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期，有一个词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一个小孩子都对一件政治事件耳熟能详，那这件事肯定是相当深入人心的。反正在那时看的一本课外书《小学生优秀作文》里，这个词就好几次出现，并且也很是影响到了我整个小学生涯的写作。至于那次会议到底说过什么当时的我是并不知道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定是一场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幸福的会议。因为作文里但凡有过上好生活，看到新东西，考出好成绩之类的喜事都言必称“自从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带来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变化”。
但是满姨肯定是比我感受要深的，因为她进厂上班了。-----这个厂当然是父母亲上班的同一个厂。
当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做出过“为广大无业青年找工作”的决策，而且满姨要做事的话在宁乡也是很容易的。之所以她会感受很深是因为她进的不是别的厂，而是这样一家军工企业。作为三线的兵工厂，可不是说进就能进的，但是她能进厂又确实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所以只好来看看到底那届会议说了些什么。
真正跟满姨有关系的正是那届会议上根据华国锋主席的指示而讨论的中心议题-----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当有了这一个中心，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不算太奇怪了。中美结束了多年对抗开始建交，中苏关于国家关系的谈判也开始，一切都在缓和之中。而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后中国也没有了大的战争威胁。
有了这样的背景，当年为服务于战争而进行的三线建设似乎也该为顺应历史潮流而做出改变了。
满姨之所以能够进厂上班就是因为厂里做出了改变。这个改变往详细了说就是“和平时期军事工业在确保完成军工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自身剩余生产能力，挖掘自身的生产潜力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生产民品，以发挥军事工业对民用工业的补充和促进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服务。”更简单点就是三个字-----军转民。
当没有了战争或者说战争的威胁，国家当然就不再需要更多的子弹。但是厂里的三千多口人却还是要吃饭穿衣，不能只靠国家养着。抗战时期的延安人民就知道“自力更生”，过上幸福生活的人更不能失掉这样的优秀传统。
做子弹的工作是满姨不能参加的，而做别的产品，厂里当然不会反对她的加入。
不过在那之前，记得是有过别的一件事的。
我并不是一个很潮的人，父母亲更是不知道“潮”为何物。但是在八零年的时候母亲和我倒是很“潮”了一把的。
在那之前，烫发应该是在电影里面女特务的头上才能看到的。从解放直到八十年代之前，全国女同胞那统一整齐的发型不难看出劳动人民与女特务是要相当划清界限的，但是过了八零年似乎一切开始有所改变。不知道是像《古惑仔》那样的不良分子更能“蛊惑”人心还是人们对美的追求变得“另类”。反正那些在解放初看来“坏”的东西就像解禁了一样变得很受大众的追捧，改革真的从“头”开始了。
母亲不潮，但是年轻人打心眼里也想时髦一把。而脑袋上这撮毛从古至今似乎都是很彰显其重要性的，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算是佐证。即便到今天，别人的发型也是不能随便触碰的“雷池”之一。所以当母亲想在自己头上时髦一把也是不敢随意为之的，她必须先看看效果。作为样板来看效果肯定不能是自己，父亲为人师表更是万万不能有所差池，弟弟年纪还小经不起折腾，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母亲盯上我脑袋上这撮毛应该是有些时候了。
最该值得她庆幸的是我还是很能接受新事物的，所以没有让她费什么口舌我就坐到了衣柜的镜子前。母亲拿出了一件物什-----一只黑色塑料把手前面插着一把铝的梳子，塑料把手后面连着一根电线，线末端是个两孔的插头。她把梳子抽出来然后再把一根小铝棒插在原来梳子所在的位置，塑料把手上还固定着一根带凹槽的小钢条，铝棒插进去时正好可以和那条凹槽完全相吻合。小钢条的末端正好有一截突起，手里握着塑料手把，拇指摁住那个突起，铝棒和钢条就可以像夹子一样开合。
母亲插上插头通了电，就用手上这玩意夹住我一撮头发然后卷了起来。不一会儿我就可以感觉到头上的玩意开始发热，等热到还不至于把我的头发烧起来并且达到了母亲想要的那个效果后，她就摁着那个小突起释放了我那撮头发，然后再去夹旁边的一撮。那撮头发虽然说是被释放，但是在头顶已经卷成了一团。而母亲要做的无非是要让我满脑袋瓜子的头发全部“委曲求全”。要换了今天，我肯定会是恨不得找个洞钻进去的，但是那时的我在母亲“啧啧，好看”的赞美声中是完全没有自我鉴赏力。抱着陶醉在母亲的赞美声以及觉得头发卷起来用手摸着很有意思的感觉下，第二天我还真顶着这一头“抱鸡婆”的头发去了托儿所，而且到第三天，母亲的脑袋上便也顶着了一只“抱鸡婆”了。其实在厂里是没有人会觉得怪诞的，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唯一不同的大概也就是头发卷的方向而已。
