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外调”。(“外调”是“文革”期间的一个专用政治词汇──即到外地调查了解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我在“外调”过程中写的一些日记,不但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而且从某个侧面记录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状况。现选抄于此,以餐读者。
1969.1.15.于湛江
昨天,乘拖拉机离开林场,在县城住了一宿,今天与朱汉一起乘车到达湛江市来。湛江市是我的故乡,我长时间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这里的环境、风土人情我都很熟悉,我永远依恋着她。
湛江近日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革委会成立了,“七.三”、“七.二四”布告发表后,武斗据点消除了,恐怖的气氛缓解了。
晚上回到百姓村岳父母家里。儿子已入睡,听到我的声音,多次欲睁开眼睛看我,可是斗不过那浓浓的睡意,终于进入甜甜的梦乡。小家伙真可爱。听说玉兰前段又入院今天才出来,唉,她这多病之身真令人担忧。玉兰的多病和性格狭隘、小气,给我生活、工作和仕途都造成了不少麻烦。可是,我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为她求医问Yao,关怀着她。我们不竟已是十年的夫妻啊。
我们这次到湛江来,是要从这里乘火车北上搞“外调”(即到外地调查本单位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这是一个政治特定词汇)。
古人云:成大业者,无不经过远流广览。“远流广览”是我从小树立的志向,这次能通过“外调”实现这一志向,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可是玉兰的病却又在我心里蒙上了一块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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