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书院
郑长春
一
在世界上还没有一所真正大学的时候，书院就在中国的一些角落里，静悄悄地担当起传播知识、弘扬道义、弘扬精神的重任来。这种深厚的文化情结，应该也算中国的一大特色吧。
自唐代以来，历经一千多年的发展，至今已蔚然成风，全国书院林林总总七千多所。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对民俗风情的培育、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形成和知识传播，不亚于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学。
在河南邓州古城东南隅，就有这样一书座院，因位临百花洲，名曰：花洲书院。( 文章阅读网：www.juexiang.com )
“南阳有绝胜，城下百花洲，谢公创危亭，屹在高城头。尽览洲中秀，历历销人忧。作诗刻金石，意垂千载秋。我来亭早坏，何以待英游。”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览秀亭》对此地的赞美。
可惜，范仲淹被贬邓州时，洲废亭圯。东风无力百花残啊!
百花凋谢，洲亭已毁。此刻，一位曾经春风得意、名满天下的朝廷命官正忧心忡忡、伤痕累累地走来。
时间是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
经过“庆历新政”阵痛，年已五十七岁的范仲淹，以给事中、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到邓州赴任。这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皇祜元年(1049)正月，赴任杭州。
在离庙堂之远的邓州，他政简刑清，化行俗美，吏畏其威，民怀其德。
他不辞劳苦，整治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并在城墙东南角建春风阁。深为学风不兴而忧心的范仲淹，当看到百花洲一带环境幽静，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学场所后，遂在百忙中谋划，创办“花洲书院”，并且公余到书院讲学。
一时，邓州文运大振。
这是他到邓州工作后推出的最大“民心工程”。
这项工程的效益确实不小：范仲淹的儿子、官至观文殿大学士的范纯仁，以及官至崇文院校书的张载，曾任邓州知州的韩维，均“从师范仲淹学于花洲书院”。
当然，范仲淹一手打造的“花洲书院”还有点“文化沙龙”的味道。平时，春风堂里以文会友，百花洲中与民同乐。在这里，还与致仕宰相张士逊、新科状元贾黯等诗酒雅会，同宰相晏殊、光化知军李简夫及名士王诛、张涛赋诗唱和。
按说，范仲淹应该知足了，完全可以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其喜气洋洋者也。但，他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起来，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没有人知道，一个“流落江湖”者的真实想法。
然而，正是这种“无法理解”，却常常会爆发出惊人的行动。
就是在这“进亦忧，退亦忧”之时，光照千古的《岳阳楼记》诞生了。
二
这篇千古绝唱，洋洋洒洒，看似和风细雨，实则暴风骤雨，把一座傲然挺立的楼和一座风雨飘摇的院，有声有色地搭建起来，维系起来，从此成为一条风景线上的两处境界。
人以地灵，地以人传。邓州，为夏、商、周及秦汉之后的中州名郡，宋初为邓州南阳郡，治穰(今邓州市)，领南阳、内乡、顺阳、淅川五县。宰相张永德、赵普，苏易简、寇准、陈尧咨、刘筠、谢绛等朝廷要员都曾任邓州知州。
当然，能使邓州引以为http://www.juexiang.comgov.cn/baijiale8荣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一代文豪范仲淹应挚友滕子京之邀，在这里写出了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而名动天下!
滕子京，名宗谅，北宋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一生志同道合，后滕子京用公使钱一事被人攻讦受审，范多次上表为其辩诬，终使其免去刑狱之灾，先后贬知陕西风翔府(今宝鸡)、河南虢州(今河南灵宝)、岳州巴陵郡。滕知岳州后，重修了江南名胜岳阳楼。楼成，极为壮观，遂于庆历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致长信于范仲淹(嘉靖、乾隆、嘉庆《巴陵县志》之《滕子京与范经略求记书》有详细记载)，信中详述了岳阳楼重修情况，并附《洞庭秋晚图》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邓州，求挚友抽暇为其作记。
范公接信后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在邓州花洲书院的春风堂展纸走笔，一气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全文计三百六十多字，字字珠玑，文情并茂，气势磅礴，千古传咏，不但使岳阳楼增色添辉，名扬天下，也使后人不得不赞叹滕子京求记的的远见卓识。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肺腑之言，成了中国达官学士的良知理想、责任担当和崇高情怀。然而，这种担当和理想的背后，却常常充满着伤痕累累的惆怅和疼痛。
一种忧国忧民的伤痛，与一副自私自利的丑陋，交接到一起，令人不禁一身冷汗!
翻开历史一页，我们除了为范仲淹的精神和勇气叫好，也为一个家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
不仅仅范仲淹在担忧，不仅仅他周围的文臣武将在担忧，而是连大宋王朝的最高领导人宋仁宗也无不在担忧……
可是，他们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种苦闷而虚弱的担忧，还得从那场轰轰烈烈而来，死气沉沉而去的“庆历新政”说起。
“庆历新政”是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一场大改革。
当时的改革背景，《宋史》是这样说的：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纷纷上疏言事。范仲淹与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
朝廷都赞同拥护，不是好事吗?
