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 即【南京大屠杀】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12月1 日，日军下达进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指挥15万国军抵抗作战。国民党当局在战役组织指挥上出现了重大错误。战前未作周密部署，最后决定突围时又未拟定周密的撤退计划，更没有经过参谋作业，致使守军在突围中，自相践踏，争相夺路，损失特别残重，国军的抵抗就此瓦解。 12月13日，南京沦陷，不足五万人的日军入城，由此开始了连续八个多月对三十多万战俘平民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详细部署则命令按“参谋总长指示”办。进攻南京的日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在会战后大部回国休整，只有三个师团争先恐后地杀向南京。若按这一标准推算，从正面进攻南京的日军约有5万人，从南京外围迁回的约有两万多人，共约七万多人。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蒋介石一生倚仗洋人吃饭，与淞沪会战一样不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法，而是用一种自杀亡国式的堂堂之阵来迎合日军轰炸。为的就是等来国联洋大人们隔靴挠痒的对日谴责，这次南京保卫战又把靠苏联干涉。
派谁守南京？ 三种说法，1.蒋提出要守，唐生智赞同。其他人不作声(基本就是反对守)或反对(明确反对的有白崇禧，刘斐) 。所以唐为司令。2.蒋提出要守，问谁可挑起担子。众人皆沉默。蒋怒，曰：“那就我来守吧！”老唐实在看不下去，就跳了出来，结果是可想而之的。唐是于11月19日成为卫戍司令，此时离正式开打只有不到20天。3. 12月8日蒋拜陵时问众人谁愿守南京？无人答，蒋大怒，说那么我来守吧，如果我牺牲了，你们继续抗日。唐此时才了出来。(邱维达，74军51师306团团长，回忆) 。
计划守多久？ 11月29日，蒋和众人出城看了地形，蒋认为：至少可以守两个月。12月7日蒋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只要坚持到云南援军到，他必亲自带队解围。唐在会上说誓与南京共存亡。但会后又对蒋说：“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会下令撤退。”
准备工作怎么样？ 南京保卫战的计划不是死守，有蒋下令即可撤退这个活口 。但实际执行时却变成了死守。大概唐只记得自己的豪言壮语了。唐下令：所有南岸的船(包括卫戍长官部)均交36师控制，以坚定死守的决心。城外的部队不许退入城内，城内的部队不许出城。北岸胡宗南的第一军可以射击偷渡江北的船只。这方法尽管死板 ，但如果真能贯彻，孤注一掷绝了大家撤退的念头，反而可以一门心思的死守。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唐的长官部偷留了条小火轮，各师均偷留了船，但只有师旅长们知道，所以高级军官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只有前线的国军士兵们是真正抱定死守的决心！
1.居民准备：
居民逃走很多，但卫戍司令部并没有下令疏散市民。既然准备打巷战，就应该把老弱病残疏散出城，一来避免不必要的平民伤亡，二来可以节省城内的资源。不疏散居民带来了巨大恶果。 2.物资储备：较好。没有弹药不济，粮食不够的报道。“储备相当丰富”。
到底能守多少天？衡阳，常德是如何死守的。国军的进攻不行，但依城死守相对较好，南京的守军10万余，装备也不错，尽管多数是淞沪打残撤下来的部队，如果死守打巷战，守一个月应该不是问题。真到巷战是，双方搅在一处，日军的炮火优势便没有了。事实上，南京保卫战12月5日打响(以外围战开始算) 到12月12日下令撤退时，南京的防守态势并没有极度恶化。真要是下定决心死守，日军不损失几万人根本拿不下南京。
2谁下令撤退的？
11日蒋开始通过顾祝同下令撤退，唐生智怕担负责任，并没有立刻撤退。蒋只好亲自下令。唐不但向部下出示了蒋的命令，而且让各位军师长们在下令各部队撤退的会议记录簿上签字盖章，让大家捆在一起。奇怪的是为什么只守了7天蒋就下令撤退？当时的大盘并没有崩溃，巷战还没有开打呢？这是个迷。据说，桂永清反对撤退，说他的左翼防区没有问题，光华门也守住了；只有中华门有危险，但还有紫金山北麓的预备队可调；12日时国民党军队还有预备队没有用！
3下令撤退时南京被攻破了吗？
答案是没有。12日南京城没有被攻破，这是南京保卫战最大的悲剧之一。12月12日日军不但没有攻进城，甚至没有控制一半以上的城外地区。12日凌晨的具体情况是中华门方向没有失守；光华门方向，日军进攻，城外的87师261，260旅的阵地“屹立不动” (261陈旅长语) 。87师的中山门阵地也没有丢；水西门方向受到的压力较小，守军是51师306团。12日下午日军曾攻破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的城墙，但被306团敢死队消灭，12日夜敌人也没有攻入 。
