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镣铐的爱情(2)

    第四封信　老久致真真
    
　　真真，我亲爱的
　　
　　看到白杨挺立的平原，
　　我的泪如泉涌。
　　祖国啊，
　　我是你一个有罪的儿子。
    
　　昨天，我觉得该收到你的信了，可没有收到，我变得非常不安。我呆呆在太阳下走了三个小时。太阳猛极了，我全身浸透了汗水。晚上，我悲哀地躺在床上。这几天，我一直沉浸在回忆中。伤感和孤独常常向我袭来。确实，再也没有比这种内心的伤感和孤独更可怕的了。这种感情，象浓雾般弥漫在我心中灵的海洋上，使我情绪灰暗，忧心忡忡……
　　前几天，我和家里吵架了，父母和我都很不愉快，到现在气氛还很紧张。吵架的原因你会觉得可笑，是由一只电灯引起的。我每晚都要工作到很晚，最近又加上和你通信，点灯的时间更多了。我的灯是四十瓦的，妈妈曾让我换个二十五瓦的，我一直没换。那天，我给你写信写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对我发脾气：“让你换个小的灯泡，你不换。家里不说你吧，和邻居合用一个电表，人家会有意见的……”妈妈啰嗦起来就没个完。以往，这种事经常发生，我总是忍着。而这次，我却象只野兽似地发作了，大叫一声：“庸俗！”妈妈哭了。我心里也很难过，钣也没吃就上班去了。
　　我想，我有什么错呢？我们这一代人，什么都被剥夺了，只有晚上的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宁可少睡觉，也要学习、工作，也要给爱人写信呵！因为这是我们生活的权利。然而，父母又有什么错呢？他们不仅肩负生活的担子，还不得不与世俗打交道。起码不得罪人，才能使生活平静点。但他们却很少设身处地地想想他们年轻儿女们的心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父亲忘记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褪了色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穿着裙子，坐在滑梯上。照片背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一句题词——“动荡艰难的时代把我们分开”，署名香玉。当时，我不禁大笑起来。原来父亲年轻时也浪漫过，也沐浴过如烟似雨的月光，也坐在湖边相思过。只是后来被贫困、疾病、生活的重担拖垮了，使他变成了斤斤计较于一分钱、一把米的人。他们经历过苦难，以为懂得了生活。我突然笑不下去了，有什么好笑的呢？这些事现在不是仍在千万次的重演吗？我隐隐地感到一种揪心的痛楚。我们必须改变世世代代压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这个把人变成庸人的、贫困落后的环境！
　　自从看到这张照片后，我一直想知道香玉是什么人。后来从姑姑那里了解到一点点情况。知道这张照片中埋藏着一部泪浸的恋爱史。
　　我的爷爷是无锡城郊的一个私塾先生，一辈子做着让我爸爸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梦。他省吃俭用送我爸爸到城里读高小，后来又送到南京上中学。中学时爸爸爱上了低年级的一个姑娘，那就是香玉。香玉也很爱我爸爸，两个人相敬相爱。正在热恋着的爸爸突然发觉他的一个好友——我们称他为邬叔叔——也在爱着香玉。邬叔叔和爸爸是同乡，他父亲是个大地主，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在无锡城里有一片当铺。邬叔叔和爸爸先是同在我爷爷的私塾里读书，后来又一起上高小、中学。因爷爷家里穷，常付不起学费，邬叔叔就在经济上接济爸爸。当爸爸发现邬叔叔也爱香玉时，精神非常痛苦，觉得自己如果继续爱香玉姑娘就是忘恩负义，对不起朋友。经过反复考虑，爸爸忍痛断绝了和香玉姑娘的关系，并马上和我妈妈结了婚。深深爱着我父亲的香玉痛不欲生。投河自尽被人救起来后，也嫁了人。当邬叔叔知道这些后深感内疚，他告别了家乡，漂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去了，并且因此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爷爷死了，父亲负起了生活的重担，开始了教书生涯……解放前两年邬叔叔回国了，他在美国获得了电机博士学位。他一回国就来看我父亲。当时我们家很贫困，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对爸爸说：钱财是身外之物，可贵的是人的品德。邬叔叔送给爸爸两件礼物：一个是我家现在还用着的收音机，还有一本韦氏大字典。解放后邬叔叔在一个电机厂当总工程师，经常在经济上接济我们，使我能够读书……
