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1)

    ——评《公开的情书》
    作者：阮铭
    
　　《公开的情书》是一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独创性的作品。它写于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个乾坤颠倒的年代，已经以手稿和打印稿在一部分青年中流传。今年在《十月》杂志发表后，青年读者的反映绝大部分是积极的，认为作品鼓舞了他们“前进的勇气”，“象一道理想的闪电拨亮了心灵中将要熄灭的火焰”。但也有人认为，作品是写“三角恋爱”的，“文艺刊物根本不该发表什么情书”！我以为，作者写出一部同时引起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的作品，比写出一部毫无反响的作品要好得多，说明他的确抓住了某一部分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所以，我首先要向《公开的情书》的年轻作者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
    
　　这部作品所以能够引起青年读者的热烈反应，因为它是真实的，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的社会现实，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真实典型，而真实是文艺的生命。鲁迅说得好：“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公开的情书》向我们发出的，是真的声音。这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一群没有被“浩劫”压倒的青年的灵魂的呼声。作者采用的艺术体裁是新颖的。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间（一九七○年二月至八月）的四十三封书信，不仅形象地描画出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一代青年怎样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而且满怀激情地抒写了他们对于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勇敢探索。作者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因而没有去追求故事的情节，而把心力灌注在表现主人公们奔腾澎湃的思想感情。而书信的体裁，正好给奔放的思想感情提供了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呈现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现在有些人一提起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就摇头，甚至称之为“失去的一代”。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在长达十年的“风暴”和“浩劫”中，无论青年、中年、老年，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有的堕落，有的前进；有的害人，有的被害；有的沉睡，有的惊醒；有的颓废，有的奋起，并不能一概而论。《公开的情书》塑造了两类青年的典型。一类是童汝和石田，在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黑浪中随波逐流，是失去了灵魂的骗子和市侩。一类是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可以说是惊涛骇浪中涌现的“思考的一代”。作者着重揭示了这一类青年在探索前进中丰富的、复杂的、痛苦的内心世界，这是十分可贵的尝试。今天二、三十岁的一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能力如何，对于未来中国的命运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功能，就是塑造激动人心的艺术形象，促进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生长，担高一代新人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公平的情书》的作者们显然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在肯定这部作品的正确方向的同时，也要指出它的不成熟不完善之处，这是为了同作者和读者们共同研讨，使作品的优点和积极作用得到更集中的发挥，使缺点和消极作用得到克服。
　　现在我们从作品中的人物谈起。
　　女主人公真真，是作者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正象真真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她有一颗真诚的、勇敢地追求真理的心。即使在黑暗得令人窒息的重压之下，她的身上还是引人注目地放出古典的革命传统和浪漫的未来理想相辉映的灿烂光芒。她是年轻主人公中最纯洁、最真诚、最善良的一个，象水晶一样透明，在自己内心最痛苦最愤怒的时刻，也不忘记向周围人们伸出善意的手。她是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的战争年代里诞生的革命后代，吮吸革命的乳汁长大，血液里渗透了父辈们的革命信仰。她的生活有过一个美丽的开端。正当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对科学的热爱，为建设强大社会主义祖国献身的理想将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变为现实的时候，道路中断了。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把她从高干家庭和名牌大学冲到社会底层。父亲被监禁，姨父成了“反动权威”，自己成了“黑帮子女”和“精神贵族的臭小姐”，由于反抗受到镇压，又被打成“二月逆流”伸向群众组织的“黑手”。她在被批斗中不肯屈服，逃出专案组的监视，奔向祖国大江南北的壮丽山河，以真诚和善良的心获得了新的朋友，同时也遇到了以虚伪报答真诚。以自私报答善良的骗子和市侩。
