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 即 【日本人的下场】
战争是把损人又损己的双刃剑，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使本国国民在战争中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 战争是把双刃剑
战后的日本苍凉凋敝，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由于战争，日本40%的国家财富受损，阵亡和因灾难致死者达370万人，另有80万人下落不明。全国除盟国刻意避免轰炸而幸存下来的京都、奈良等个别文化古城外，其余100多个城市均遭受美军飞机的轰炸，约20%的房屋被毁，240万户居民受灾，1000万人流离失所。
1946年，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战前的62%，工矿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31%。在农业方面，1945年，大米产量较常年减少了1/3。在财政金融方面，战时日本政府为筹措经费发行了大量赤字公债。1945年底，日本的累积公债余额高达1 439.7亿日元。战后，为了弥补公债发行的缺口和庞大的财政开支，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货币。由于货币的过量投放，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半年之间，日银券的发行量，由303亿日元增至615亿日元，增发了1倍，物价也就随着涨了2倍以上，万物齐腾。特别是日本当时处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大军建立了几百处军事基地，占据了十几万公顷土地，形成国中之国。而美国大兵又常常以战胜者自居，为非作歹，使日本人民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事实上，日本国民为战争付出代价早从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战争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在牺牲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将近15年的侵华战争年代里，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因为战争而凄苦不堪。日本政府为了把战争逐渐扩大到亚洲太平洋地域，大力扩充军需产业和推进经济军事化。1938年4月为了发动武汉会战。日本军部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把国内一切经济活动和民众生活都纳入国家统治的领域，把国民也投入到战争中。
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军需工厂的工人都被征入军队上了战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以及日本非军工企业的工人被强制从事军需产业，未婚女性和学生不论同意与否也被动员去了军需工厂。到了战争后期，中学以上的学校几乎就不再授课了。尽管如此，劳动力仍然不足，还要从朝鲜和中国强掳劳工补充。一旦需要就能转为正式军人的预备役军人在日本被称为在乡军人，他们被组织到在乡军人会里面，在军队的指导下从事各项敦促国民协助战争的事业，还指导学校的军事训练等。当时的日本从小学生到现役兵，从学龄儿童到45岁的男子，都被军队组织了起来，随时准备上战场。
“九一八事变”开始时，日本的现入役军人只有40万，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现入军人的数量不断增加，到战败的1945年，已达到700万人。战争末期，日本的征兵年龄从15岁一直到45岁，数十万大学生也成了士兵。尽管如此，兵源仍然不足，所以在日本铁蹄下的朝鲜、台湾地区也实行了征兵制。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年轻人作为“日本兵”被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
对华战争进行到1940年以后，日本国民的食物、日用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几乎都实行配给制度。随着战局的恶化，配给量也逐渐减少了。这样一来，国民离开配给，连生活都维持不下去。所以，整个日本粮食缺乏，国民营养不足的极度贫困状态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 战略轰炸
日本法西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的结果是遭到了同盟国军队更加坚决的反击。为了狠狠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嚣张气焰，把战火引向侵略者的巢穴，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由16架B25型战斗机组成的轰炸机编队，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东京、名古屋和神户等城市，沉重地冲击了日本国民的心理，揭开了盟国轰炸日本本土的序幕。
1944年夏，美国军队全歼了关岛和塞班岛等马利亚纳诸岛上的日军，并以此为基地，出动B29轰炸机的大编队对日本全土进行了战略轰炸，空袭的首要目标是飞机工厂等军事设施。
进入1945年，盟军开始对日本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普通市民因此受到了巨大的伤害。1945年3月9日，美军出动234架B29型机对东京实行全面轰炸，共投放燃烧弹1 667吨，使l／4的地区燃起大火。以后又对神户、名古屋、横滨、大阪等全国150个城市实行空袭。日本政府为了保存所谓的“实力”，被迫决定将城市里的小学生转移到农村，称“学童疏散”。小学3年级(后来是2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离开亲人，以学校为单位集中住在各地的旅馆或寺庙中。
1945年3月9日夜到次日晨，东京下町(今墨田区、江东区)地域刮起开春以来最强的风，而334架B29轰炸机恰值此时飞来投掷燃烧弹，进行无差别的地毯式轰炸，前后进行了两个小时。所谓地毯式轰炸，就是像铺设地毯那样将这些地域全部炸毁。先是对轰炸地域进行圈定轰炸，使人无法逃脱，然后向中间地区投掷燃烧弹。那时刚好遇上强风，下町一带化成一片火海。两小时中约有10万人死去，约100万房屋被毁，受伤者不计其数。