　　真真，我常常想，父亲的恋爱悲剧应该归罪于谁呢？是邬叔叔吗？是父亲自己吗？他们都是多么正直、高尚的人呵。邬叔叔爱香玉，他有这个权利，但香玉不爱邬叔叔，邬叔叔一定很痛苦。父亲把这种痛苦归罪于自己，这合理吗？我觉得，悲剧的根源也许在于父亲仅仅把爱情看作自己私人的欢乐，从而无情地克制自己，甚至为义气和报恩出让自己的爱。他没有想到，他出让的不是一件东西，而是一个人，一个同样有爱的权利的人。爱情是属于恋爱者双方的，父亲没有出让爱情的权利。固然，邬叔叔是痛苦的，但这是一种人们应受的痛苦。是一种崇高的痛苦。正如人们为自己的生老病死、为美好的理想不能实现所受的痛苦一样，它是正常的痛苦，是激励人发奋的痛苦。可悲的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观引起了有罪感，引起了心灵的迷乱。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归罪于我父亲，而应归罪于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是一个从来不把女性真正当作平等的人，而是把她们的感情和肉体随意出让的封建社会呵！
　　真真，你不知道邬叔叔是一个多好的人。他几乎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身上。是他引导我走上了科学的道路。他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有些事我是终身难忘的。
　　我初中毕业时，偶尔看到了任鸿隽写的介绍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的小册子，我整个身心都被那不可思议的时空理论吸引住了。最使我震动的是爱因斯坦那种向传统观念挑战的非凡勇敢。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沉浸在兴奋中。我把这次体会写了一篇作文。父亲把这篇作文送给邬叔叔看。一天，已经很晚了，我们都睡下了，只听见砰砰的敲门声和邬叔叔兴奋的声音。邬叔叔一进门，我也从被窝里钻出来，只见他披着衣服，穿着拖鞋，严肃地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应该成为一个科学家。”邬叔叔让我第二天放学后先到他家里去。
　　第二天，在邬叔叔的书房里，他和我进行了一次难忘的谈话。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要严肃地同你谈谈。”他指着书橱中一排排整齐的精装书说：“这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和宝藏，从今天起，你应该自觉地、有计划地学习它们了。”书架上有马克思、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有中外文的科技书。他又说：“你的作文表现出你已经开始为新的科学思想激动了。任何创造。任何伟大的发现，都是从这种激动开始的。属于你自己的思想开始觉醒了，这使我很高兴。”邬叔叔的话，使我突然感到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在召唤着我。这就是科学。
　　邬叔叔还常感慨地说，在旧社会，象他那样出身于有钱有势家庭的人，因为不愿走父亲安排的路，因为祖国被外强凌辱，不得不个人奋斗。而今天，祖国欣欣向荣，有才能的孩子都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不必象他们一代人那样精神苦闷了。
　　我报考大学的志愿表，是邬叔叔给我填的。当时，父母舍不得让我离家太远。邬叔叔骂了我爸爸一顿，说孩子不是家庭的私有财产，孩子是属于民族和国家的，应该让他到第一流的大学去深造。就这样，我到了北京。临别时，我和邬叔叔在湖边散步，做长长的交谈。邬叔叔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已经走过人生的乡间小道，开始踏上科学的大路了。北京，可以给你一个开阔的新天地。那里人才济济，书籍丰富。但是要记住：第一要虚心，学人家的长处；第二要有自信心，千万不要自卑，不要看重分数。要走自己独特的学习道路，形成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风格，这样，你就会成功。”
　　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假期很少回家，刻苦学习着。我和邬叔叔一直在通信。六六年暑假快到了，我正准备回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六六年九月一日，是我最难忘的一天。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信很短，让我不要再跟邬叔叔通信了，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是美国特务。我惊呆了，一整天没有说话。邬叔叔呵，邬叔叔！叫我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尽管你出身不好，到过美国，可你是那样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热爱党呵！世界上的事，难道可以这样由人信口雌黄吗？不，这是无耻的陷害！我要说明事实真相。