　　真真的思想性格是矛盾的。有坚强果敢的一面，象阿坝高原冰天雪地里她看到的那朵小黄花一样，“生长在风雪呼啸的高山之巅，是这样坚强、勇敢、美丽，充满蔑视冷酷环境的豪情”，这种豪情使她在横暴恣肆的淫成逼迫下不屈服；使她在蔑视知识的愚昧环境里不沉沦；俺她在泪花迷离的痛苦中还能看到“理想世界的闪光”，心中燃烧着“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对大自然的最纯美、最强烈、最深沉的感情”。同时她也有软弱消极的一面，当遭到骗子、恶棍、市侩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摧残以后，她暂时失去了前进的目标，“眼前灰蒙蒙的一片，脚下是肮脏的尼泞”。她感到迷惘，渴望改变，但不知道怎样行动。
　　这样的矛盾性格，在男主人公老久身上同样存在，却没有表现得象在真真身上那么鲜明。作者似乎有意把老久塑造成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一个强者的典型，让他比真真高出一头，成为真真的引路者。然而作者在这一点上是不成功的。老久的艺术形象显得不象真真那样丰满，精神境界也不及真真。据老嘎向真真介绍，老久是一个珍惜时间，拼命读书，醉心科学，忘我工作，决不迎合时髦浪潮，有坚强内心世界的思考者。但从老久自己的大量书信中，我们的印象却是矛盾的。他的确有强烈的信念、坚韧的毅力和昂扬的气概，无论学习、工作、游泳，都勇往直前，不避艰险，“有逼人的进攻的锋芒”，这是老久的强者的一面。同时他的言行给人以不舒服的狂傲的感觉。他议论很多，有一些精辟、大胆的见解，但有些失于空泛，感情夸张而不深沉。真真具有的那种从革命父辈身上获得的献身精神，正是老久所缺乏的。他对家庭、对同志、对爱人、对群众，都缺乏无私的热忱，有太多的戒备，给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看来他对这一点没有自觉（也许连作者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虚无主义地对待一切古典的传统的东西，并且劝老嘎在艺术上不要受真真的影响，因为她“太古典了！”我们对古典要一分为二，有封建的、官僚的、洋奴的、买办的古典，这是应当唾弃的，应当铲除的；有科学的、进步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古典，这是应当继承的，应当发扬的。老久没有分清这一点，他的世界观太狭窄了。老久的经历在那个年代要算是顺利的，称心的分配、良好的导师和学习条件，使真真读他的信时心中浮现出一个踌躇满志的“现实的宠儿”的形象。但这还不过是表面现象。老久本质的弱点，是漂亮话下面那颗狭窄的小市民的心。他志大而量小，口口声声痛斥庸人，自己身上却拖着一条庸人的辫子。老久最爱的是他自己，最不能忘怀的是“一个社会下层的小人物所受到的耻辱和蔑视”！他渴望出人头地，当然不是象童汝那样凭政治投机，而是凭个人的刻苦奋斗。谁哪怕无意识地有一点挡了他的路，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他也要刻骨铭心地记住。只因为家里和邻居合用一个电表，母亲劝他把四十瓦的灯换成二十五瓦，他就“象野兽似地发作”，大骂母亲“庸俗”！甚至一开始同真真恋爱，就抱着患得患失的虚荣心：“我要小心，不要输，败在一个女孩子手里太不象话了，要把主动权夺过来。”“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对另一个人的征服”！这多么缺乏现代青年对待亲人应有的平等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这里难道不是流露出老久的灵魂里正包藏着他所抨击的小市民的庸俗么？
　　老邪门是作品中思考的一代的精神领袖，他的气质同老久相近，是老久的事业和爱情的指导者。他也有坚定的信念的顽强的性格，似乎比老久更能冷静地思考问题，同时身上也存在老久一样的庸人气息。他一面宣称要“冲破宗教教义、偏见和各种传统观念”，一面又用救世主的口吻说教。他自以为在宣布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却不小心地说出了早已过时的陈腐观念。他的某些思想说教带的上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色彩，轻视群众，轻视妇女。甚至他认为最理想的真真，在他和老久这些“光明的给予者”面前都是低能的。尼采自诩太阳，给予人们光和热。老邪门也说真真“将从我们的思想能给她多少光明来判断我们的工作价值”，并且指示老久“和她见面的主要目的，是对她的内心世界来一番彻底的改造！”他心中没有群众，只有庸众，自称“属于我自己的只有高傲的思想。我冷淡地应付一切，我唯一的愿望是人们少来打搅我。”
　　老嘎的形象塑造得亲切感人。这个真诚、热情、深沉的青年艺术家，气质上同真真接近，并且无私地爱着真真。由于父亲在美国开饭馆，他备受歧视，他的热爱祖国、献身人民事业的感情遭到践踏，心情抑郁地走着一条崎岖的路。正象真真描绘的那样，纵然两旁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他总是背起画夹顽强地前进着。“路是多么长、多么长，多么难，多么难呵！”然而他的耳边回响着朋友的声音：“无论如何不能中断前进。中断或停顿就意味着消沉，而消沉就是灵魂的死亡。”于是他更加勇敢地前进了，重新开始心儿的歌唱……