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均在国民党军队的手中。乌龙山要塞也基本未遭攻击(12日日军的小炮艇刚到乌龙山附近水面) 。直到13日下午，江心洲(长江中的一个岛) 的芦苇丛中还埋伏着112师的一个团，还在准备伏击日军的登陆部队，他们根本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
4谁组织撤退？
没有高级将领组织指挥撤退，12日5时开完撤退会后各部队即自行突围。以至於12日城外的守军发现叶肇的66军在出中华门还蒙在鼓里。最可恨的是部分高级军官开完会后独自悄悄逃过江，根本没有通知部队的士兵！
教导总队的部分将领们逃走时，底下的团长还在指挥战斗，一直到12日晚8：30，总队的四个团长还在紫金山开会。直到夜里12点才开始突围。71军军长王敬久，87师师长沈发藻12日下午逃走时，也没有通知城外的部队，直到12日傍晚261旅发现城墙没有人防守了才明白过来。万式炯一直战至13日中午，也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后来听说日军坦克已经到了长官部门口，才知道头头们已经都撤了。(万称自己是南京保卫战最后撤退的部队)。宋希濂的部撤退时居然下令关城门，过江后又下令烧船，根本不管其他部队的死活。
十数万守军的土崩瓦解：绝大多数部队都往下关跑，为什么？因为军长师长们都知道，那儿有他们偷偷保留的船！所以都往下关撤，部下听说长官往下关去了，自然也就跟过去了。就这样，几万国军，无数民众便涌向了下关，可是挹江门的36师却不放军队通过，因为按计划，从下关撤退的只是长官部和36师。于是发生枪战，部队混作一团。最后终于被人流冲开了挹江门，但地上的尸体有好几层！
多数部队开始撤退时还能保持建制，但到了挹江门下就瓦解了。冲出挹江门的国民党军队只能称为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军队了。这些散兵以各种形式过江，但只有少部分成功。
需要提出的是，北岸的胡宗南并不知道撤退计划(既然要撤过江，卫戍长官部居然没有通知北岸的守军) ，他们奉命向江中的船只射击，直到唐到了对岸，方才知道撤退已经开始，殊不知已经误杀了很多人。
并不是所有的国军都挤向江边，叶肇的66军就是向东突出去的。教导总队的第三旅12日夜还在紫金山上和日军拼杀，“误了” 时辰，等别人都撤走后，从日军间隙中冲到了皖南。可见，各部队从正面往外突围的计划是正确的。日军尽管围住的南京，但后面是空的。据说邱清泉当时非常冷静，12日傍晚桂要邱和他一起走，邱说：“你先走，我还要和团，营通话研究撤退方案！”。 数个当年经历过南京保卫战的国民党将士的回忆录中都有评述。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1937年12月1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下达攻占南京的作战命令，其上海派遣军随即由常州、丹阳、江阴地区出发，主力沿沪宁铁路和丹阳、句容至南京的公路向南京进击，一部攻占镇江后北渡长江向扬州、六合、水口镇地区侵犯；第十军所部由广德、溧阳、长兴地区出发，多路向芜湖、太平、秣陵关追击，并以一部渡过长江迂回浦口，对南京的包围圈一天天缩小。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部队为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教导部队、宪兵部队，另外，自淞沪担任掩护撤退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也先后奉令退回南京参加战斗。这三军都是残缺部队，老兵很少，新兵大都尚未受过训练。5日拂晓，第六十六军派在句容占领前沿阵地的两个团与日军接触，苦战后方始突围，损失很大。6日，日军约一联队向湖熟镇前沿阵地猛攻，第五十一师守军抵抗后，始将湖熟镇放弃。同时，由土桥镇攻击索墅镇之日军，复向淳化镇阵地施行威力搜索，大批日机整日在淳化镇阵地轮番轰炸，守军冒死抗战。 7日，淳化镇与东昌街间的汤水镇前第一线阵地，为日军骑兵突入，守军被迫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侵入淳化镇之日军以步、炮、飞机协同向守军阵地猛攻，机枪掩体都被击毁，守军伤亡很多。至8日，日军进攻淳化镇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守军归路，第五十一师奋勇抵抗，死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由于后援未及时赶上，淳化镇于下午4时失守。同日，日军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守军第二道防线，与守军混战至8时许。
