据股份的多少，而有所有权和说话权的高低，当这种差距巨大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忽略。你作为一个工程师根本参与不了公司决策，也没有永久雇佣关系的保证。你得一千股，资本家手里的却是一万倍、十万倍。所谓配股，只是白人和犹太人玩弄的一个伎俩，一个诡计。
第二、中国的国营单位一般不能随意解雇正式职工，除非在后者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一个员工即使业绩不彰，只要考勤符合要求，对其处理顶多是调换部门，减扣奖金等等。对于因病无法工作的员工，解雇被认为是不人道的，他们常常可以拿国家工资在家长期病休，也不会失去工作，只要单位财务上有这个支付能力。而私营企业的员工，其工作没有永久性保障。在他个人或其所属部门不能为公司带来值得的效益的时候，甚至在仅仅是公司想减少雇员的时候，他就可能面临解雇。解雇之后对他和他家庭的财务上的打击，公司只能分担一小部分，政府依据其福利政策可以给与资助，但这些帮助当然是有限的，远远不能补偿失去工作收入的损失。
国营单位工作的稳定，显然和上述所有权的问题相关：公司并没有一个所有人，所以国营单位担负了一部分福利的职能。而雇员跟领导在所有权方面的平等性，又决定了领导不可能有权力去随意解雇雇员。一句话：大家都是吃国家的，只是谁多吃谁少吃的，为什么你可以多吃，我就不能？
第三、国营单位职工的业绩风险远小于私营企业。请注意这里的逻辑：我不是说国营单位职工可以偷懒不干活，也不是说私营企业员工不能稍有懈怠。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国营单位，有为青年也想做出成绩，获得提拔；在私营企业，工程师们也可以上班聊天、煲电话粥、打游戏。但是国营单位的业绩风险的底线是非常低的，如上述，只要你大面上过得去，哪怕顶撞领导、经常缺勤、人浮于事，常常也不会影响到基本的固定的收入；而私营企业的员工就很不安全，他们常常仅仅因为干活不够同事优秀就遭解雇，这个是国营单位正式职工不可想象的。
国营单位正式职工的收入与单位和个人业绩的相关性比私营企业要低。Again，这仍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说国营单位大家干活不干活都拿一样钱，也不是说私营企业没大锅饭可吃。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还是上述所有权的问题。企业不归任何个人，所以根据企业的效益而调整奖惩的迫切性就比较低。大家都是为国家工作的，给谁多了，给谁少了，都不合适，最好是论资排辈。
再具体描述这种相关性，我们说：仅就在工作领域（不包括人际关系等）的表现而言，私营企业员工的付出-回报的因果关系比较良性，所谓多劳多得，而国营单位差些。我再说，这是比较而言，不是绝对的。
只要有"正式职工"这说，无论搞什么考核，什么标准化，什么淘汰机制，这个情况都不会在国营单位改变太多。而八八电信同学凡在国营单位的，都基本是正式职工，我是个例外（我的旅行社挂靠西藏电信国旅）。人是一种本性好吃懒做的贪欲动物，很明显，就敬业而言，私营企业的员工是比国营单位正式职工强的。反过来看，前者就不如后者过得轻松，时间长了也不好。
第四、国营单位正式职工的位子易出难得，而私营企业进出自由，加上所有权的问题，导致国营单位的关系成本较高。国营单位本来就因为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只出不进，人一旦放弃"国家正式工作"就很难回来；特别是电信部门，由于工作有终身保障、收入高而稳定，就连进去都很难，更不要说出去了还想回来做。所以在国营单位工作，对定力和恒心的要求比较高，要能忍。由于大家都是正式职工，又不能轻易辞职，国营单位里面的人际关系就成了一个必须对付的难题。一旦得罪了人，大家仍然必须长期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会非常难过。虽然工作是稳定的，恶劣的人际关系可能妨碍你升迁，影响你官运，在中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恶俗文化下，这是致命的问题。由于上述所有权的问题，大家都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在考虑官员选拔的时候，并不那么直接地考虑他在专业方面能给公司带来的效益，而更多地着重在他的关系能力，也就是要能跟大家搞好关系，维护好这个官僚利益系统。相比之下，私营企业的人际关系本来就相对简单，对于人际关系（而非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又比国营单位小，加上人员流动大，调整空间大，关系的成本就不高。
第五、就电信业而言，国营单位有强大的政府撑腰，在市场上不仅有财政优势，还有垄断实力。特别是那些运营商中的官员，他们不仅待遇好，收入高，走到哪里还被供货商们殷勤腐蚀着。这种待遇不错还到处被人逢迎的工作实在是好的很。
第六、国营单位官员的个人生活自由度比私营企业的同行要低。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国营单位的后面是党，整个系统还是比较刻板的。它对道德，至少强调程度上是很高的。而国营单位的福利性质也决定了单位可以过问个人生活。而私营企业是付钱雇人的，雇主和雇员之间只是商业关系，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雇主无权也无兴趣过问员工的私生活。一个简单的数据比较就可以说明问题：国营单位官员的离婚率肯定是远低于私企员工的。这不等于说所有官员都是忠于家庭的正人君子，只是说明他们的私生活自由度还是有个限度的。
第七、只要是官员，一般来说就有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这种收入有风险，但是获得并不费力。这个部分，我在下面章节里面还要细谈。
  
第三章     1992年以来两条道路的历史  
  