　　小说就是在老嘎的前进的歌声中结束的。
　　我们应当感谢年轻的作者们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年代里创作出这样一部格调高昂的作品。不管作者塑造的这几个正面主人公的典型还有那么些严重的思想缺陷和性格缺陷，他们都还不失为思考的一代的真实典型。因为这些缺陷本身也是真实的，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作品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作者对于正面主人公的缺陷并没有清醒地察觉到，特别是对于老久和老邪门这两个主人公的某些庸人气质和狂诞言论，似乎采取了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在他们头上不适当地绕上了拉斐尔式的灵光圈。
　　第二点不足之处，是作者未能塑造出思考的一代中更高的典型。真真曾经引用赫尔岑的一段话，把老久比做“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力求洗净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起来的子弟身上的污垢。”真真（也可能包括作者）对老久的这种过高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从整个作品来看，无论真真和老嘎，或者老久和老邪门，都不是思考的一代中最完美的典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就是心离人民太远。在第一封信（老嘎致老久）的末尾，有这么一段话：
　　
　　“在这笼子似的、静静的山谷里，栖息着十多只异乡的鸟：有北农大的、清华的、南开的、武大的、川大的……他们生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却又生活在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里，这是怎样一种‘再教育’啊。”
    
　　这段话很值得深思。为什么要自比异乡的鸟，而不是水中的鱼呢？当然，林彪、“四人帮”摧残教育和科学，把大学毕业生驱赶到山谷里去，让学物理的去卖酱油，让学数学力学的到火葬场去抬死人，荒废所学的专业，这是极端反动的措施。然而人民群众终究是历史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在要成为民族的精华，就必须同人民群众在一起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和思考。为什么“乡村小镇中学的教书匠，在学生眼中，在整个社会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可怜虫”呢？即使一部分群众暂时有这种愚昧观点，难道不可以改变么？为什么不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去做做启蒙工作呢？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青年主人公们同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感情交流，包括生活在“真正的底层”的真真，也从来没有谈起过她同人民的心灵的接触。这不能不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为什么作者没有能够创造出更高的同人民心连心的知识青年典型？难道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典型么？难道在那个年代不允许青年同人民群众接近么？并不见得。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最黑暗的年代里，许多觉醒的男女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同中国国土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劳动和生活在一起，懂得了中国的国情的人民的心，他们不但从书本中，而且从人民的实践中吸取思想养料，思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更加认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迈开坚定的步伐走上讨伐“四人帮”的战场。这样的人，才是“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我不是说作者一定要写讨伐“四人帮”的英雄，而是说作者塑造老久那样自诩要“改造社会”的英雄形象时，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他高高地悬挂在远离人民的九天之上，而应当把他放在人民之中进行活动和战斗。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没有让自己的心灵同底层人民的脉博跳动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只要是人民居住的地方，不管是七十年代的农村，还是刀耕火种的桃花源，都不应当是新中国青年的“异乡”。离开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前进的最根本的动力去思考祖国的命运，这样的思考只能产生不结果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