到12月8日为止，日军已进到南京近郊，东北面到达栖霞山，东面到达大胡山，南面到达汤水镇、淳化镇，西南面到达袜陵关和江宁镇。此时南京守军是自上海的受挫之师，新败之余坐守孤城，而敌军士气正旺，夺城在望。
南京保卫战战果：
南京保卫战打死日军7000余人，打伤9000余人，合计毙伤日军16000余人。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 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 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 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 ，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 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 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 ，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 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
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
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是1938年1月至5月，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日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各一部，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防御战役。
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第13师北渡长江，进至安徽池河东岸的藕塘、明光一线；侵略华北的日军第2集团军从山东青城、济阳间南渡黄河，占领济南后，进至济宁、蒙阴、青岛一线。日本大本营为打通津浦铁路(天津-浦口),使南北战场联成一片,先后调集8个师另3个旅、2个支队(相当于旅)约24万人，分别由华中派遣军(1938年2月18日由华中方面军改编)司令官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指挥，实行南北对进，首先攻占华东战略要地徐州，然后沿陇海铁路(兰州─连云港)西取郑州，再沿平汉铁路(北京-汉口)南夺武汉。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会战日军30余万,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徐州以南地区作战
1938年1月26日,日军第13师向安徽凤阳、蚌埠进攻。守军第11集团军第31军在池河西岸地区逐次抵抗后，向定远、凤阳以西撤退。至2月3日，日军先后攻占临淮关、蚌埠。9～10日，日军第13师主力分别在蚌埠、临淮关强渡淮河，向北岸发起进攻。第51军与日军展开激战，伤亡甚重，12日向澥河、浍河方向撤退。第五战区以第59军军长张自忠率部驰援，进至固镇地区，协同第51军在淮河北岸地区顽强抗击日军。同时，在淮河南岸，以第21集团军第48军固守炉桥地区，第7军协同第31军迂回攻击定远日军侧后，迫日军第13师主力由淮河北岸回援。第59、第51军乘势反攻,至3月初恢复淮河以北全部阵地。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旋由淮河南岸向北岸集中。双方隔河对峙。
徐州以北地区作战
2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开始分路南犯。东路第5师从山东潍县(今潍坊)南下，连陷沂水、莒县、日照,直扑临沂。第3军团第40军等部节节抵抗。第59军奉命驰援,3月12日到达临沂北郊的沂河西岸，协同第40军实施反击，激战5昼夜，重创日军，迫其向莒县撤退。西路日军第10师长濑支队(相当于旅)从济宁地区西渡运河，向嘉祥进攻，遭第3集团军顽强抵抗,进攻受挫；濑谷支队(相当于旅)沿津浦铁路南进，3月14日由邹县(今邹城)以南的两下店进攻滕县(今滕州)。守军第22集团军第41军英勇抗击，伤亡甚重，苦战至17日,该军守城的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滕县失守。
临沂大捷：