1945年3月26日，美军攻占硫黄岛，为战略空袭日本本土开辟了中继基地。从此，日本本土处于美国飞机的经常袭击之下。6月17日至8月14日，美机对日本58个城市投下8．5万吨燃烧弹；向日本炼油厂和油库投下9 100吨炸弹，使日本石油储存的l／7被炸毁，炼油能力下降80%。美军的轰炸打击了日本军民的士气，折损了日本的军工业生产能力。1945年春夏，美军在日本本土岛屿周围布雷，试图对日本实施封锁。日本的海上交通一时陷于停顿，下关海峡、名古屋、横滨、东京和盐釜等港口先后被封锁。
在盟国的沉重打击下，日军节节败退，日本逐渐丧失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在工业方面，由于空袭、原料不足和疏散工厂等原因造成日本的钢铁、炼铝、石油、飞机、化学武器等生产急剧下降，已不再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在农业方面粮食严重不足，海上供应线路断绝，粮荒问题加剧，鱼类供应锐减。在人民生活方面：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皆因房屋毁于空袭而无家可归，被动员和征调到军需工厂劳动的工人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物资匮乏和大量的军费开支，又加重了通货膨胀。战争末期与侵华初期相比，日本中央银行券的流通额增加了24倍以上，零售物价平均上涨一倍半，黑市物价平均上涨约29倍，人民生活遭到了全面破坏。
一位日本老人至今对那段噩梦般的日子还记忆犹新：“饿着肚子的我啃着宝贝般的面包，面包已经发了霉，便把霉除掉吃下去。到了1944年，大米就根本搞不到手了，1945年……简直连看也看不到。”
可是，那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却还提出“奢侈是大敌”，“打消欲望，战斗到胜利”等口号，号召人们缩衣节食，支援战争。1944年同1941年相比，工业生产总指数下降近一半，农业生产下降了l／5；然而同时期的军费开支却增加了2倍多，1945年，在日本财政年度预算中，军费开支竟占预算支出的85%。由于消费工业品和农产品不断减少，1944年末到1945年春夏，11～60岁的人每天只能领取330克粮食，而工人工作时间却长达每天15～16个小时。1945年起，日本的战时经济开始全面崩溃，军需品产量也急剧下降。
◆ 原子弹之痛
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崩溃，日本失败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1945年3月23日，美军开始炮轰冲绳岛。冲绳岛是南北长120公里的小岛，美国军队用1 500艘舰艇包围了岛屿，投入了包括18万战斗部队在内的共54万人。而日本的军队，包括在当地征集的辅助兵才11万人。
尽管双方兵力悬殊，但是冲绳之战却持续了3个月之久。1945年4月1日，美军在冲绳岛中部海岸登陆，直到6月23日，日军有组织的战斗才结束。由于冲绳岛的中南部有许多石灰岩构成的钟乳洞，日军以那些洞为依托，同时又挖掘了新的地下阵地。
日本军队为什么要在冲绳之战中进行“持久战”呢？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本来是准备与美军在本土进行决战的，但是由于需要时间，准备不充分，所以就在冲绳进行持久战拖延时间，以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这样一来，就把全冲绳的居民都卷入到战争中。当时，冲绳的居民中，每4人就有1人战死，而且平民的死亡数多于军人。
据冲绳县的资料记载，在冲绳战中的死亡人数总共20万。美军死亡1.5万人，日军约9.4万人，而平民的死亡人数也是9.4万人。但死亡的平民，并不全部死在同美国军队的战斗中，有因被怀疑是间谍而被杀的，有躲在战壕里被军队赶出来而死亡的，还有许多是在日本军队要求的“军民共死”的原则下被迫“集体自杀”的。
1945年7月1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试爆成功，其威力相当于2万吨TNT。由于日本拒绝接受中、美、英三国于7月26日发表的敦促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人类世界最初的原子弹。美国急于把刚刚开发出来的原子弹投下来，是要尽早让日本投降，以便在战后比苏联拥有更重的谈判筹码，但是原子弹给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当原子弹在距离地面500~600米的上空爆炸后，在爆炸中心，顷刻间就“产生了强于太阳3 000倍的光线”，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近爆炸中心的人们连骨骼都被烧尽了，就连三四公里外的人也被严重灼伤。原子弹爆炸后炸弹上方的空气变热上升，下方冷空气流入又使其不断膨胀，掀起可怕的冲击波。从爆炸中心到周围0.5公里的地方，冲击波的速度为每秒280米；到2.6公里的地方冲击波也为每秒36米，能把人吹到空中，再摔到地上；就是距离7公里远的房屋玻璃也有被震碎的。由此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使超过20平方公里的地方差不多都变为熔渣。
一位在爆炸中逃生的日本母亲的话，也许会让许多人对这场灾难有更深刻的认识：“随着强烈的闪光，房子开始稀里哗啦晃动，我不顾一切地向外跑，在外面抱起两个正在玩耍的孩子，当时就惊得缩成一团。突然，从沙尘弥漫、坍塌的房子里传出大女儿‘妈妈、妈妈’的哭喊声，我便顺着声音扒瓦块、拽木板、挪开粗大的木头，没有人帮助，也没有任何工具，大女儿喊着‘痛呀!热呀!’渐渐声音变弱，火屑倾注下来，把压在女儿身上的木材点燃。在浓浓的黑烟和灼热的火焰中，我丢下一句话‘好孩子，挺住!’就跑了出来。‘妈妈，热呀!’直到今天，这个声音还萦回在我的耳边。”
但即使侥幸在原子弹爆炸后逃脱了死亡，可怕的原子弹后遗症也会终生困扰那些死里逃生的人们。因为接受大量的放射线，会引起人们牙齿出血、鼻出血、吐血、下痢、发烧、皮肤呈现紫色斑点、头发脱落等症状，而且还会引起多种致命的并发症。佐佐木祯子2岁时在广岛经受到原子弹的轰炸，当时并没有受伤，可是到了12岁时突然得了原子弹后遗症之一的白血病。祯子入院后盼望早一天治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她听说叠1 000只纸鹤可以治愈疾病，于是开始叠起纸鹤来。然而，她叠到644只时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从发现病症到病逝仅仅只有9个月的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原子弹轰炸造成广岛死亡14万人，长崎死亡7万人。而受害人不仅有日本人，还有被强制抓来的朝鲜劳工和中国战俘以及许多国家的人。活着的人因失去亲人，陷于痛苦之中无法自拔，还有人因受放射线伤害失明或身体逐渐衰弱，终日忧虑，又不得不活下去。
