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六）

    六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
    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
    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
    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
    但即使低微入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
    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
    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
    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
    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
    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
    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的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
    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
    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世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
    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
    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
    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
    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
    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也没作什么宣传，不
    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到哪儿呢？开演的
    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
    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
    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
    枯燥乏味，国外有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
    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
    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即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
    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祥。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
    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
    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
    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
    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
    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
    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
    这一点上不讲实利，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
    面颇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