我们在北邮面临毕业的时候，几乎所有同学都可由甚至必须由国家分配工作。一来，我们赶上了国家给大学生分配工作这个制度的尾巴；二来，当时国家的电信基础建设仍然薄弱，政府出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对通信建设做了大力投入，我们赶上了所谓通信建设大发展的时代，因此当时的通信人才，特别是北邮毕业的通信人才是非常紧缺抢手的。可以说，我们一毕业就被国营单位抢光了，根本不需要象现在的大学生那样挤进人山人海的人才交流会为了一点微薄的工资摇尾乞怜。
然而这铁饭碗的第一条道路并没有把大家留住，相反，投入到第二条道路的趋向早在毕业分配期间就已经开始露头。我归纳八八电信人投入私营企业（外企为主，包括民营）在时间上来讲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就发生在毕业前后，其起因主要地是对毕业分配所去岗位的不满意。这一波持续大约一年到一年半左右。在这一高潮过去，大家的工作状况相对稳定之后，后来还有投私企的第二高潮，但那次高潮的起因则是侧重在私企的较高待遇上。所以这两次高潮稍微有这么一点不同。
那么对于分配的不满主要来自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是对被分配到非电信单位的不满，以定向委培生为主。这些同学很有道理地认为在非电信单位发展不大，而且好不容易来北京上学，却要回到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于心不甘。
第二是对被分配到的地区不满，以很想留京的同学为主。当时毕业的时候，我们有所谓指令性计划的说法，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最低限度满足各省通信建设的人才需求，规定该省毕业生中必须有部分或者全部回去由各自电信管理局分配在当地工作。人跟人不一样，在一些同学很满意在家乡生活，并向往做一个在地方电信局说话有份量的官员的时候，颇有另外一部分同学追求大城市的生活和发展机会（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中的很多现在很后悔）。根据人性的普遍特点，来自地方大城市的人对回去工作的抵触一般不大，有的同学甚至想都没想不回去的选择；而出身中小城市和农村的同学，则希望留在京沪等大城市的比例比较高。这里有要"证明自己"的成分在内。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情况，也就是出身中小城市和农村的留学生比例非常高。
这两类同学早在分配结果下来的时候就想着跳出国营单位、到社会上自由发展了。
第三是对其新工作本身的性质或者待遇的不满。这种情况多发于报到上班以后。据我所知，很多同学一开始的工作就是看机房，单调不说，感到自己受到了冷遇。外系甚至还有当邮车押运员的。此外，我们作为刚毕业大学生，接触了先进的电信知识，但是单位上那些搞载波出身的老同志们虽然学术落伍，计算机也不会用，却总压我们一头，我们当时年轻气盛，还不懂得"论资排辈"的妙处，有的同学就心中郁闷，意求他图。国营单位僵硬的管理，老套的制度也跟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的学生感到不适应。待遇方面，刚毕业大学生收入低，分房乍一看也是遥遥无期。综合上述，很多本来意气风发分配到国营电信单位工作的同学却因为期望和现实的暂时反差而对单位丧失了信心。
出于以上各种动机，我们有同学仅仅在单位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有的则仅仅去点个卯，通过走关系把工作辞了，或者硬是一跺脚跑掉，更有的连报到都没有去，连一天在国营单位的经历都没有。这些同学除了个别留在各地的以外，主要地是留在北京找事做。这期间这类同学里面有北京户口的是几乎没有的，北京同学大多仍然在各自的待遇凑合的单位忍着呢。没有户口的同学，在当时户口限制很严的情况下，只有从小的民营企业开始他们的"北漂"生涯。后来，他们有的为了户口也为了深造而重回北邮或者去其他学校上了研究生，其他没有读研的，则通过在小型民营企业工作积累经验，后来到待遇更好的大型民营企业或外企工作，并通过某些途径解决了户口问题。
这是毕业初期的情况。在这一波过去以后，有个相对稳定期。我们同学的大多数仍然在国营单位，准备干几年再说。其他的读研的读研，在小民营企业的同学也踏实了下来，珍惜这个自由的机会，努力向老板展示自己的能力。这批第一个走了第二条道路的同学，因为户口问题，至少在当时，显得很苦，也没有那些有北京户口的同学在择业方面那么轻松。他们因为没有户口，不得不走了一些曲折的路。
八八电信同学离开电信部门而投私营企业做工程师的高潮应发生在1994到1996年，就是毕业后的二到四年期间。地点主要是京沪等大城市，目标主要是外企和华为等大型民营企业。如上述，这一批人主要是因对这些大公司的优厚待遇的追求而选择抛弃铁饭碗的。在这个时期，同学们的待遇并没有太明显的提高。虽然比照社会上的其他行业，我们有稳定的高收入，但是外企和华为的高薪和更有挑战性的生活对二十几岁的我们来说是太诱惑了。更何况电信部门不是哪里待遇都好，比如研究机关的一些部门、受到进口产品竞争压力的一些电信工厂就效益不彰，那里的同学只有清汤寡水可吃。此外，在这个时期，国营单位的同学们要么是度满了在其单位的服务期，要么是为剩下的服务期交的违约金已经可以自己负担，要么则通过在单位建立起来的关系搞定了这个问题，他们出来的阻力大大减小了。
与此同时，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华为这样的大型民营企业正赶上国家对通信设备的大举投资，其业务突飞猛进，收入成指数地增加，急需大批电信人才。为了招揽到像样的技术人员，他们开出了在当时我们看来是天价的工资和补贴，以及相关的优厚待遇。这种待遇与国营单位反差之大，至少在北京而言，实在是诱惑巨大。举例来说，我92年在邮电部北京设计院的月收入（工资加奖金和补助）平均是一千元，到94年约为两千元，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是相当高的收入了，而且收入的增长也很快，两年就翻倍，可是当我听到过士军同学在摩托罗拉一个月最多拿到一万八千元的时候，又能怎么想呢？当单位要我交一万五千元违约金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掏了，用我剩下的五千元存款买了西服和闹钟，雄心勃勃地投了外企。