在盟军的空袭以及原子弹轰炸下，日本的败局已定。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遍地废墟。死亡人数有668 315人，其中99.5%是空袭的被害者。建筑物的毁坏，以当时币值计算，竟达4 967 000亿日元，占日本国家财富总额的42%。工业部门的损害更加严重，日本56种产业的生产设备，仅存水力发电等5种尚具生产能力，其他产业全部破坏无遗。由于旧殖民地的丧失，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无法取得，国民的粮食也告断炊。因此，工人没工做，国民没饭吃，简直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战败地狱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本国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时期的受害人却越来越少了，为了不使那些悲剧再度发生，每个人，尤其是每个日本人，都应当学习和了解过去的历史！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囯共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整个事件过程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事件进程 ；
抗战胜利后，由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已经被彻底消灭，时隔14年的国共之争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担心内战在中国重演。此时的蒋介石仍未放弃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但蒋对全面内战也有三大顾忌：
第一
经过十四年抗战，使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使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设国家，包括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
第二
美国，苏联，英国，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不支持，坚决反对中国发生内战；
第三
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在抗战期间大都伤亡损失惨重或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国民党空军和海军由于对日作战几乎损失殆尽。要迅速重新组建并开赴共党控制区前线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毛泽东到重庆后，蒋介石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党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没作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中共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整个谈判过程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处心积虑地要取消中国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中共在谈判中作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党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消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一百万，中共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为263个师。但国民党方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其后中共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可以保持263个师，中共缩减到43个师，比例接近7比1。因为从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在长达14年的对日战争中，截止最后日军投降外，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共击毙日军超过200万人，而中共在敌后战场只击毙日军30万人左右，所以国民党方面居功自傲坚决要求以功劳说话所以国共军队比例定为7比1！国民党方面提出军队将缩编至140个师，中共方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7比1。经过中共多次让步与力争，国民党方面才勉强表示“可以考虑”。
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谈判一开始，中共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11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
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因此，蒋在表面上承认中囯中共的地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些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中心问题。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投降书。至此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就此宣告结束。因此许多桂军 川军 滇军 等各路地方军阀首脑，如李宗仁 白崇禧 龙云等人纷纷离开重庆 回到自己领域。这样一来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浪就相对小的多。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国共双方在节日的缓解下气氛稍有缓和。这也是自抗战14年以来国共两党领导到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过中秋团圆节。
至9月21日，谈判又一度陷于停顿，一星期后才恢复谈判。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