　　我写了封信给邬叔叔厂里文革领导小组。不久，信被退到系里。这一来，我几乎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本来，运动一开始我很积极热情。现在，我厌恶把好人当坏人整的混乱，他们否定邬叔叔，进而又否定我，我开始怀疑关在学校牛棚中的“黑帮”是不是都象邬叔叔那样的为人，他们是被不公正地虐待着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多以后，我回到家乡，被允许在劳改大院与邬叔叔一见。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那个热情、有朝气、知识渊博的邬叔叔了。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小老头，面部不实地抽搐着，身体瘦弱不支。他的身体垮了，但我相信他的精神还是坚强的。
　　“呵，你来了。”他淡淡地说。“我有罪，不要来看我了。”“什么？邬叔叔，你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吗？”我惊奇地问。“孩子，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我有罪，我的父亲是剥削阶级，手上还沾满了人民的血。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贵族，过着剥削劳动人民的寄生生活……”邬叔叔背书般认真地说。“不！邬叔叔，我从小就听你说要爱党、爱祖国、爱人民，要为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做一个有为的科学家。难道这些话都是假的吗？难道你认为他们这样虐待你是公平的吗？”我有些惊慌失措了，想不到邬叔叔会自认有罪。
　　“我没有欺骗过你。但是，”他伤感而又虔诚地说，“我的灵魂是肮脏的，我有罪，我心甘情愿地接受批判，斗争。”我什么也不想说了。他还教训我不要意气用事，提醒我不要在大原则问题上摔跟头等等。
　　真真，听到这些话，好象一桶冷水迎头浇下。我突然发现，以前我只看到了邬叔叔光明的一面，今天才发现他还有另一面。我第一次感到了我们和老一代的差别。他们中很多人的人格中，光明和阴影是分裂的。他们掌握的科学武器只能破除对自然界的迷信，却不能破除对社会、对人的迷信。
　　那天，我在湖边漫步到深夜。我站在陡峭的石壁下，向着茫茫的湖水愤怒发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是荣誉，为什么在我们可爱的祖国，知识成了罪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科学突飞猛进，为什么我们这里科学象罪犯一样横遭囚禁？他们把邬叔叔这样正直的科学家的灵魂扭曲成这个样子，我感到无比的痛苦。我不感让我一直视为楷模的邬叔叔就这样彻底地在我心中倒台！他用光明的东西教育过我，自己却甘心困厄于黑暗屈辱之中，没有丝毫怨言和反抗。难道只有逆来顺受、只有把不公正的遭遇视为命运，才叫忠于神圣的事业吗？我痛苦极了，为我自己尊敬的人有如此怯弱、不敢正视现实的灵魂而难过。
　　去年年初，我分配回家乡。这时邬叔叔已经解放了。我到他家去，看到过去挂着白窗帘的门窗上贴了红纸剪的大“忠”字。我觉很别扭，但想到现在盛行“忠”字化、红海洋的热湖，也难怪他了。邬叔叔家的书橱里，只剩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一本林彪语录。书橱显得空荡荡的。我坦率地对邬叔叔讲了我对当前运动的一些不理解，也希望他对我敞开心灵，象过去一样。邬叔叔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思考问题？如果你还是个孩子，可以原谅你。可你是个成人了，是个大学生，这种说法不但不能原谅，而且可以说是背叛。”“背叛？！”我忍不住反驳道，“我背叛了祖国还是人民？如果说背叛的话，确实有几个野心家企图背叛历史的发展，背叛人民，践踏科学，蹂躏民意。还有的人，背叛了科学，背叛了现实生活，变成了只知认罪的可怜虫……”我的话显然刺痛了他。他勃然大怒，叫了起来：“你怎么这样说话？就算有些做法是不要文学、不要科学吧，我看社会能回到君子国描写的境地也好。要是人人都是活雷锋，共产主义道德得以实现，即使生活苦一点，不也是很好吗？如果单纯追求科学而忘记了思想道德，又有什么意思呢？”我针锋相对地回答：“问题是什么叫道德？难道现在让人人认罪、大家斗私批修的做法能够提高道德水平？你认为不公平的虐待就是革命道德？”