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想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2)

    对理想和爱情的探索
    
　　大家知道，通过作品主人公们的爱情矛盾或公开发表“情书”来反映社会生活的重大主题，在文学史上是常见的。列宁赞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写了罗普霍夫和吉尔沙诺夫对蔽拉的爱情。大家也知道，鲁迅发表了他同许广平的“情书”，名曰《两地书》。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正确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富多采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也就是恩格斯说的巨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塑造了肩负俄国革命未来使命的新人典型。因此博得列宁的称赞。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解剖了笼罩中国几千年的黑暗势力，探讨了向旧社会作战的战略，他们都透过爱情揭示社会关系的本质，因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
　　《公开的情书》也是这样，它没有低级趣味，四十三封书信的基本内容，是男女主人公们对于青年普遍关心的理想、爱情、科学、艺术和祖国未来命运的探讨。作者正是透过这种思想探讨，揭示出这一代青年丰富的内心世界。至于这些探讨本身，有正确的部分，也有不成熟、甚至谬误的部分，这是我们要加以分析的。
　　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毁灭了整整一代青年的理想，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以为男主人公老久说得对：“动乱的年代提供了比稳定时期更多的机会，使一批有能力和才智的人迅速成熟了，开始从个人生活小圈子中摆脱出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对祖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迅速堕落下去，把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利益当做自己生长的养料，取消了一切道德约束，贪婪地攫取地位和私利。”就是说，大动乱没有也不可能毁灭一代青年的理想，只能促使青年队伍分化，使一部分人堕落，使另一部分人更坚强。《公开的情书》的思想意义，正是反映了在那个动乱年代里，这两部分青年对待理想、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把希望寄托于在艰难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新的一代。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并没有简单化地去追求他们的外部表现，而是着重揭示他们内在的两种对立的精神境界，显示出作品的思想深度。
　　老久、老邪门、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是大动乱中始终保持理想光芒的那部分青年的代表。对于他们，“有理想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正是人的本性，人的天职。”即使在最沉闷、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们也“从未放松过工作和学习，从未忘记贫穷、落后的祖国到底需要干什么？”他们的理想遭到过践踏，象真真，“从小就接受的信仰，在别人高举的皮鞭中被抽得粉碎”了，但这是理想的受难，不是理想的灭亡。在林彪、“四人帮”的铁蹄下，他们不屈服，不沉沦，把被踩熄的理想火把重新点燃，勇敢地探索继续前进的道路。
　　然而，“通往未来的路在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重大问题，真真和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老朋友们持比较郑重的态度，没有轻易得出确定的结论。还有老嘎，虽然意识到必须行动，必须前进，不能停顿，不能消沉，“向前走啊，向前走就有路！”但也并没有看清目标。自以为看清了目标，自以为手中掌握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真理，自以为找到了通向祖国富强的道路的，是老久和老邪门，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和为理想而奋斗的旺盛精力，这是值得钦佩的，这部作品所以能够激励青年读者前进的力量就在这里。然而他们得出的许多格言式的结论，却未必是准确的。
　　在林彪、“四人帮”践踏科学文化的年代，老久和老邪门坚信科学的力量，高度评价“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我们的祖国必须跟上时代和科学发展的脚步，并且自觉地肩负起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的历史使命。这样的理想和行动是很可贵的。但是真理哪怕在同一方向越过一步，就可能产生谬误。正是二十世纪初量子力学的新发现，导致俄国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去相信寻神论和造神论。我们从老久和老邪门的某些言论中，也看得出某种“信仰危机”的反映。
　　他们宣称要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同的“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他们把自己的“理论”思考成果比做“扎在海底岩石之中的柱石，不管风暴多么猛，浪涛多么大，那些被巨风吹散的船只能靠到这里拴住他们的缆绳。”这就是说，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探索创造新的理论“柱石”，去吸引那些在大动乱中失去信仰的人们。青年人应不应当有这样的勇气呢？我想是应当的。因为这个大变动中的世界，使整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处于大发展的前夜。这个发展理论的伟大历史使命理应由新的一代来承担，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理论探索需要的不光是勇气，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实事求是精神。