我在朗讯时代，最多一个月工资加出差补贴拿到一万元，我们出差必进当地最好的酒店，没有五星就住四星，没有四星就住三星，条件差点就住套房。这在当时普遍居住条件差的情况下，也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是现在的小年轻们不理解的。出差时随便打的报销，电话的使用也没限制，我常常在酒店跟各地同学煲电话粥。我们还利用报账搞腐败，形成一种无形的灰色收入，用这个机会签单从酒店的商店给父母和女友免费搞东西。当时外企的办公条件也比国营单位好得太多。
大批的通信专业人士就这样从电信系统的各单位流失进了外企。他们收入颇丰，赚得盆满钵满，趾高气扬，志得意满，俨然洋买办。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深知跟外企抢夺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它的待遇基本是比照外企的，所以它也吸引了大批人才。
北京籍的同学（不算毕业后分配留京的外地同学）仍然在国营单位工作的，比起投了鬼子的，可能都算是少数了。
虽然94-96年是咱们同学投外企的高潮，这个过程其实一直持续，97/98应该还颇有几人，后来才稀疏了，但直到今年仍然有发生。
其实通信事业的投资高峰、同时也是外企的用人高峰，总共持续也没有几年，大约从1992年到1997年的样子，就看你赶上没有了。九十年代的最后几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外企里面的光景没有以前好，纯搞传统通信的公司情况更一般，思科这样的网络暴发户的时代开始了。从外企更上一层楼赴海外留学的人是有的，但是比例上看并不多，我看主要原因还是外企把人养得太舒服了，大家也不需要再去为了"证明自己"去吃苦了。外企的收入增加放缓，逐渐进入了持平阶段。
这个时期的国营单位，由于自身效益的增加（发大财的毕竟是运营商），以及咱们北邮人的优异能力，在电信口工作的同学的收入待遇也在比较快地提高。这个时期为运营商工作的同学应纷纷有了职务级别，主要还暂时是科级和副科级。总的来说，他们的待遇还是有限，但是提高得很快。这里还有一个动向：北邮同学由于能力强，在国营单位内部自然地从效益不佳的单位和岗位逐渐流向待遇高的单位和岗位，比如从研究部门、学校到运营商，从纯搞技术到销售、市场等部门等。发展到现在，应该大部分都在跟运营相关的待遇好的要害部门了。
九十年代最后几年，留在国内的八八电信同学的工作又相对稳定下来了。想去外企和华为的都走了，而能在国营单位忍到现在的人，再忍N年也没问题。大家在接近三十岁，拼了青春之后，做任何大的变动的代价都很大了。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亮点是一些同学往美国和加拿大的留学和移民，这个过程应该从1996年成规模的开始（以前零星的不算），在98年以后的几年达到高潮。其中，由于留学对年龄的敏感度较高，以留学身份去美国和加拿大的较早，我98年28岁出去已经几乎是末班车了。而因为年岁变大，又有家庭拖累，后来去加拿大的同学大多是办的技术移民，这样付出比较少。其中也有落地后在当地读书的。在加拿大生存不太容易，当地同学以北邮人的才干，最后大多谋得在不同规模的电信企业上班。所以去美国和加拿大的这帮为数不少的同学基本上算是走第二条道路的，他们面临的问题跟国内的私营企业的同学们类似，但也有特殊之处。
进入21世纪，这几年的情况，我粗粗总结来说就是：国营单位的同学们逐渐媳妇熬成婆，待遇直逼私营企业；而外企的光景却有点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活儿加重，工资不多增加，造成事实上的收入下降（比如过去干一份工得一万，现在干三份工得一万二），这在传统类通信企业里面更加严重。思科和Juniper这样的公司在网络时代还能提供给员工上佳的待遇，但根据我在美国思科的体会以及跟凌毅等中国思科员工的交流，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毕竟它也是IT界的一员。
这种情势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简单说，数年来，各家外资通信企业在中国市场血拼，为了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设备。这场争斗真正的赢家只有运营商们，不管他们分成几家，其实还是一家，就是党领导下的通信服务提供者。在"八国联军"自相残杀，杀价、赊账、甚至白送试用的大背景下，运营商很快就使通信业成为一个过度投资和过度建设的产业，以仍然较高的垄断价格，从十几亿用户那里捞了个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民营的乃至半民营半国营的通信企业通过与外企的竞争，走出了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只有大刀长矛的窘境和对进口产品的恐惧，制造出了合格的产品，也抓住了外企的弱处。在这点上，华为做得极其成功。通信行业的特殊性，造成了政府倾向摆脱外企，而把订单尽量塞给中国人自己的企业。
结果就是，外企们血拼一场，没赚到多少钱（这是相对的，意思是他们没有赚到期望赚的那么多钱），最后发现自己辛苦多年，还有被拒之门外的风险，想在"中国的世纪"在十几亿用户的中国电信市场分一杯羹越来越困难，真是进退不得。
同时，从消费者身上以高价榨取的巨额利润养肥了运营商。如前述，国营单位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所有人的，那么，有钱就花，大家快活。这些年，从办公条件到职工待遇，电信部门都做了很大改善。与此同时，随着老一代退休，文革期间的高教缺口（gap）给年轻一代北邮人提升的机会，国营单位的同学的职位继续稳步上升。发展到今天，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熬了出来，做到了副处级。其相应的待遇除了很高的现金收入，只需缴纳几万元费用的住房，公车或者汽油，还有因为权力的提高而获得的其他收入。