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定的问题。至此重庆谈判结束。
东京审判
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26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其内容与英、美、苏、法4国在伦敦签署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本相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 W. F. 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J.基南任检察长。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7人绞刑于1948年12月23日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于1948年12月22日执行。自1950年起美国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将判刑的首要战犯陆续释放出狱。这次审判并不能代表所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志。但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对国际法战犯概念的重大发展。
此次审判有以下论定:
1：日军入侵并占领南京是事先预谋的。
2：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在3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对南京进行了强奸、抢劫、毁房屋等非战争行为。
【审判经过】
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28名被告前十位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平沼骐一郎、重光葵。远东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1948年1月2日审判完毕审判期间开庭880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国际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开始宣判：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及武藤章绞刑1948年12月22日执行。
南京大屠杀的最大末后元凶！中国人民最大的敌人：日本陆军中将 【谷寿夫】
谷寿夫（1882.12.23～1947.4.26）
日本陆军中将，法西斯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冈山县人。190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翌年3月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1911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4期，成绩名列该期第三名，被派往英国留学。后曾在参谋本部及驻外使馆任职。他在日本海军大学讲授陆战术时曾强调：“作战时的掠夺、强盗、强奸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1925年3月18日晋升陆军大佐；1930年8月1日晋升陆军少将；1934年8月1日晋升陆军中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谷寿夫担任日本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率部先后参加进攻上海，南京等地的战役。12月13日，第六师团攻入南京市，当时，逃难的南京市民拥挤在主要街道上，谷寿夫命属下官兵对无辜百姓狂掷手榴弹，用机枪扫射，数以万计南京市民被杀。谷寿夫因此获得嘉奖。他还亲自参与了屠杀，及对中国妇女奸淫的兽行。因其凶悍，得“九州虎”绰号。
审判经历：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其列为乙级战犯。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从东京巢鸭监狱被引渡南京。1947年2月6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公审。负责这次审判的法庭，是受盟军总部远东军事法庭委托的江苏高等法院刑庭第一庭。审判庭设在南京城内明故宫的一座大庭里，布置庄严肃穆，周围戒备森严。从1947年2月6日下午开庭审判，先后持续了一个多月，到3月10日结束。
1947年2月6日下午审判开始，宪兵将战犯谷寿夫押入法庭。主审谷寿夫的审判长是石美瑜律师。公诉人代表中国政府起诉。起诉书中说：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担任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于1937年12月13日，率部攻入南京，立即展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持续40多天。起诉书中详诉了谷寿夫的屠杀罪行：查屠杀最惨厉之日期，为1937年12月13日至22日。在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有15万余具。屠杀总数当在34万人以上。起诉书中还举例指出：12月15日下午一时，我军警2000余名被日军俘虏后。押赴中华门外，用机枪扫射，饮弹齐陨。其中负伤未死者，悉遭活埋。同月18日夜间，又将我被囚于幕府山之军民67418人用铁丝捆扎，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射杀，凡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死，并将全部尸骸用煤油浇灌焚化。日军在中华门外，轮奸少女后.又迫使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而死。我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起诉书宣读了两个多小时，旁听者无不义愤填膺，为之切齿。