　　据老久说，他们的理论探索道路，是“从立志学科学，到文化革命中思考现实，又由现实思考到理论、探索到哲学，最后又回到科学。”而这个循环，是在学生宿舍里沉溺于书本和抽象讨论中进行的。结果是“思想上一个接着一个的突破”，他们把理论的“突破”看得太轻易了，似乎既不需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以往理论的历史发展，又不需要广泛地、深入地考察当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就可以凭“灵感”和“激情”宣布“这个时代已经把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抛到后面了。”“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他们自己手中！
　　老久他们的理论探索的结论是：“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在他们看来：以往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过时了！不能解释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了！这里用得着二十世纪现代科学伟大先驱爱因斯坦的话：“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中国的年轻一代要攀登理论高峰，应当既勇猛，又虚心，要敢于冷对那毫无道理的诽谤攻击，又善于向先驱者学习，象鲁迅提醒的那样：“不要只用力于抹煞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
　　老久说：“走向虚无主义是当代青年的思想潜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老久们自己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潜流的影响。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虚无主义，不能完全责怪青年，这里存在历史的原因。除了林彪、“四人帮”高举的皮鞭以外，象真真的哥哥那样的僵化思想，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说什么“《马克思传》，其他伟大人物的传记，还有鲁迅的杂文，已经净化了人的灵魂”，还不是把马克思和鲁迅变成“牧师”，把他们的著作当成符咒和经文了么？真真这样的青年就是由于高举的皮鞭和僵尸的说教对过去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要克服这种“危机”，只有通过创造性的深刻研究，用新的见解，新的知识，新的事实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答现代实际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应当被“抛在后面”的，不是马克思和鲁迅，不是生气勃勃地同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一道前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真真的哥哥这类荒唐的“传教士”！对于“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的观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是，为了严肃地进行这种探讨，还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分析能力。而为了提高思想分析能力，除了学习现代科学以外，还必须学习前人的理论和科学成就，学习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只有这样，思想理论的探讨才能够结出丰硕之果。
　　在年轻人的精神生活中，理想和爱情常常联系在一起。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就有多么纯真的爱情。《公开的情书》正是透过对于理想和爱情的不同的追求方式，分出了两类人。真真、老久、老邪门，老嘎是一类，童汝、石田是又一类。作品通过真真同童汝、石田的感情决裂，反映了两类青年世界观的根本冲突。
　　童汝是在文化大革命动荡中趁势飘浮上来的渣滓浊沫，一个把理想、事业挂在口头，不择手段地追逐名誉地位的“精神流氓”，他可以为了不断地满足私欲出卖一切。参加搞整人的专案使他获得地位，伪装同情又使他骗得被害者真真的感情，最后无耻地要求真真去同她根本不爱的石田结婚，然后和他保持一种谁也不知道的情人关系。这样一个虚伪、肮脏的灵魂一旦暴露，当然要遭到心灵纯洁、真挚的真真的切齿痛恨：“恨不得我的每一个字都变成一支利箭刺向这个恶棍，一切便宜都要让他占有：他要占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同时又要秘密地占有我的感情，并让我把自己出卖给我不爱的人——为了他更彻底、更稳妥地占有我。实在可恶！”
　　石田和童汝不同。他没有童汝那样的政治野心和欺骗手段，而是一个自私庸俗的市侩。他“爱”真真，却不爱她的理想，不愿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来分担真真的苦难。他不愿意同真真一起去底层生活，选择了参军的道路，为的是“军人政治地位高，只有穿上军装的大学生，才是最吃得开的，再也没有人敢骂我臭老九了！”他要真真靠拢姨夫，为的是获得那笔补发的工资。他工作顺利，但是随波逐流，没有对革命事业和祖国命运的责任感。正象真真说的：“他的生活理想完全可以在一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和一条笔直的裤缝上得到满足”。
　　真真同童汝的决裂是简单的，因为这个恶棍太下流！太无耻！至于石田，虽然真真早就认识到，同这个“俊美的外貌掩盖着一颗多么空虚、多么丑恶的灵魂”的市侩“苟且凑合”，是“生活的镣铐”和“感情的酷刑”，但是长久不能跨出决裂的一步，因为他比那些恶棍们有较多的“人性”，总能用“悔过”的泪水来打动她善良的心。只有当真正的爱情在心中觉醒的时候，她才再也不能原谅自己的“苟且凑合”，认识到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象一只生不着火的炉子，只会冒烟，污染空气”。她终于向石田发出决裂的最后通牒，宣告“即使我已经和你结过婚了，我也要和你离婚！”