1937年底，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攻陷济南，继于1938年初又占领青岛，遂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两路南犯，并策应自南京北犯之日军，以达南北夹击徐州之目的。由于南路之敌受到国民党军李品仙、廖磊、于学忠部的沉重打击，难以北进，日军遂改为从北面以正面进攻为主的战略。第10师团矶谷廉介部沿津蒲路南侵，于1月4日攻陷兖州，5日再陷济宁，7日又陷邹县，至此，津蒲正面大门洞开。号称日寇“铁军”的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由青岛沿胶济铁路西侵，至潍县转南，经高密，循诸城、莒县一线，进迫临沂，妄图夺取临沂后，与津浦线上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尔后从左翼迂回徐州。 临沂为鲁南军事上所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此时，临沂守备力量仅有三区专员兼临沂城防司令张里元所属的保安团队2000余人。张深知单凭所部难以拒敌中之最强者，遂立即向第5战区急电求援。第5战区司令李宗仁急调驻守海州的第40军庞炳勋部驰往临沂，固守县城，阻击敌人。庞部到达临沂后，庞立即派人察看临沂周围的地形，研究敌情及攻守战略，在汤头至葛沟一线，构筑前沿阵地，并从白塔(今属河东区太平街道)起沿沂河东岸向南至郁九曲一线构筑主阵地。板垣师团企图强行通过临沂防地向台儿庄进攻。先后占领了汤头以南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庄，以优势兵力围攻守军第40军的5个团。庞部以誓与临沂城共存亡的决心，利用沂河这一天然屏障，集中火力与敌血战数日，渐感不支。这时适接李宗仁复电：“临沂为台、徐屏障，必须坚决保卫，拒敌前进。除已令张自忠部前往增援外，并派本部参谋长徐祖诒前往就近指挥。”徐祖诒到达临沂后，认为军部距前线太近，敌弹不断凌云呼啸，主张军部应立即撤到临沂以南的傅家庄，以免影响参谋作业的心情，而且便于指挥。庞则不以为然，他很坚决地说：“如果我庞某临危后退，前方士气动摇，临沂城就难保了。”徐、庞意见相左，最后请示战区长官，仍尊重庞的意见，军部不动。
1938年3月2日，第59军接到命令后，军长张自忠亲自率部出征，一昼夜强行军180公里，主动出击，以攻为守，以解临沂之围。张在庞、张两部高级军事人员会议上说：“在一般情况下，59军以急行军到此，非常疲劳，似宜稍作休息，再与敌人作战。 但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且以我劣势装备，对现代化之强敌，必须利用夜战、近战，方可奏效。应打破常规，提前开始行动。”14日凌晨，张自忠指挥全军暗渡沂水，向日寇“铁军” 的精锐第5师团右侧背发起攻击，在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岭子等处突破敌防线。敌初不及料，损失惨重，一夜之间，歼敌逾千。日本第5师团被迫放弃正面攻城，转对59军作战。双方展开混战，59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沂河两岸反复冲杀，战线犬牙交错，形成逐村、逐屋争夺之拉锯战。双方冲杀不下数十次，几度形成白刃战，59军两师连、排长几乎全部易人，营长也伤亡近半。战至16日，战区认为59军伤亡过重，建议撤退。但张自忠坚持再打一天一夜。他说：“我军伤亡很大，敌人伤亡也大。敌我双方都在苦撑，战争的胜利，决定于谁能坚持最后5分钟。 既然同敌人干上了，我们就要用精神和血肉拼命干一场，不打败敌人誓不罢休！”16日夜10时，59军向敌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雷霆万钧，大地震颤。拼杀至17日凌晨4时，59军胜利攻克日军全部主阵地。同日，庞炳勋抓住有利战机，率部猛袭日军侧背，有力地配合了59军的正面攻击。18日，张、庞两军从东南西三面夹击日军，经过三昼夜血战，日寇“铁军”精锐第5师团终被击溃，残敌大部窜逃。在此战役中，张、庞两军共歼敌4000余人， 其中包括第11联队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九次中佐和一名大队长。临沂战役成为抗战史上有名的“临沂大捷”。蒋介石亲自致电嘉勉，李宗仁通电全国告捷。报纸舆论盛赞：“是役亦当增我抗战中之光荣一页。”有资料说：“日军以载重汽车运回莒县尸体约一百余车。敌在汤头、葛沟屡次焚化尸体，来不及运回者、就地掩埋者达七八百具。”
从3月14日至19日，59军伤亡4482人，其中军官伤亡199人，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成建制战死者有独立26旅678团第2营，113旅226团第6、第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38师225团第7连。张自忠心情沉重地说：“多年患难的弟兄们为国家牺牲了，这心里的难过，真比油煎还狠！但我相信，我领导他们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虽死犹荣！军人报国，此其时也！说不定哪天我张自忠也会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这是一个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应尽的责任。”