写到这里，有人会说，现在社会以人为本啦，管理透明化啦，制度化啦，进设备不能一个人算，需要投标啦。我想说，只有泡在美国N年没回来的人才相信这个。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只不过跟鬼子这样吹嘘。其实，只要国家的根本不动摇，她的文化和基本制度不动，官员的行为永远是那样的，而且不会减少。这甚至不是官员自己能够决定的。在地方电信公司工作的同学，手下动辄就好几百人，众星捧月，上面有领导，社会上跟各种人打交道，其实是身不由己的。我相信，咱们北邮同学大多心地善良，不会主动怎样，但即使按照主流社会的通行潜规则做事，灰色收入也是不可避免的，不收都不行的。这也只是我关起门来说的话。而且话说回来，也许官员的这类收入和我们商人的收入相比没太多质的不同，都是一种交换关系。
一个副处级的运营商中的官员的年收入各种加起来会是多少呢？我觉得就算最保守的估计，也不会低于20万人民币，还要加上在住房和车方面获得的相应利益以及其他各种福利。一般来说，京官缺钱，地方官缺权，所以表面看在京的电信官员可能收入低些，但是他们跟地方上的互动会给他们带来补偿。
如上述，伴随这份优厚工作的是永不被解雇的保障，这就跟为私企工作的"白领"工程师们的变得不那么优厚而且没有永久保障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对比。而这个对比还在加剧。我将在下一章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原创]八八电信人的两条道路和第三条道路：第四章
[本来想一气呵成的文章，却被国庆/中秋期间的应酬耽搁。连续两次跟我的"父母官" -- 阿里地区某县委书记打牌（我的西藏户口是他办的，为玩双重国籍用，故曰父母官）。招呼我的张总用意大概是因为我不会打麻将，好让我输钱给书记吧。我不大在乎输赢本身，而是这种经历，人就是这样磨出来的。]  
  
第四章     第二条道路的危机及其成因
  
八八电信人的第二条职业道路（即做私营电信企业白领雇员）的危机指的是跟第一条道路（在国营电信企业作官员）相比，这条career path上的同学看不到未来持续提升的动力，相反，他们工作的稳定性都成问题。往后二十年看去，感觉到一片迷茫和不确定。这种危机会随着中年的到来加剧，直到与"中年危机"合流。
第二条道路的危机可以依其重要性归纳为三个侧面：职业危机、行业危机和地位危机。下面我来具体分析每一种危机的成因。
A. 所谓职业危机，指的是IT行业"吃青春饭"的职业特性，使得私营企业的工程师乃至销售人员在年龄变大、接近中年的时候，开始感觉力不从心，其竞争力/薪水比值与刚毕业的大学生此消彼长，从而很容易成为公司裁员的牺牲品，随着年龄和经验增长反倒危机感加重。
"吃青春饭"的行业特点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变化以及新知识新技术对老知识老技术的相对较低的依赖性；一个是通信工程师入门的相对容易。
通信技术自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以来，是成指数曲线高速发展的。它发展得越快，新老知识之间的相关性就越低。我们再深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他工业如机械工业、土木工程没有这种高知识淘汰率呢？为什么在其他行业，一些老知识具备永久的技术价值，使得掌握这些知识的技术人员"越老越值钱"呢？从本质上看，通信做的是信息的传播，而信息本身是无形的。无论你怎么去传、利用什么介质去传，只要能在接收端把它以一定的准确率还原，通信就完成了它的任务。不同的是，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的对象是实体的材料，万变不离其宗。
所以说，通信工程的灵活性非常地强。只要满足信息传播的需要，就不拘形式，而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可以在与过去的方式关联性很低的情况下诞生。如果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效率更高、准确性更好，一旦可以批量生产导致价格下降，旧的方式就会遭遇立即淘汰。载波被光传输取代；机电式交换被程控交换取代；传统通信被IP-based通信取代。一个对前一类技术很少了解的工程师，只要学好了新技术，可以毫无困难地胜任他的工作。我们还可以在工作中看到很多反例。
再来分析通信工程师入门容易的问题。相信我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同学都看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我在朗讯工作的时候，就看到通建（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派的安装工程师里面竟然有学文的，是靠关系进来的，人家照样可以干活。在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不客气地说，几乎是个中国人就是"电脑工程师"，非常滑稽。很多文科背景的人，去社区学院学个编程的certificate，就到IT业公司上班了。我在朗讯亲身经历一个联大毕业的不学无术的小人却被上面看作是专家，加上关系走的好能够两年连升三级。难道通信工程的技术含量低、工作简单吗？当然不是！想想上学时学的那些公式吧，什么香农定理、傅里叶变换，想想那些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的发明：蜂窝移动系统、VoIP！那么为什么是个人就可以干IT呢？