那把用来烫发的物件有一个长条形的硬纸盒装着，上面写着的名字是“电热梳”，“生产厂家：安化县湘华机械厂”。
这个是在“军转民”后在我记忆里留下的知道厂里最早进行生产的“民用品”，不过它的出现很短暂，昙花一现是因为被另一样更时髦的东西所取代。
跟现在做企业一样，要做咱就做点高端的，在军转民的大环境下，只要你想去做，只要合理，国家当然是会给予有力支持的。有了这样的大靠山，咱还不得选个拿得出手的项目。像电热梳这东西，充其量也就小打小闹玩玩票。那年头，最拿得出手的是啥？
三大件！
横越七，八，九三个十年的所谓三大件哪个不是能在所属年代足以在丈母娘面前呼风唤雨的，只要拿得出手，人前人后肯定是赞叹声一片，而且还能充分体现其作为“民用”的价值。
那就做吧。具体做什么那还得先看看“三大件”都有什么。
七十年代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手表那玩意实在太高科技，玩子弹的人实在精密不到那份上，放弃。缝纫机貌似还不错，但是要真做这东西，一厂房的车钳刨铣还不得换掉，也放弃。自行车？这个好，有科技含量，但又不至于高得离谱，厂里那些现有设备也基本用得上，而且易老师家那小子老是骑着辆三轮车在厂里得瑟，还确实拉风得不得了-----当然，最后这一句纯属屁话了，但是自行车的项目也肯定是拍板确定下来了的。
当时的国内是有两大自行车品牌的，一为永久，一为凤凰。“永久”以载重自行车见长，“凤凰”则品种更多。厂里选择了向凤凰学习，要让山窝窝里也飞出去一只金凤凰。当厂里派人去上海自行车三厂学习的时候，彼此是很坦诚相待的，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老师们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虽然父亲未能被派遣过去，但至今仍保留着一份在今天看来肯定属于保密的来自上海自行车三厂的设计图纸。当后来厂里生产的自行车能在全国二十四省市受到人们青睐时，他们的功劳是不可不提的。
厂里自行车的命名为“松鹤”，无疑与“凤凰”也同有神鸟的渊源。松与鹤，多比喻标格出众，取其长生，经久之意，更是饱含了新一代湘华厂人的殷殷期望。
回过头来看看，或许正是做出了这样正确的选择，或许也正是因为全厂人的不懈努力使这只神鸟能享誉全国，才能让我们终于有一天走出这个小山坳，拥有城市人的生活。
但是那时的湘华人是没有好高骛远的，踏实是那个年代的人比浮躁的现代人凸显很多的优点之一。做人是这样，做产品也是这样。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调试，研究，改进，终于，车架生产出来了，车把制造出来了，钢圈也合格了。那时我从做仓库保管员的母亲那里第一次听到一个词-----“次品”。与之对应的叫“正品”，是属于合格产品才有的称呼。达不到合格标准为“次”，“次品”自然是应该被淘汰或者返工的。母亲对于产品的入库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即使经过了质检，只要她一旦发现 “次品”也是无法从她眼皮底下过关的。在一个今天看来很有肥缺意味的职位上，母亲却从未享受过“肥缺”该有的待遇。只能说明一件事-----那时的人是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让产品出现瑕疵的，一旦发现次品总是无条件的淘汰或者返工，直至成为一件货真价实的正品。踏实若此，不鸣才怪。
当年购买自行车可不是像今天这样方便快捷的事。凭票购买当然是其一，而厂里的职工购买起来却似乎很容易。在木子的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就有过三辆之多，而且父母亲还帮在宁乡的婆家娘家人买了好几辆带回去。不管怎么说，反正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三大件里我好歹也算是有了其中一件的，身边的同学朋友也大都如此。八十年代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九十年代的“空调，电话，电脑”，那时读小学的孩子大概也难得自己拥有上一件吧。另一个就是从厂里出来的自行车全部都是散件，如果买了，不对着说明书进行组装是不能骑的，而如果要自己动手组装也是件让人相当头疼的事。因为即使是钢圈上那一圈复杂组合的钢丝都是需要一根根用螺丝绞上去的。但是厂里职工几乎人人都练得了这一手本事，面对一大堆的零部件，只需要钳子，启子，扳手就可以庖丁解牛般变出一辆崭新锃亮的自行车来。作为厂里子弟来说我当然是没那么神奇的功夫，但是每每父亲组装单车时我都会在旁边打打下手，所以自行车组装好以后的调试或者是出现一些毛病倒也都能自己解决，也算是长时间耳濡目染的收获吧。
满姨虽然进厂做工了，但是在厂里上班的时间并不长久，她没能亲眼看到最耀眼的辉煌就回宁乡了-----因为那里有我未来的姨夫在对她望眼欲穿。
不过没关系，自行车已经出厂了，而且自己家里也有了，是骡子是马也该拿出去遛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