1947年2月16日下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的第二次审判。当审判长宣布开庭之后，问被告对公诉书中所列举的犯罪事实有何申诉。谷寿夫故作镇静，为他的犯罪事实厚颜无耻地进行狡辩：“当日军攻克上海，南京处于战争状态之时，你们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早作撤退准备，在双方交战炮火纷飞的情况下，有些非战斗人员不幸为流弹所中，这也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本人对此感到抱歉。”面对着证人席上陈放的从“南京万人坑”里掘出的穿有洞孔或划有伤痕的头骨，他抵赖说：“你们凭啥说这是日本士兵的刀枪穿刺的呢?”面对着许多出席作证的被日军屠杀幸存者和被害家属的血泪控诉，他恶狠狠地说：“你们在堂堂国际法庭上，不要带上民族感情来对我审讯，这是不符合法律原则的，是不公道的。”最后还强辩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是奉命来华作战，执行任务的，战争责任不在我谷寿夫身上。”谷寿夫的狡辩激起了人们满腔怒火。
当谷寿夫的“申辩”刚一完结，检方公诉人，立即义正辞严地进行批驳。主要从谷寿夫的履历，军衔.职位和他在一次日本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上的发言，揭露他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执行者，而且是侵华战争的决策者。
公诉人的话刚结束，一位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驻华记者田伯烈愤怒地站起来作证说：“我当时在南京亲眼看到南京的活地狱，日军进城后的两天内，连续不断地屠杀，大规模地抢劫，侵扰私宅，奸污妇女，一切都失去了控制，街道上堆满了平民的尸体。任何人如因恐惧而奔跑，任何人在黄昏后如为巡逻日军抓住，都会被就地枪杀或被刺死的。这次暴行确实是有目共睹无可辩解的。”他还说：“未及时退出的中国士兵都已抛弃了枪械，脱掉了军服，但日军大搜捕，捆绑在一起加以枪杀，这些都是在日军军官直接指挥下干的。日军进城后，对重要市区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大小铺店无一幸免，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中国人的或外国人的都被日军‘光顾’洗劫一空。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时有所闻。我的外国朋友看到日本兵闯入邻居，抢去了四个中国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到一个新到日军军官寓所有抢来的八个年轻的中国女子。恐惧的程度.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一位日本记者揭露说：“我是日本当时住南京记者，一直旅居在中国。12月10日那天，南京依然美丽如昔。但是从13日日军侵入南京之后，很快变成一片焦土，到处是破坏的痕迹，满目萧然，宛如人间地狱。我亲眼看到日军从难民区里拖出成百成千已经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去枪杀，或者当作练习刺杀的对象。我亲眼看到自己喜爱的城市和机关、学校、居民住宅，为日军纵火焚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活地狱。”
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从旁听席上站起来说：“12月16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日军奸污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多个青年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7个是从金大图书馆劫走的，在家里被劫去的妇女更不知其数。晚上我赴布克教授处吃晚餐，回来时我的住宅门上贴着大使馆的布告，可是门户已洞开，所有箱柜均被打开，被褥和食物都不翼而飞。”
市民姚加隆是日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他头部受重伤，断了一条臂膀。他起来控诉日军暴行说：“12月15日我携家眷避难于中华门外斩龙桥，日军将我妻奸杀，8岁幼儿，3岁幼女因在旁哀泣，被用枪尖挑入火中，活活烧死。”
公诉人还补充说:“谷寿夫身边有两个士兵(即野田毅与向井敏明)打赌，从南京下关一直杀到夫子庙，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杀106个的得了冠军，赢了一瓶白兰地。”
法庭最后放映了由国际红十字会提供《日军南京屠杀罪行纪录片》将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阴险狡猾的谷寿夫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下了头。
审判长询问辩护律师有什么意见。辩护律师说：“被告谷寿夫罪证确凿，不容抵赖，希望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予以公正的判决。被告提出不要带上民族感情这一点，可予以注意。”
1947年3月10日下午，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战犯谷寿夫的最后审判。这天法庭内外戒备森严，审判长宣布开庭之后，被告谷寿夫被宪兵押上法庭。他穿着旧军服，留短胡须，面色发青，低头站在被告席。约20分钟左右，审判长石美瑜律师宣布审判谷寿夫的判决书。大意是：谷寿夫在作战期间，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违犯了日内瓦公约，构成违反人道罪，违反和平罪，处以死刑，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当判决书宣布之后，审判长问被告有何遗言。谷寿夫提出要上诉。审判长立即回答说:“这是远东军事法庭的最终裁决，不能上诉”谷寿夫接着说：“军人以死为天职，请求能把我的骨灰及遗物送回日本，交给家属。”法庭表示同意，委托国际红十字会处理。谷寿夫最后又提出：“行刑时不要绑赴刑场。”法官表示说：“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能改变。”
4月26日，刑警、宪兵立即将五花大绑的谷寿夫押上刑车，直驱当年谷寿夫攻打南京的司令部所在地——雨花台，沿途市民汇成人墙，交通为之中断，.刑场四周的山头上，观者达数万人。行刑士兵对准谷寿夫的脑袋扣动扳机，子弹从其口中飞入，从后脑穿出，谷寿夫当即毙命。人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惊天动地的欢呼声！
除了谷寿夫以外，当年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也相继在1948年1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枪决!