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要从专业分工说起：通信技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在研发，而研发当中技术含金量又主要在研究（research），其次才是开发。八八电信走第二条道路的同学几乎没有服务于研究领域的。他们绝大多数归于以下几类：销售代表，销售工程师，市场工程师，运维工程师，技术支持工程师，安装工程师，开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这些职位的入门技术要求并不高（学历和资历要求是另一回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国内情况来说，外企的研发基本上在外国，只有在近年才有在国内建立研发中心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使到了今天，人才还是很容易流向外国的。外国的生活环境好，工资待遇也高，也满足本质上崇洋媚外的中国人的自尊心，所以有研发能力的年轻人外流严重，在国内工作的也不安现状，外企在国内设立的研发中心究竟前景如何还很难说。在九十年代中期大批同学投外企的时候，更是连类似中心都稀少，仅有的如贝尔实验室中国分部，又要求博士学历，而北邮有类似学历者如果真要离开国营单位和学校，不是随便就去美国了吗，还跟你起腻干什么？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那里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密集，号称天上掉块石头都能砸死三个博士，做上研究工作的恐怕是其中佼佼者。北邮毕业的不再是跟国内的同行竞争，而是放到了世界的更大舞台上。加上博士学习的漫长和其间的不稳定，那些希望早日在美国立足的同学往往会放弃读博。
加拿大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以我浅见，可能是世界的研发中心在隔壁的美国，加拿大的研究土壤不是很好，所以在那里做研究的机会不多。
国内大型民营企业华为的情况又如何呢？我在前面章节中给华为不少正面评价，但实事求是地说，华为的技术有太多"拿来主义"的成分。它同样是开发 (development) 可以，研究 (research) 一般。它有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但缺乏称得上是科学家的人。一句话，从研究成果到市场效益的周期太长，投入太大，风险太高，所以这不是中国典型的急功近利企业如华为所愿意搞的。
综合以上，第二条道路的情形是怎样的呢？总结来说就是：
- 知识更新快，老知识很快就变得无用；
- 新手很容易入门；
这就注定了，IT工程师甚至销售人员都是吃青春饭的职业，是属于年轻人的。工程师们如果没有及时提升或转行，当年龄渐大的时候，就会走入尴尬和危险的境地。
每次新技术的出现，都有一批"老人"被无情地淘汰，即使不被淘汰，也往往成为被怜悯照顾的对象。我们在国营单位里都见过这类老同志。他们没有当上官，一辈子做工程师。当电脑冲击我们的行业的时候，他们几乎一夜之间成了无用之人。比如我在设计院时看到，除少数一两人外，处里的老同志都几乎不会用计算机。当图纸用计算机绘制、概预算用计算机编制的时候，他们从业务上就完全成了多余的人，他们的载波、微波、机电交换的知识对年轻人来说也变得毫无价值。可是当分钱的时候，单位还要把大头留给这些为通信事业贡献了一生的老同志。年轻人不服也无可奈何，老工程师们的尴尬可想而知。他们不是前车之鉴？
新技术不等于是简单技术，绝对不是。接受新技术需要两样东西：求新的头脑和足够的精力。三十岁的人在这两方面都不如新秀们。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实践经验，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填充新知识，可是那些"有经验"的人，在这个日新月异的行业却因为大脑被固有知识填满而缺乏求新和创新能力，人类的共通惰性又使他们倾向固步自封吃老本儿；年轻人记忆力好、思维灵活、反应快，适合学习，人过三十脑力就下降，到了中年更是迟钝；而且，年轻、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人，是有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的。我们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难道没有体会吗？尤其是男生，都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熬夜干活儿的经历，这对当时的我们毫无困难。听说华为的年轻工程师们有的甚至打地铺睡在实验室，醒了就工作，困了就睡，吃住在公司。现在的我们，即使没有家庭，有这个体力和精力这样跟年轻人一起玩吗？听说北京的"上地开发区"在深夜还有出租车排队接技术人员下班，里面又有多少三十以上的呢？
当国营单位的老工程师们可以厚着脸皮忍到退休，继续拿电信部门的高额退休金的时候，私营企业的同类却远没有这种奢侈。无论外企还是民企，光拿钱不干活都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业绩就意味着淘汰。大公司那些当上managers的人物可以靠嘴皮子过活，比如他们可以设法搞到一个什么也不干却能找到名目存在的部门或者职位，但工程师在这方面就比较困难。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由于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通常情况下工资都是只涨不落的，私营企业的资深工程师们往往是拿着高薪，却又不具备对年轻同行的明显优势的。这意味着，当裁员潮到来的时候，他们往往是挨刀的对象。这已经在美国得到了证实。换了我们自己是资本家也会做同样的事，毋庸置疑。白人和犹太人垄断着这些公司的财富，他们虚伪地欺骗员工，通过宣传和少量赶不上他们收入零头的工资和配股，使其中相当多数的工程师们迷乱在公司的强大和"慷慨"上，错误地把雇佣方公司当作他们自己的家，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自己立业之所在，去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去增加白人和犹太人的财富。代表强大的西方的白人公司无形中又满足了工程师们的虚荣心。我们同学中不是仍然有这样的人吗？我在杂志上看到有关一个索尼-爱立信公司的销售的报道，说这个人如何言必称索爱，看到别人用其他厂家的手机就不高兴，逢人就宣传索爱的产品，热情溢于言表。作者说，万一哪天他不在索爱了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非主公在梦中，实公在梦中耳！"或者 "either he is mad or you are!"