后来张果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21日下午，59军余部奉令冒雨向费县集结，欲威胁进攻敌矶谷第10师团左侧背。22日，庞部迅速扫除汤头附近之敌后，以一部向莒县方向追击，主力则集结于汤头附近，并对沂水、蒙阴方面实行警戒。不料被打得一筹莫展的板垣征四郎，侦得张自忠部他调，忙纠集残部，调派援军，向临沂发起猖狂反攻。 庞炳勋以疲惫之师孤军应战，只有招架之力，被迫退到城东桃园、黄山一带防守，并频频发出求援的急电。 蒋介石获知临沂战局紧急，即于23日致电张自忠，命59军速返临沂。 当晚10时，59军以强行军回返临沂。全军官兵浴血奋战，誓死坚守阵地，给日寇“铁军”以极大杀伤。29日，中国援军20军团骑兵团和57军333旅先后到达临沂。30日，张自忠下令反攻，日军抵挡不住，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丢弃了大衣和手杖，落荒逃命，第二次临沂战役胜利结束。3月3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致电李宗仁指出：“张军坚忍抗战，毙敌累累，希传谕慰勉。”两次血战，59军伤亡惨重，仅连长就伤亡120名。 号称“铁军”的日寇精锐第5师团两次败北。日军第5师团从3月3日发起临沂之战，苦战至月底，仍未能越雷池半步，这对于日本“铁军”来说，实在是太难堪了。板垣征四郎寝食难安，恼羞成怒，几欲自杀。
4月18日，沂河两岸之日军，会同从青岛开来的6000援军，第三次全线围攻临沂城。自午夜起，日军全线发起进攻，炮火猛烈。中国军队官兵与国土共存亡，至死不退，短兵搏斗，反复争夺，伤亡惨重。晚，固守水田之13 师朱旅激战竟夜，争夺阵地多次，伤团长1人、营长2人，全旅官兵只余300余名。19日晨，日军复集中炮火，配合空军轰炸临沂城。守城之军伤亡奇重，遂于当晚被迫撤出。20日晨，临沂城守军作战略转移，城陷敌手。
日寇占领临沂后对临沂城进行疯狂的蹂躏，烧杀奸淫，规模虽不如南京大屠杀，但其情状如出一辙。穷凶极恶的日军，每到一家，遇人就是一刺刀，对中青年妇女先奸后杀，连老人和小孩也不放过。在西门里天主教堂附近，日军一次枪杀手无寸铁的难民近700人。在城内西北坝子3个防空洞及城墙根躲难的群众，被日军发现后，先用机枪扫射，又用刺刀戮杀，480多人全部被残害。日军残害百姓，其手段之残忍无以复加。 崔家巷一户小孩出疹子，门口挂红布条，日军怕传染，点火把小孩活活烧死；日军搜查城隍庙东杨家园时，各家妇女纷纷跑出跳井自杀，顷刻之间，死尸塞满井筒；茶棚街胡士英的防空洞较大，藏人很多，日军堵门用机枪扫射，并向洞内扔手榴弹，死者甚多，日军走时还在胡家大门上写着：“此院死尸大有。”日军在城内疯狂屠杀10余日后还嫌不够，又在火神庙旁和南门里路西，设有两处杀人场，用军犬、刺刀、军刀连续残杀无辜群众取乐。日军在进行大屠杀的同时还纵火焚城，大火一直延续了六七天，整个城西南隅化为灰烬，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现在还有一些幸存者健在，仍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切齿痛恨。侵华日军所犯的滔天罪行，临沂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李宗仁指出，临沂战役“最大收获，就是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计划彻底粉碎。造成台儿庄血战时，矶谷孤军深入为我围歼的契机”。歼敌5000余人的临沂战役本身就是台儿庄战役的有机组成部分，临沂是独立于台儿庄方面的另一个主战场，临沂战役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序幕战和外围战的范围。
血战台儿庄：
台儿庄在山东峄县东南，紧靠大运河向西拐弯处的北岸，既是运河水运码头，又是沟通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联络的临(城)、枣(庄)、台(儿庄)铁路支线与台(儿庄)赵(墩)铁路支线的连接点，还是潍(坊)台(儿庄)和运(河)台(儿庄)公路的交汇处。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方，两者的距离仅60多公里，称得上是徐州的门户。台儿庄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
当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之三十一师刚到第五战区时，李宗仁便将其调到台儿庄担任防卫。李宗仁已充分注意到台儿庄的重要地位，孙集团军以善于防守著称，调孙部防守台儿庄，意在坚守台儿庄。
台儿庄是个拥有1000多户人家的“大村寨”，东、西、北三面周围有约四公里左右的寨墙，并有寨门多处，但庄内面积狭小，回旋余地不大，且没有可利用于防守的地形和高大建筑物。台儿庄内民房大多是用石块砌成，一旦敌人攻进，占据一屋即是一个碉堡，中国守军不容易反攻收复，每占领一屋一街，都需付出血的代价。