通化事件
吉林省通化市，1946年2月3日，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八路军（时称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一千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五千余人，其中日本人四千多人！当时气温零下二十几度，满街都是日本人裸露的尸体，三天后全部投进浑江冰窟窿中。当时从丹东撤回的八路军部队看到鸭绿江漂满了尸体，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通化事件是少有的中国人给日本人留下的巨痛！战后日本人一直想回通化搞祭祀活动，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如愿。
事件详细经过：
1946年2月3日，新春大年初二，已经向中国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旧军人以及日本战俘、商人、暴民在国民党的煽动下卷入国共东北主导权之争。更甚者，这些赌国民党会赢的日本人替国民党出头发动武装暴动，最终被善战而多谋的八路军彻底聚歼。战地漏网人员包括日本暴民和国民党党部人员遭八路军全城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暴动策划者和主谋者无一漏网，几千参与者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四千八百名日本人或战死或被猎杀，三千多日本男性被集中关押，许多人因为冻伤手脚被截肢。暴乱核心人物一是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二是汉奸国民党通化党部主任孙耕尧。孙耕尧暴乱前因机密泄漏被八路军事先逮捕，审讯后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不料因为凌晨暴乱已经开始，电路被切断，行刑战士黑暗中没有击中孙耕尧。等到天亮时，暴乱溃败，八路军返回驻地发现孙耕尧等暴动头目均活着，遂补枪击毙所有罪犯。藤田实彦则是在全城大搜捕中第七天被公安干警从日本商社的一栋社宅阁楼中发现，同时三十多名日本人被捕。共党在枪决所有日本主谋者的时候，唯独留下了藤田实彦的活口，五花大绑下让藤田实彦在展览会向所有参观者和游人反反复复地承认罪行。每见到日本人来参观，藤田实彦都会鞠躬谢罪：“真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最后藤田实彦羞愤成疾病死在通化民众医院。藤田实彦对日本人说对不起是由衷的。正是因为他在通化日本人中的威望和地位，以及他对形势的错估，坚持联合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夺取通化政权，最终导致暴乱失败后，在通化的所有日本男人都遭了殃。据中日双方的记载，数字有出入，但最保守的估计是大约4000名日军被击毙，死者统统赤条条的被扔进河里“水葬”。通化中国人在日本人十四年的统治下，生活在高压恐惧的赤贫中，对日本人深恶痛绝。尤其是日本人在投降后仍然觉得高中国人一等，宁愿将储备的战略生活物资包括棉被军服食粮焚烧了也不给市民一粒粮食一件衣服。一些胆大的市民试图在火中抢回些粮食也被日本降兵打伤打残，导致暴乱后通化市民怀着强烈的复仇心理对日本人无论是战斗人员还是平民纵情泄愤--因为身后有中国武装力量支撑着。日军尸体的衣服都让市民扒走了，连金牙齿也被砸下。更让中国军队不可饶恕的是关东军卫生部队的残忍。原本为了利用日本的战地医院，在关东军卫生部队投降并表明愿意为中国军队和市民提供人道救援后，八路军将这支130人的卫生部队成建制地保留了下来。不料后来这支部队在暴动中成为骨干并残忍地用手术刀等医疗器械将中国军队的伤员统统挑死。作为报复，八路军将这所野战医院制服后，同样用手术刀将医院部队长柴田久中尉挑死。中国参战人员和日本人生还者描述，中国人杀红了眼。凡是口令答不上来了的，上去就是一枪；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了；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直到第二天八路军通化司令部才下达命令：只抓不杀。此时，已经到处都是日本人的尸体。于是就有了日本人的著作：“共产军虐杀日本人事件--通化事件”。全城大搜捕时，日本人的傲慢也害了他们自己。日本人自视甚高，入乡不随俗，中国的春节居然不在门外挂对联。于是八路军挨家挨户大搜捕，只要不挂对联的统统被破门而入，成年男子一律被绑走，只要稍作反抗就被击毙。于是，通化的日本人无论是商社从业人员还是铁道公司职员，统统被关入大牢。逃跑是愚蠢的，只要露出此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暴乱前夕中共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人计划暴乱夺取中共政权交给国民党。于是中共秘密搜捕将一百多名原关东军指挥官员关押一处。然而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关押地点被泄漏。暴乱伊始，日本军队围攻临时关押处。而我方只有一个班的看守兵力，幸亏班长当机立断，用机枪将一百多名企图里应外合的在押犯全部击毙。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通化孕育了以后中国的几个著名团体。