另外一个挨刀的对象是中低层管理人员。所以说，在私营企业工作的人，即使做到了manager，也是不安全的，为什么呢？大型企业都有冗员过多的问题，在市场环境下，它们会经常"瘦身"，裁并部门，这种时候，中下层managers就很危险。而一旦失去工作，按照IT行业的特点，离开技术工作一段时间的 managers想回头做工程师往往也是求而不得的，而各个公司的底层经理往往是从自己人中提拔的，鲜少从外面雇佣。所以在美国有种说法，就是 managers虽然挣钱多，但是失业之后比工程师困难得多。
基本来讲，私营企业（外企和民企）的官员/经理的人数比例远比国营单位少。原因很简单，第一是因为私营企业是纯市场化的，跟含有福利功能的国营企业不一样，上面不需要那么多经理，工资多还造成效率低下，所以就没那么多位子；第二是因为私营企业员工以白领为主，本身人数就不多，当然管理人员也就少，而从同样是白领大学生的同类中出人头地当上经理管人的难度就也相对比较大。如果说在电信部门（特别是地方上），北邮人是跟其他背景的人竞争的话，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外企和民企里面，我们却是在跟同样优秀的人竞争，难度可想而知。
B. 第二条道路的"行业危机"主要是来自"新经济"本身的特点。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谓新经济，主要地是IT业驱动的。这个行业在技术上发展迅速，其开发成果投入市场的周期非常短，从业企业依靠日新月异的技术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丰厚盈利。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IT业的飞速跃进超过了人类固有的经验，令人瞠目结舌。它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高速演进，投资人和从业人员的短期致富，也有不断升级导致的惊人的浪费，甚至还有对社会文化的冲击。  
近年来通信产业的高利润毋庸置疑地显然是来自不断的推陈出新。制造商以一个以前没有的新的技术、运营商以一个以前没有的新的服务投入市场，在一个短期内获得暴利。当这个技术、这个服务获得普及和大众化之后，暴利时代过去，制造商和运营商就会以再次推出新技术、新服务来谋取下一轮暴利机会。如此循环往复。
现在我们这个行业的情况是：推陈出新乏力。这在人们习惯了IT业的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更加糟糕。大家永远在议论着"增长"，"新技术"，"突破"，相信着从自己的手机、电脑、音乐播放器到交换设备、蜂窝网络和增值服务都应该每半年就更新一次。狂热的IT风潮已经变成了一种宗教。这使得IT从业人员的创新压力空前巨大。这两年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没什么新技术推到市场上，于是人们就只有在各种英文缩写名词上做文章，玩儿些概念，去欺骗自己、客户和大众，因为大家都习惯了听新东西了。为什么沦落到跟诗人比玩弄词汇的地步，因为这个行业的建设已经饱和了。
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见解，而是大家的共识。8814班的冯雷是精辟地概括了这个趋势的同学。今年8月，我从西藏下到北京，赶上中暑发烧，仍然拖着昏沉的身体去找老和。他拉我去了家上岛咖啡店，问我吃什么，我热得什么也吃不下，冯爷就宽和地说：那就先不吃吧。大约半小时后，凉快够了，胃口也上来了，我们吃了饭，后来竟然还躺在咖啡店的长座椅上哥儿俩对面儿睡了个晌觉。在这次会面中，冯爷说了上面的话：通信行业已经因为过度投资而饱和了。这有点象征意义：我们两个都不在这行里面了，所以就在这闹市睡得着觉 :-)
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八十年代末期，电视片"河殇"里面不是都批评了我国超低的电话普及率吗？好像据说是世界的后几名。我们这边儿（川藏）比较严重，听说那时成都的电话经常打不出去，好多港台商人都吓跑了。在这个时候，咱们入学并且毕业了，开始大干。那阵儿北京的电话初装费曾高达七千块。一部入网"大哥大" 炒到三万元。可惜很快的，到了95/96年，已经有地方电信局以佣金为代价发动职工推销安装固话了。八十年代晚期出现的呼机，刚开始时是财富的象征，后来很快消失了，风行不过十年。手机看起来有很大做头儿，但现在是到了全国人民人手一机甚至二机的时代了。
任何相信某种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在中国不用政府干预就长期获得暴利的人，都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傻瓜。中国文化是一个趋同文化，什么都是一窝蜂。所以一个市场一旦形成，它的饱和就不远了。中国很快就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电信网。
Question is: What is NEXT?
