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错过的送别(上)

    昨天我从宁波回来的时候，老公在出差合肥的途中，我们通了个电话，老公告诉我，别忘了中午到某酒店吃饭，单阿姨宴请陆大姐，邀我作陪。
    陆大姐是上海人，1969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她和那个时代的一批上海青年一起下放到我县的乡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修正小资产阶级习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下放知青”，那时候，陆大姐18岁。陆大姐18岁的时候，我一点点大，估计路还走不稳呢，当然不可能知道她，也不可能认识她。我们在同一个县城里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在成长，她在奋斗。
    陆大姐的奋斗成果很明显，先是招工进了石湖供销社，再进县城的药材公司，1986年初冬，成为当时县里首脑机关——县委办公室秘书科的一员，负责后勤，而那时，命运的安排，一次偶然的、有当无的招干考试，使我先于陆大姐几个月进了县委办公室，成为整天与铅字钉打交道的打字员（那时的打字员可不似现在，有电脑这么高级的东西，如果写了几千字的材料，打字员就得按机械打字机的手柄至少几千次，字数有上万字，就得按上万次，那还是在不出错的情况下，出了错还得用改字液涂改，晾干，再对准位置打上去）。那时，陆大姐35岁，我19。陆大姐进办公室的第一天，领导带着，见了各科室的工作人员，之后，陆大姐又专门、独自来到当里设在办公室对面茅草防震棚里的打字室，向我了解办公室的情况，用陆大姐的话说，因为我是当时办公室“唯一的女同志”，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工作接触的最多。我清楚的记得，当时的陆大姐戴眼镜，扎着羊角辫，穿着灰色的暗格子小方领蒙袄褂子，灰色的有机玻璃扣子，裤子的线很直，方头的系带皮鞋，不是新的，但是很亮的，样子清爽齐整。一个条案，我们坐在同一侧，陆大姐身体半向前倾，双手合笼在膝间，眼神里有一种陌生、紧张的表情，看着我，象一个农村的学生第一天到城里上学见老师一样谦敬，而我呢？回忆起来至今都惭愧，虽然只比陆大姐早来几个月，还比陆大姐小十几岁，可少不更事的我表现得却象个“老千知”，什么都看透了，什么都看破了，倚在藤椅背上，翘着脚，涛涛不绝的，把办公室从现象到本质，从领导到职员都说了一遍，包括工作感受、对什么人的看法，甚至在工作中的不满，统统向陆大姐说了，陆大姐表情凝重，紧闭着嘴，一声不吭，以不变的姿态坐着，直到临近中午，起身谢别。
    陆大姐让办公室领导和同事刮目相看的第一件事发生在上班后的第一周。那时候，县委办公室的值班室是三间通堂的大平房，里面放了一个乒乓球台子，几张办公桌，一个通常放9个开水瓶的条案，水泥地开裂，乒乓球台掉漆，尤其是那个球台，全木头的，做工粗糙，油来漆去，高低不平，斑驳破旧，四条腿笨得大象腿似的，我们平时开会，就围着它坐着。我不知道当时陆大姐是不是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块蓝洋布，量好尺寸，自己在家的缝纫机上轧好，加了一圈荷叶边，沿四周垂下来，又跑到当时我们县最大的、唯一的百货大楼，花了19块钱买了只上海产、浅蓝洒花的玻璃花瓶，又加了一把柔软的细铁丝制作的白色和淡紫色的星状绢花，可以任意造型，弄得伸展着花姿，美美的，放在罩了精工制作台布的乒乓球案子中央，一望生辉！那时候的县领导大多是出身自农村的泥腿子，工农兵干部，找的大多是农村的老婆，就是见过世面的，也为陆大姐此举一震！从此，陆大姐一帆风顺，再加上，又勤劳又细致又认真，待人热情又大方，管家、管帐，干得风起水起。事业蒸蒸日上。我印象里，陆大姐只在我面前抱怨过一回，那是时任县委书记、经常住在办公室的WZX，让陆大姐给他熨裤子，陆大姐背后嘟呶一句：“熨裤子让你自己的老婆熨，怎么老让我熨！”军黄色的，毛料裤子。也不怪，陆大姐持家过日子的有方，她曾与同事聊天的时候说过，料子裤子不能常洗，穿几天，挂起来，熨熨再穿，新的一样。陆大姐抱怨的时候我还想，谁让你家有熨斗呢？谁让你说裤子不要常洗呢？谁让你家是上海人呢？上海人，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而陆大姐又上海人中了不起的翘楚一类，她上学的时候，就是家里的小管家，她父母按月把工资交给她，月月的开销她来安排，家里来了客人，父母亲陪人家聊天，一切都是陆大姐操办，饭菜齐备，陆大姐喊大家吃饭，那时候，陆大姐不过十三、四岁。你想，有这等本事，管理个当时小小的基层县的县委办公室内务，还不是小菜一碟？
    那时候，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和陆大姐的关系并不算好，觉得自己比陆大姐先进的办公室的，结果是陆大姐什么都占先，常常是各项工作的先进，得这个奖，拿那个奖，报纸上的保险知识竞赛，我们一样答题，陆大姐拿的都是头奖，我什么奖也没有，心里常常有醋意，不过，凭良心讲，陆大姐对我不坏。我开始不服气，后来只好认输，论本事，是没法比的。没多久，陆大姐升任秘书科副科长，过了年把，当了保密局副局长。我一直是个小职员，后来，下了文，被给了个秘书职，不久，因为身体的原因调整到信访办公室，和陆大姐共事近六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