对全国的老百姓来说，当然是好事。
要知道，奏折中，范仲淹与富弼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政策”，都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如，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十五岁、弟侄年满二十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等。
宋仁宗也觉得有“利国利民”的意味，便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
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阻挠。
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使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宋仁宗，却突然大变脸，一反常态，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于是，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
随即，范仲淹被贬到邓州。
三
我们先不讨论宋仁宗皇帝的政治觉悟和个人好恶问题，但从奏折看，这场改革的内容，不外乎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法治，这不是明摆着的，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连这样的好事不敢做，不能做，那你说作为这个国家的臣民，还能做什么!
有人说，《十事疏》是一个强调澄清吏治的“反腐宣言”，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守旧派朝臣习于苟安，反对新政，庆历新政肯定得以失败收场，不然会得罪很多场面上的人。
也有人认为，新政失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更甚，甚至影响到后来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令熙宁变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不管怎么说，我们先睁大眼睛看看，这场改革的“绊脚石”到底有哪些?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的是封建腐朽势力，限制的是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并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
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辣，就是个首当其冲、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评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
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到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虽然宋仁宗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流产了。
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现在看来，这场改革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因为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等于动摇了宋仁宗的统治基础。所以，还是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养士大夫的国策。
我们知道，北宋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但统治者却从五代历史汲取了消极教训，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国家不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所以说，庆历新政失败是北宋政府体制决定的。扼杀改革的是体制，而非所谓保守派。
实际上，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归于保守派的破坏和改革派的失误，似过于简单了一些。在我看来，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歧来解释改革的失败，有违历史真实，也缺乏事实根据。
我翻阅大量的宋代文史资料看到，当时的情况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名臣为相，执掌朝纲，决定对吏治进行整顿。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旗帜鲜明地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三冗三费是改革所要打击的主要目标，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变动，就是要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参与政治的广大士族阶级开刀，打破他们的铁饭碗，所以，改革将要触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士-官僚层，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范仲淹、韩琦为朋党。封建社会的帝王是很忌讳大臣结为朋党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对派诬蔑韩、范的“朋党”之议，也为宋仁宗终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所以说，改革失败的真实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谁也阻挠不了的。
那么，皇帝为什么不顾反对并亲自终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
很简单，皇帝提倡改革与终止改革的理由一样，为了自己的家天下。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庆历新政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们的压力废止了新政。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宋仁宗当初任命范仲淹、富弼们来改革新政，为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但为何最终又实行不下去了呢?
我个人认为，在一个封建专政的社会中，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皇帝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如，“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要知道，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那可是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啊。
三
为了弄清这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回过头来，再细细看看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那些内容吧。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其中，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四
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气候，把人的自我保护和趋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损人利己的扭曲方向，“向权威靠拢，向领导表决心”都需要靠检举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把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想做事的人分成整人和挨整的两类人，使得上面发动的每场运动都有积极的响应者。
而这些人的使用价值发挥完之后，很快就如旧履一样沦为被弃置，变成下一次的挨整对象。在这种“游戏规则”操作下，如果一个人有个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并且有时会质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处，那他和“敌人”的范畴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何时被扣上“叛徒”和“臭老九”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这里面，既有时代局限性的问题，也有人性的弱点和体制的弊端，所以前赴后继地总有人在犯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眼睛酸痛地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幕，轮回上演。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1043-1044)“被迫流产”，难道王安石的熙宁变法(1069-1093)就不会“胎死腹中”?
我们知道，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北宋王朝在开国已久之后，统治阶层试图拯救时弊，富国强兵的改良活动，虽然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对北宋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两者之间在起因、经过、内容、失败缘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的异同之处，实在是意味深长。
现在，我们撇开历史迷雾，来看看这两位“超级改革家”的真实情况。
首先，在时代背景上，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格调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在开国近百年之后，虽然仍可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但是内部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正如王安石所说的：“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庆历新政前，北宋在对外关系上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西夏与北宋交战不休，澶渊之盟后一直相安无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最终宋仁宗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 才得以解决。
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下，庆历三年(1043年)，“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富弼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并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随后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列举了十件必须“端本澄源”的事务，其中以整顿吏治为核心。随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谓的“庆历新政”便开始实施，但是一年之后，便无疾而终，北宋也继续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到二十年之后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北宋总体的内外局势与庆历新政时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承平更久，积弊更深而已。