市场饱和之后，暴利时代不在，制造商们吐血杀价，勉强维持，连华为都开始居安思危地开拓海外市场，更不要说那些外企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第二条道路的同学应该问问自己，公司还能愿意付给你高薪多少年？
电信业者如同草原的饿狮，到处寻觅着下一个暴利突破口。他们现在在念叨3G。这种迫切性到了病态的地步。这次我从成都飞来拉萨时，在机场买了本IT杂志，里面有个人说，某公司的手机产品试图突破手机的便携性和屏幕小的矛盾，做到既便携屏幕又大。这种弱智得不如三岁幼儿的言论怎么能堂而皇之上媒体呢？这个文章实际上反映的是业界的一种普遍的无奈。他们就快接近靠幻想过日子了。
大家看3G，无非是想让上网和移动业务联姻。这里有多大的做头儿？手机要便携，肯定是要把屏幕做小。而手机的便携性在中国这个拥挤的、业务量巨大的空间里至关重要。所以手机是不可能搞大的，除非用外接屏幕。外接液晶屏幕很重，还需要充电。那么假如技术发展到了我们可以生产与16开杂志大小重量一致的液晶屏幕，以及极轻的便携式电池，并配有轻便键盘或者那种光电式的"虚键盘"，使得手机可以通过接口attach在这个大屏幕上，通过3G/4G上网，是不是就突破了呢？不会。跟打电话用的手机的普及不同，3G/4G推行的移动上网的用户基础是很小的。跟手机话音业务的廉价相比，上网费用也无法高昂。想一想：多少人需要随时随地上网？多少人愿意花3G/4G的高额费用上网？谁愿意投资上述昂贵的便携式屏幕和电池上网？试想一个普通公司的普通生意人，他要从北京出差去上海客户那里。在北京的办公室和家里，他可以通过ADSL上网；在机场、上海的宾馆，他也可以通过廉价或免费的wireless LAN上网；他在上海的客户的办公室可以让他上网；出去谈业务，他也可以在星巴克通过免费wireless LAN上网！他大概只有在这些地方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网络资源的地方才需要3G/4G的覆盖，问题是，这对他而言恐怕也变成了一种毫无必要的奢侈了。有哪些公司会给员工配这个？
如果把它变成时尚，价格就不能高。因此，结论是：即使我们需要高速无线上网，也无法做到暴利！而此类高速无线上网是无法跟以方便为目的的手机结合的！它只能脱离手机，打打便携式电脑的主意，所以把它当作手机协议来推就也太滑稽了。
那些想靠搞高速网络从老百姓那里搞钱的人还有一个思维误区：跟美国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人们会与家人朋友去餐厅吃喝、打电话、打麻将。可以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成年人花在上网上的时间是很有限的。网络在中国主要是做什么用的？恐怕是给平均30岁以下的网友打网络游戏和找一夜情用的，而这两者都是社会上比较无聊的青年做的事情，他们占所有青年的百分比应该不高。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有做头，就是企业、办公室内部的IP电话网络。实际上徐晓同学就是做这个的一个代理商。我猜，围绕这类产品做事的同学的工作应该还是不错的。
一句话：IT业的路越走越窄。如冯爷所说：依靠过度建设的电信平台做点儿别的倒还不错。
C. 最后说说走第二条道路的同学的地位危机。该危机有国内和海外共通的部分，和海外同学特殊的部分。
中国人文化是一种恶俗的攀比文化，中国人的生活追求是"出人头地"，所谓"效益不错，手下管几个人"。但是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走第一条道路的同学在电信、移动、网通里面都做上了官，待遇不错，手下管的从几个人到几百个人不等（比如四川的黄奎同学先后在金堂、资阳电信局当局长，手下就有数百人）；而在外企做事的同学，很多仍然是工程师，那些有manager头衔的，也很多是光杆司令，做再好的，顶多也就是手下管几个人了。民营企业如华为由于工作压力大，那些青春不在的同学流失走了好几个，象艾伟同学这样一路做到VP的算是孤立例子了。
想想看，再几年就四张儿了，还要亲自当碎催给资本家干活儿，闷着头一点一点地做那些具体工作，而圈子以外的同龄哥们儿姐们儿出息点儿的都是前呼后拥了。这不是一个舒服的事情。
相对来说，国内的第二条道路上的同学的地位危机感应该比国外的要轻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既崇洋，更崇拜受过高等教育给外国公司工作的"白领"阶层，这是一；无论洋买办还是土财主，只要有钱者就必受国人之崇拜，而外企的收入从今天来看仍然是高的，这是二。
"白领"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它就象"传销"、"快餐"、"博客"等其他很多外来词汇一样，在中国本土就完全变质化、异化，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 当美国人把"快餐"当作垃圾食品、临时凑和才吃的廉价食物时，在中国它却变成了某种高档次生活的体现；在美国，博客是平常人随便自己写写的网络空间，朴实而自由，在中国它好像成了名人明星的做秀场，必须是"狼以上的品种"才能盘腿一坐的蒲团；同样，"白领"的本意是有文化的、不从事体力劳动的脑力 worker。worker这个词被异化为"工人"，它的本意是"工作者"，没有体力脑力之分。到了中国，脑力和体力的两种workers被强力分开了，前者叫作白领，后者叫作工人，而白领有了"高收入"、"时尚"、"高生活品位"的含义，这是一个典型的外来词汇被中国的恶俗文化强奸的例子。
所以中国的"白领"比海外的"白领"的社会地位要高得多。
在美国语汇里面，White Collar只是一个职业分工的不同。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词。跟"蓝领"并无地位的高下之分。西方社会尊重个人，只要一个人自食其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受到尊重，在社会上所有人至少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一个园丁可以坦然地跟科学家一起在滑雪俱乐部同玩；一个服务员对总统夫人照样不卑不亢（希拉里-克林顿就因为在酒店大堂高声打电话被服务员请出酒店）。这是一个没有中国那么多等级观念的社会，而我们的祖国却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社会。所以海外的工程师享受不到国内"白领"那样的受人尊敬和崇拜的特殊待遇。