“我不认为我受到虐待，虽然群众有些过火行为，但那是支流。”邬叔叔声音低了下来，“我确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我有房产，长期拿房租，一直想献给国家，但是……”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这次会面，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当时，我已受到了初恋失败的挫伤，邬叔叔在我心中又彻底垮台，使我思想上完成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感到，我们和邬叔叔他们虽然都在追求科学，但我和他的信仰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信仰科学，信仰辩证法，是因为我们认为生活应该进步，进步只有依靠科学。信仰对于我们是战斗的武器，是人类发展和进步的准则。它必须在前进的实践中受到检验，必须抛弃陈旧的信条，不断在现实中吸取新鲜血液。而对于邬叔叔他们来说，信仰却是一种安慰自己的宗教，是用来和缓因内心分裂而带来的痛苦的麻醉剂。从这个区别中我意识到，我不能沉醉于当科学家的梦了，我不愿意成为邬叔叔那样软弱的人。我要成为一个仇恨欺骗、敢于正视生活的人。
　　真真，经过这次和邬叔叔精神上的交锋，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在意志上比父辈们强悍。我也由此而想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对祖国和民族所担负的责任。爱祖国，就是要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使她成为当代最强大的国家，使我们的民族成为世界的骄傲。
　　真真，通过这封信，你一定更加了解我了吗？
　　你不让我写信倾吐我心中的爱，而我除此之外什么也写不出来。
　　昨天晚上，我读一篇论文时，突然想起了你，怎么也看不下去了，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怎么办呢？一个人的感情真是奇怪极了，奇怪极了……
　　漫长的夜里，我陷入激烈的思考之中。我想起一首古老的、奴隶的恋歌：
　　“他点着灿烂的北斗，向往着自由！”
　　　　　　　　　　　　　　　　　　永远爱你的老久
　　　
    第五封信　真真致老久
    
　　老久，我亲爱的朋友：
　　可怕的死一般的沉默啊，我实在无法忍受了。直到现在石田仍未回信，日子过的真艰难呵！
　　他为什么不回答？难道他觉得说也没用？如果是这样，那真要感激老天给了他一个明智的头脑。如果这种沉默包含了十分可怕的因素的话，我只希望它早一点爆发。让该发生的事情早一天发生吧！千万不要搞这种我的精神和体力都不允许的疲劳战。
　　风暴来临前，空气变得多么沉闷，时间变得格外慢，甚至连秒针都踱起时针的步子了。为什么我注定要受这种煎熬？！晚上，我盯着天花板，看见了一场生死的搏斗。在屋角，一只蜘蛛和一只落网的大苍蝇在搏斗。苍蝇使足了劲拼命地挣脱，蜘蛛网摇得眼看要破了，只剩下几丝还挂在墙上。蜘蛛沉着、果断地补着网，并趁狂怒的苍蝇不注意时，把丝缠在它的翅膀上，然后迅速把另一头黏结在墙上。半小时之后，苍蝇被缚牢了，再也动不了了。我呆呆地想了一个多小时，心中说不出的悲凉。我还没挣脱束缚啊！
　　朋友，尽管你可以凭你的乐意把我称作你的爱人，但是，作为一个没有获得自由的人，我怎能说什么爱不爱呢？你要我干什么啊？我又能用什么回答你呢？我能带着镣铐去见你吗？难道一个没有得到解放的奴隶能奢谈未来和希望吗？不，我要在这里击退生活的打击，让他来纠缠我吧，我不怕！
　　石田这个人，我从来没把他当成一个恶棍，我只是无法忍受他的庸俗和空虚。他从来还没有不择手段地欺骗过人，这就使他显得比较正派，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甚至显得有点高尚。至少他没有靠整人和政治赌博捞取高官和特权。他的生活理想完全可以在一个安份守已的姑娘和一条笔直的裤缝上得到满足。我也从来没有感到需要他这样一种爱。这种爱是对我本性的束缚。唉，我知道，他是真的爱着、用他的方式爱着我呢。他的心肠也很好，不会害我的。如果他急疯了，我这一辈子精神上就不能平静。我怕这种后果，这将使我在心灵上受到创伤。“我害过一个人，一个爱过我的好人。”——这是一种多么不堪忍受的精神负担。我宁肯死，也不愿背上这沉重的精神枷锁啊！
　　我知道，你会对我的态度感到失望。有什么办法呢？向往未来吗？那只不过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的一根火柴：是个幻觉，一闪即灭。
　　信刚写到这里，一位同事送来了石田的短函。没有答呼和署名，最后两行是血写的，太可怕了。我受不了呵！
　　　　　　　　　　　　　　　　　　　　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