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外调”。(“外调”是“文革”期间的一个专用政治词汇──即到外地调查了解干部的政治历史情况。)我在“外调”过程中写的一些日记，不但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而且从某个侧面记录了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状况。现选抄于此，以餐读者。
    1969.1.18.于湛江
    经过两天的忙碌，终于做好了北上的一切准备，还给朱汉借到了一件厚厚的棉裤。
    哥哥听说我要到北京和东三省等地去，从洋青糖厂赶来湛江与我会面，嫂嫂也从老家带着阿荣来了。哥哥本想叫玉兰带球仔到南华酒店—起吃晚饭的，球仔突然发起高烧，只好送他到医院诊治。
    晚上8时57分，我怀着无限惦念孩子和亲人的心情，乘254次列车正式开始北上的行程。
    首次进京 1969.1.21.于北京
    18日晚，我们从湛江乘254次列车到柳州转乘6次特快(与越南接轨的国际列车)，经过62小时的奔波，终于来到了仰望已久的首都北京。上午10时30分，我们从北京站下车，随即乘出租小车直奔中共中央组织部转介绍信。小车沿着宽阔的东长安大街朝西前进，当我亲眼看见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时，旅途的疲倦顿消，心旷神怡。
    伟大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祖国！ 情不自禁地从心底里发出了这一呼声。
    小车从西长安大街转入红旗路到达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完转介绍信的手续后，要求安排住宿。接待人员说：“凡到北京来搞外调的，都是由旅店介绍所安排住宿。”无奈，只好回到北京站前面的旅店介绍所排队等候安排住宿。排了半天的队，说是旅店已无床位，只能先住一晚澡堂子，明天再来排队安排旅店。就这样，我们到达北京的第一天，就住在澡堂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