另一个被异化的概念是"中产阶级"。它的本意是收入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通常从事专业工作的人士。但是到了中国，它跟"白领"一样，变了味道。这里的原因可能还是：中国的专业人士的收入在社会阶梯中处在高的位置，而西方的同行则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
然而今天，美国和加拿大的工程师们能够跟医生、律师乃至代理商（agents）并称为"中产阶级"吗？不，他们不配，因为就雇佣关系和收入而言，他们其实跟无产阶级"蓝领"阶层是在一个层次的。中国的IT工程师可以雇保姆、雇小时工、天天在外面餐馆吃饭；美国的IT工程师（除了那些在互联网泡沫中发财的暴发户）雇不起保姆、雇不起小时工，也没有在外面吃饭的奢侈。他们必须自己学会做家务，亲自洗衣、做饭、通下水道、铺草、种花、修理电器、刷房、拖地。他们每天都在研究如何省钱，和如何DIY（不花钱雇人而靠自己做事）。他们在圣诞节过后夜里三四点爬起来排队去买廉价清仓的产品。他们乐此不疲。你们谁羡慕国外，我就给他两个大嘴巴，因为一个怎样优秀的人，都能沦落到天天研究怎么省一元钱两元钱的地步！我昨天打牌输了一千多人民币，如果换了硅谷工程师，会一夜无眠。他们吃几块钱一顿饭也要AA制！这种生活品质不低吗？这种"中产阶级"跟无产阶级在境况和格局上的区别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他们也就只是：工人。而在IT业好景不再的情况下，据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情况和相关报道，IT业"中产阶级"堕落到下层沦为无产阶级和失业者的风险加大，而提升到资产阶级的机会越来越小了。
华人出人头地的愿望在海外大公司里面不容易得到伸展。能提拔上manager的华人数量比较少。其实道理不复杂：语言关过不了。咱们IT业的中国人的英语是很差的。而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行为方式跟语言密切相关，英语不好也就意味着性格和行事为人跟美国格格不入。这种人是很难当经理的。由于女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化顺从能力比男人强，所以华人中女性manager的比例比较高，但是华人女人毕竟是华人女人，一旦当了官，就给人一种很俗气的印象：她们对白人笑脸相迎，有时让我觉得就差脱裤子了，对华人却很严厉；她们当个P官就忘乎所以，在楼道里大声说话，这在美国是没有礼貌的行为。
上面我总结了走第二条道路的同学们面临的职业危机、行业危机和地位危机。今年我们的年龄是35/36/37岁，不几年就步入中年，而这些危机很可能跟中年危机结合并放大。所谓中年危机，指的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在青春已逝之后由于没有相应的提升和可持续个人发展的前途，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的财政、职业和心理的危机。很多人就是在这人生的中间被夺了志，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想象一下吧，到了40岁、45岁你还在做着工程师，要么手下无人，要么是带几个对你构成威胁的小年轻儿，裁员潮到了，你上有老下有小，老人有病，孩子要上私立学校，你一把鼻涕一把泪，拖着上级的袖子乞求留在公司的机会。白人和犹太人吸干了你的血汗，却无视你往昔的业绩，决意要把拿高薪却因脑子不好使而不出活儿的你象一张擦屁股纸一样地遗弃。
随着年龄的增长，第二条道路上的同学在职业上的主动性就越来越小了，而仰人鼻息的情况却加重了。而一旦中年失去工作，想一想：谁还会要你们，你们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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嘈什么吵？再差的学校也有牛人，再强的学校也有渣子！别人牛不等于你牛，别人差不等于你差！ 靠学校的名声能吃饭么？  就算能，那是你的本事么？你好意思么？别的比你牛的人就因为没有上个好学校就要被你踩？
     是北邮人就不要靠别人，自己踏踏实实做好学问，学校声誉不是被吹上去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那些废寝忘食学习的猛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了，圈子变了，关心的东西变了，话题也变了
加班、出差、加薪、跳槽、炒股、体育锻炼、同事关系……尽在职业生涯版
http://forum.byr.edu.cn/wForum/board.php?name=WorkLife
  
  
※ 修改:·wxkawxk 于 Apr 13 15:23:28 修改本文·[FROM: 202.96.33.*]

  
呵呵，说这么多其实基本可以总结为几句话，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清楚的
这么说吧，选择不同的道路就是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不管你选择哪条路都有好处都有不好的地方。
国企里也有几十年如一日，蝇营狗苟过活的小科员。大型外企里也有什么活不干，专门养老的白头发打工仔。只要公司不倒，公司就养你，甚至养老制度比国企强很多。
  
当年去国企的不是少数，当上老总的没有几个吧；更何况今非昔比，十几年以前北邮的大专生出来好好干也能当个人才，可是现在北邮的硕士出来还不是求职海洋中很平常的一个沙粒；
国企现在也理性，企业都很理性，国企业不缺有本事的人，不是去了国企的人就能由虫变龙。人有本事去哪里都是一条好汉。
  不管怎么说，选择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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