在台儿庄作战中，李宗仁始终把第五战区主力置于鲁南山区的枣庄、峄县、临沂地区，并对敌发起连续攻击，使临沂与枣庄、台儿庄的敌军无法会合。对台儿庄的正面，则以重兵防守，由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统一指挥。
3月24日，日军进攻台儿庄，突入台儿庄又被赶出。敌军除飞机配合外，火炮威力大大优于中国守军，而且配有坦克参战。我军既无坦克，又无平射炮，完全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炮火坦克相拼。3月27日开始，中日双方实际上已在台儿庄寨内展开了拉锯式的肉搏战。3月28日，日军再次发起进攻，炮兵大大增加，与步兵之比已超过一比一，而且有30辆左右战车加入战斗。而台儿庄内中国守军除几门追击炮外，主要靠手榴弹消灭敌人。敌军每向前推进一座房屋，都要付出代价，进展极其艰难。当日，国民党九架飞机轰炸进攻台儿庄的敌军，炸毁日军坦克11辆，鼓舞了守军的士气。
29日，日军继续攻击台儿庄。突入庄内的敌军在空军支援下，连续发动猛攻，中国守军利用民房、巷口、街道、院墙及工事奋力抵抗，勇猛杀敌，与敌人在庄内展开激烈的巷战、屋战、拉锯战。敌连日还在庄内使用毒气，我军受其损害颇重。至4月3日，台儿庄已有三分之二被敌军占领，中国守军仅据守南关一隅，死拼苦撑不退。日军更以重炮轰击，坦克猛冲，甚至日方电台已经宣称全部占领了台儿庄。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通电话请求是否可转移阵地，长官部严令死守。最后孙连仲直接与李宗仁通话，十分哀婉地说道：“报告长官，第二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对孙连仲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天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在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与李宗仁通完电话后，亲自在台儿庄督战。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再次来电话请求撤退，孙连仲命令道：“决不撤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敢退过河者，杀无赦。”池峰城知道总司令守城决心已定，乃抱定与台儿庄共存亡的决心，组织抵抗。他下令拆毁运河桥，以作背水一战。孙连仲令左右翼部队以钳形攻势，抄袭围攻台儿庄的敌军，断敌归路；池峰城率部逐屋抵抗，死守不退。午夜，池峰城组织敢死队，许多担架兵、伙夫也报名参加。军需官把仅有的大洋(银元)分给敢死队员，敢死队员纷纷把大洋扔在地上，他们声泪俱下：“我们以死相拼，是为了报效国家，不是为了几块大洋!”孙连仲感动得放声大哭，再次表示，一定与官兵们生死与共，战斗到底。敢死队分组向敌逆袭，冲进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手执大刀，见敌就砍就杀。台儿庄之战，双方血战经旬，守城、攻城部队都已筋疲力竭。“战至此最后五分钟”，中国守军尚能乘夜出击，大大出乎敌人意料。敌军仓皇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据的台儿庄街巷，竟为中国守军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毙敌无数，激战通宵，敌军被逼退守北门一隅。
日军对台儿庄的攻击从3月24日开始，已达12天，连续攻击未有间断，竟一直未能攻下，反被紧紧拖住：既定的战斗目标没有达到，反陷入被围的险境，日军开始狼狈撤退，“遗弃死伤者约四五千人”。4月7日，李宗仁命令台儿庄地区守军追击逃敌。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胜利，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胜利，国民党军队先后歼灭日军两万余人！
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决心以及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非凡战功，也证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在全体中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的卫国战争必将胜利。