　　这种没有共同理想的“爱情”的决裂，显然是合乎道德的，而“苟且凑合”是不道德的。真真的哥哥指责真真，“背信弃义”“朝三暮四”，是毫无道理的。按照真真哥哥的逻辑，石田这样“一个大学生，在部队受到领导的好评和重视”，“说明他有前途”，把他“甩掉”，就是“不道德”。这个庸人根本不幢得真真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出身、经历、相貌”，而是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生活目的、相互吸引的真挚感情。她需要一个真正打动她的心的人爱她，也需要把自己的有无私地献给他。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她作出了勇敢的抉择，在市侩和战士中间选择了战士。这样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严肃的、负责的，完全无可非议。
　　作者还借了真真的老朋友的信，指出了“今天的诗人、文学家如果只会描写那些鸳鸯蝴蝶式、卿卿我我式、齐眉举案式、一见钟情式的爱情，那不管写得怎样出色，他们都将愧对十八世纪写出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除了迎合市侩、庸夫俗子的口味外，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是不会感动人的，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新时代的爱情是为了新思想、新道德的诞生。“这个爱情法则要求双方思想的基本一致。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共同的斗争才能使共同的生活充满乐趣，才能使人生和爱情的意义得到体现。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爱情才是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
　　我们应当在青年中提倡这种崇高的、纯洁的、动人的爱情，使他们脱离某些浅薄的爱情作品的庸俗口味的影响。
　　《公开的情书》中关于爱情问题的探索，并不是没有缺点的。比如老久，虽然自称“考察、研究了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爱情问题和婚姻问题上的不正常现象”，并且宣称“今天为了爱，我们必须去斗争，必须同偏见和社会习俗斗争”。可是恰恰在老久自己和他的朋友老邪门身上，并没有摆脱小私有者的“偏见”，女性应当处于男性从属地位的思想烙印，还深深地刻在老久和老邪门的灵魂里。他们主张不需要在思想上和他们“匹敌”的爱人，只需要爱人的“激情”来刺激他们的科学思维！在老久对待真真的态度中，确实存在某些家长和救世主的气味。真真曾经一度察觉到这一点，发出过反抗的呼声：“我既不需要救世主，也不需要恩赐！不要，不要，半点也不要。”“我抛掉了一副枷锁，不愿再戴上另一副了。”然而后来真真还是被“强大”的老久所吸引，没有选择平等地无私地爱着她的老嘎。真真和老久见面以后，她得到的将是精神的解放还是精神的枷锁，取决于两个人爱情生活的未来发展：或者老久将不断地成熟起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抛弃对女姓的不平等观念，同真真一道获得精神的解放；或者真真将不得不再一次挣脱奴隶的枷锁。
　　在爱情生活中完全摆脱家长制和私有观念的影响，需要经历许多世代的漫长斗争，需要整个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极大提高，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的年青一代就得屈服于旧的传统观念的枷锁，无权去追求理想的、平等的，无私的爱情。恰恰相反，青年既然是创造未来社会的新的一代，就应当去创造最大限度地摆脱了私有制精神枷锁的、合乎未来社会新的道德标准的新的爱情观念。
　　　
    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恩格斯在评论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时，一方面充分肯定成绩，指出这部作品除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还表现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敢”，对那些“自满的庸俗人物的观念”提出了尖锐指责；另一方面也分析了缺点，指出作品中的工人阶级形象显得消极。他满怀期望激励作者，“也许您有充分理由先描写一次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方面，而把积极方面留给另一部作品”。这样的文艺批评是多么令人信服！只有采取这样既严格、又热情的负责态度的文艺批评，才能够有益于作者和读者，才能够推动文学艺术的前进。
　　近几年青年作者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有一些接触到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写得比较深刻，同时也存在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缺点。这类作品往往在人民群众中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应，包括赞成和反对。对于当代的这种值得注意的文艺现象，我们的文艺批评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作出令人信服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这是促进新时期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条件。
　　《公开的情书》反映的七十年代初的社会现实和青年的精神生活，虽然过去了整整十年，但是主人公们探索的那些问题，仍然激动着今天的青年的心，这就是作品的现实意义。当代的文艺批评，是不该把这样的作品放到视野之外的。分析这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指出它的缺陷，目的是寄热烈的希望于作者，期待他们继续写出反映新时期青年一代更高精神境界的新作品。我们等待着看到老久、老邪门、老嘎、真真和她的老朋友们十年来生活和思想的发展，也等待着看到童汝、石田们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动。我们相信最近十年祖国大地上经历过的伟大事变，肯定会震动每一个思考者的心灵，在他们中间出现比七十年代初的真真和老久们更高的新典型。他们应当是理论上更正确、实践上更切实、同人民群众共呼吸、同祖国现代化建设共命运的新人。新时期文艺的重要使命，就是催促新人的诞生，努力使现实生活中的新人取得艺术上的主角位置，激励新的一代在理想光芒的照耀下，向更高的精神境界攀登。
　　　　　　　　　　　（原载北京出版社《公开的情书》单行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