中国空军的发祥地在这里，第一任中国航空学校校长是林弥一郎，原日军航空队队长。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遇见林弥一郎都要敬礼，言必称“老师”。林弥一郎差点儿在暴乱前夕被枪毙，幸亏延安时期的日本人八路军前田光繁力保才免于一死。总政文工团发源于此，前身是通化炮兵学校文工团。暴乱中，留用人员中的日本人试图开动坦克参加暴动被镇压。末代皇帝的皇弟傅杰之妻蹉峨浩被关押通化。蹉峨浩是暴乱中日本人营救的目标之一。日本人在营救蹉峨浩的局部战斗中赢得了暂时的，将蹉峨浩成功解救出来。然而在全局中仍然惨败，面对蜂拥而来的中国增援部队，日本人不得已将蹉峨浩送回关押处，自己逃亡后在大搜捕中被俘。八路军中朝鲜人部队对日本人无比憎恨，是我方所有部门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敌人策反的，也是对日本人大开杀戒最彻底的。 而挑动暴乱的国民党人是最懦弱的，几乎没有国民党人参与战争行为，都在家里等现成的：如果日本人他们就出来摘桃子；如果日本人失败他们也没有责任。但是共党人没有放过他们，根据审讯日本战犯和国民党特务的笔录，共党人逮捕了几百名在家等捷报的国民党人，最后枪毙了百来个通敌纵敌者。对于此次事件，日本人耿耿于怀，最近鼓噪声音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农历正月初一〕天色未明，南满重镇——通化市万家灯火，繁星闪烁，结束了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山城人民在喜悦中企盼光复后第一个春节黎明的到来。当时钟敲响四下时，全市电灯突然闪灭两次而后全城一片黑暗，接着位于市区中心的玉皇山上三堆大火冲天而起，城区不同方向也响起三声长音哨响，顿时喊声响起，枪声大作，数千名日本关东军武装暴乱开始了。
暴乱匪徒们手持机枪、步枪，挥舞战刀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复仇心理的支配下，嘶叫着分数路向市内我行政公署大楼、通过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发起疯狂的冲锋，妄图一举消灭我军，重占通化。我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五百余人坚守阵地，英勇抗击着十几倍于我的武装暴徒。由于敌众我寡，又是分兵坚守，反暴乱战斗十分艰巨；我军阵地险象迭出。在我军各阵地中专员公署大楼的自卫反击战斗最为激烈。暴动乱开始后，左滕队长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周洪汉指挥近千名日军和国民党菲徒混合编队的暴乱分子，依仗人数众多和武器上的优势，疯狂地冲击行署大楼。坚守行署大楼的我军战士在行署秘书长夏骏青同志的指挥下，监危不惧，冒着弹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专署大楼。尽管如引顽强的抵抗，敌人还是冲上了二楼。在这危急时刻专员蒋亚泉同志处决了威逼他投降的警卫员〔内应分子〕后，立即来到战士中间边指挥边鼓励战士英勇杀敌。强暴的敌人以死决战，占领二楼后又向三楼发起了强攻，我守军决心与专署大楼阵地共存亡，与进犯之敌展开殊死博斗，大楼内杀声、枪声响成一片，形势万分紧急。就在这危险之承，我通化支队、朝鲜义勇军的机动部队赶到，从背后猛攻暴乱之敌。敌人腹背受创，在我军猛烈夹击下终于溃败，除少数逃窜外，大部被歼，专署楼内楼外敌尸堆积满地，血污斑斑。经过两小时的血战，黎明时分援军赶到，在援助军的配合下，我军终于以较小的代价，共毙俘暴乱日近四千人，其中校级以上的军官八十八名，取得了抗暴斗争的胜利，从而避免了历史的逆转和更大的流血。
密谋暴乱
震惊中外的通化“二·三”日军反革命暴乱事件是蒋日特分子合流产物。通化市地处我国东北的东南边陲长白山区，南部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北部与松辽平原相连，这里煤、铁、森林资源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也是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鹿茸的故乡。在军事上，踞通化进可出东北松辽、退可守长白天险，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名将杨靖宇、王凤阁将军均在通化为国捐躯。日寇统治时期，通化市是伪通化省省会，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之前，日本曾一度阴谋将伪“满洲国”国都由新京长春迁往通化，“八·一五”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我八路军迅速进驻通化接收日军的投降，解放了通化，建立起人民政权和地方武装。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至一九四五年年底我东北军政大学、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中共辽东省委机关陆续迁至通化，通化市成为长白山区我党领导的中心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聚居潜伏在通化的大批蒋日特务分子不甘心于失败，企图把通化从人民手中夺走，频繁地进行暗杀和武装颠覆活动。