徐州附近地区作战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令第五战区集中兵力于徐州附近，准备再次聚歼日军。日军改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对方，主力向西迂回，企图从侧后包围徐州，歼灭第五战区主力。4月18日，日军第10、第5师分别从山东峄城(今属枣庄)和临沂西北的义堂地区南进，对守军第2集团军和第20、第3军团及第27军团第59军实施牵制性进攻。守军顽强抗击，至月底，将日军阻止在韩庄、邳县(今邳州)和郯城一线。5月5日，日军开始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西侧迂回包围。在南面，第9、第13师从蚌埠地区分别沿北淝河、涡河西岸北进，至13日，陷蒙城、永城(属河南)后，向江苏萧县、砀山(今均属安徽)进攻；第3师由蚌埠进入大营集地区，向宿县(今宿州)进攻。在北面，第16师由山东济宁渡运河，至14日，连陷郓城、单县、金乡、鱼台后，向江苏丰县、砀山推进；第14师从河南濮阳南渡黄河，陷山东菏泽、曹县后，直插河南兰封(今兰考)；同时，第10师将韩庄、台儿庄地区的作战交由第114师接替后，在夏镇附近渡过微山湖，向沛县(属江苏)进攻。由于日军已形成对徐州的四面合围态势，5月15日，中国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16日，第五战区命令各部队分别向豫、皖边界山区突围。19日徐州陷落。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6月6日占领开封。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9日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会战结束。
此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击毙日军40000人 国民党军以阵亡近10万人的代价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
伟大的国民党军统 即 【中日间谍大战】
“军统”成立于1938年武汉会战前夕，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英文简称：BIS。其前身为蒋介石于1928年创立的“蓝衣社”（还有一说为1932年）。1934年4月，蒋介石将南昌行营调查科与蓝衣社特务处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由戴笠（黄埔6期）任处长。1937年4月，蒋介石重组特务机关，以加强搜集日本人和*的情报，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兼任局长。“军统局”内设两处，第1处负责党务调查（即后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前身），由徐恩曾（黄埔4期）任处长；第2处为特务处，戴笠担任处长。1938年9月，第2处另立门户，升格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仍由戴笠一手掌管，内设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电讯情报处、警务处、惩戒处、训练和策反处、特种及心理作战处、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
“军统”（BIS）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2次世界大战中，BIS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CIA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OSS）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
军统特务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神勇，精神可嘉！冒死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打击和抗日活动，而隶属BIS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据统计：截止1945年9月抗战胜利为止，国民党军统局共打死日本特务特工以及日本情报谍报有关人员4000多人！暗杀日本士兵军官和重要特殊人物20000余人！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而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20000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4万5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