为了将我军逐出通化，他们曾数次组织伪军警土匪武装进犯通化，均被我粉碎。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欲占通化鞭长莫造成对东北我军南北夹击的战略态势。但是那时国民党中央军远在关内，占领通化鞭长莫及，地方小股土匪武装又难以奏效。在这种情况下国党反动派以为通化有数万名日本人，特别是其中有六千名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可以利用，于是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的亲自策划下，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为首的蒋特分子与日本关东军滕田大佐等复仇主义分子几经讨价还价，达成以暴乱成功后成立“中日联合政府”为务件的日军暴乱秘密协议。为了加速这个反共卖国协议的实施，从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起，蒋日特务分子加紧勾结，经过数次密谋一项旨在消灭我军、占领通化，建立“中日联合政府”为目的，利用春节期间我军守备空虚之机，由日蒋特务共同指挥，日本关东军为主力的“二·三”暴乱计划的保密。在未下达暴乱命令之前，知悉该秘密计划的人员仅限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负责人和少数蒋日特务分子。为了保守暴乱行动的秘密，电台通讯改用密码，有仅如此，辽宁省国民党头目李光忱还亲自指示藤田大佐暴乱行动时“要化妆，走路三步一回头，拐弯抹角朝后看”等注意保密事项，真可谓机关算尽。
阴谋败露
一九四五年末至一九四六年初，我军对于敌人的破坏阴谋虽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但是对于蒋日反动派即将发动武装暴乱的情况却未掌握，严峻的形势对我军的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但是到了二月二日傍晚，距敌暴乱仅有十多个小时的时候，得意忘形的敌人将暴乱秘密泄露出来。原来二月二日傍晚，一个戴国民党微章的人，走在大街上被我哨兵发现。在对其盘问中，该人吱吱唔唔回答不清，哨兵认为可疑将其押送支队司令部。经司令部严加审讯，该人全部交代了当晚敌人要搞暴动，以及暴动的时间、信号等重要情况。而在这天的下午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内应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头目孙耕尧分头秘密策反我军军官兵参加暴乱的情况也很快为我军所侦知。特别是敌暴乱头目孙耕尧、刘靖宇儒等策反我军军需股长沈殿铠时，沈假装答应参加暴乱并巧妙的将从敌人那里套出的暴乱秘密及时报告了我军。“二·三”暴乱计划内容要点是：一是提出了消灭我军夺取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的暴乱纲领任务；二是确定了功战我通化行政公署，通化支队司令部、市政府、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七处重要目标；三是组织总兵力为五万人的暴乱队伍〔其中日军三万人，国民党地方武装二万人，内应分子八百人〕；四是利用内应分子夺取我军炮校坦克四辆，航校飞机四架，并用日军投降时埋藏起来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等军火装备暴动队伍；五是规定“山和川”为行动口令，市内以电灯闪灭为市内暴乱信号，在玉皇山顶燃放三把狼烟为市郊暴乱信号；六是规定暴乱标志：日军佩带“暂编东边地区部队”臂章，蒋特佩带“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臂章；七是暴动时间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敌人的种种泄密为我军粉碎暴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二月二日下午五时起，粉碎敌人暴乱的工作在中共通化分省委书记吴溉之同志的领导下紧张而迅速的全面展开：以通化行政公署蒋亚泉专员为首的我军作战指挥部，迅速身机关下达了停止一切节日活动。党政军机关人员紧急动员，全副武装，进入阵地听命令。并火速催调援助兵回师通化友参加平暴。根据分省委的“分兵坚守，自卫反击”的抗暴方针，抽调通化支队、炮兵学校、朝鲜义勇军支队组成机动兵力，配合保卫专署大楼、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话局、飞机场等重要目标。收缴一切留用日伪人员武器，清除内奸分子一百七十余人。出其不意的逮捕了暴乱的首要分子孙耕尧等十多名主犯，摧毁敌两个暴乱指挥所。这一切进行得既秘密又神速。随着暴乱时间的迫近，我军对市区局势的控制也逐步加强。二月三日凌晨四时，日本关东军按预定计划准时发起了暴动乱，但由于秘密在暴乱前已经泄露，注定他们的结局只能象本文开头所描写的那样，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据1946年—1949年统计：在国共内战中另有10万名日本兵死于中国内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