其次，从变法的主持者来说，庆历新政的主持者为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员，背后的支持者是当时已经在位达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庆历新政的这些官员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担任过秘阁校理、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等职，后在陕陇地区主持对西夏战事，“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颇有威名。元昊请和以后入为枢密副使，旋改参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担任过奉使契丹的重任，庆历三年拜为枢密副使。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谏等职，后与范仲淹一起参与西夏战事，“在兵间久，名重一时，人心归之，朝廷倚以为重，故天下称为‘韩范’”，随后召为枢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说都是功勋卓著之士，当时北宋朝中，论声望功绩，可以说无人与这些人相提并论。
相比之下，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虽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忧辞官守丧，收徒讲学，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宁元年，才重新进入中枢。虽然韩绛、韩维、吕公著“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并且有人认为“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泽”，但是毕竟没有像韩、范、富弼那样卓越的功绩，在朝中也没有特别支持自己主张的盟友，处在宋神宗所谓的“人皆不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 的状态，而在当时的朝中，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无疑是王安石变法相对于庆历新政的一个不利条件。
不过，熙宁变法的一个有利条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与庆历新政时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颇具雄心，对王安石也是极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二月便拜为参知政事，负责主持变法，后来王安石屡遭攻击时也坚持任用，虽然王安石一度罢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间，新法总体上来说始终坚持了下去，可见宋神宗变法的决心，这便不是变法时已经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庆历新政的内容相对来说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所说的十事，分别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的五项均为和吏治相关的内容，按照邓广铭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认为，通过这样五项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能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各获安宁，便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其着眼点在于整顿官僚队伍，“裁削幸滥，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变”，由此来实现减少冗官冗费。
而在王安石变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与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较为孤立，通过整顿已有的官僚队伍来进行变法便不太现实，因此王安石采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样的新机构的办法来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举来吸收新的变法人才到官僚队伍中，实际上是在增加官员数量。之所以有两者在吏治措施上有这种区别，主要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着眼点在通过合理理财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非庆历新政所着重的“节流”，当然还与王安石变法所面临的官僚集团内部的激烈反对有关。
庆历新政中与财政、军事等有关的内容相对较为简单，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众人的反对也并没有付诸实施，其他措施也由于庆历新政一年后便无疾而终而未能广泛施行。而王安石变法的重点恰恰在庆历新政没有来得及予以关注的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财方面。
其中与农业和军事有关的措施，有的在庆历新政中已经提出，在王安石变法中继续采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备”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不过范仲淹还只是主张“以助正兵”，用府兵来补募兵之弊，王安石则更进一步主张“为宗社长久计，当罢募兵，立保甲”。
有些措施是庆历新政已经提出，但王安石采用不同的办法来实现，例如范仲淹主张的，是“州县选官 ”治理水利，劝课农桑;而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则主张用民间分派资金的办法兴修水利，范仲淹主张的减徭役主张“不应受役者悉归之农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则是主张以钱代役，两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国家收入而削弱豪强地主的收入。
还有一些措施则是庆历新政没有提出而为王安石所独创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税法则是王安石针对财政问题而专门设立的，保马法则是针对北宋缺乏战马，难以建设强大的骑兵队伍的问题而提出的，将兵法则是为了解决北宋军队“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问题而实施的举措。
比较一下两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时间上都远非庆历新政可比，其内容也远远超出庆历新政的范围。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在指导思想上也有很大差异。范仲淹等人皆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因此他们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畴，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补补，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样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导思想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儒学本身。而王安石则与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导原则，便是所谓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释道两家学说中的义理尽量吸收到儒家学说中来……从政治思想这一侧面来看，王安石则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说，他是把法家思想作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导思想的 ”，也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团内部异常强烈的抨击。
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败后，无非是贬官外地，后来又往往重入中枢，身后也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则几乎成为士人眼中的误国奸臣，其中恐怕与王安石离经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当然，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失败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整顿吏治的做法触动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谤议日甚，将范、韩等人诬为朋党，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认之不讳，欧阳修甚至在《朋党论》中声称小人以利相结，利尽则交疏，是不会结成朋党的，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这就使得朋党之论滋不可解，构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终只能以范、韩众人离开中枢而结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倾力支持，虽然攻击的声音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变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败更多地是变法的措施与实际不够吻合。
如果说，庆历新政的失败还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话，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则更多地是一种必然性的失败，是在一个缺乏商业传统的广大国家里试图使政府财政全面商业化的失败。
在结果上，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虽然都可以称之为失败，但是失败之后的结局却大不相同。庆历新政的失败，和一次普通的变法失败没有什么两样;而王安石变法对北宋后来的历史发展则影响巨大，开启了北宋后期党争的序幕，徽宗时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击元祐党人，最终导致了北宋的腐朽灭亡，以至于后来的许多人都将王安石看成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
这，恐怕是自认为“公忠体国”的王安石没有想到的吧。
这里需要说的是，王安石和当时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并不是犯下最终罪行的人，事实上，也只有那些手握权柄的人才能够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但是，统治者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尤其在一个向往民主的国家里，往往取决于舆论，而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着舆论的风向。面对其鼓励或者默许、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治灾难，似乎鲜有知识分子事后站出来表达反思。
他们中的多数要么默默转向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要么继续以前的姿态但采用了一个温和的版本。当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个体在历史中的责任，而是那种知识自负加道德自负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尽管已经转型成一种相对温和的版本，却并没有消失。不但没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识界的主流。
中国的知识阶层，曾被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浸润过一两千年，不仅仅是掌握了特定领域的丰富知识，而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担当、良知、使命感、“为老百姓说话”此类词汇作为对知识分子的伦理要求，经常出现在公共话语中。但知识分子单凭情绪、文人气质做事情，凭一种灵感、感悟和既定的倾向来随意下判断，这是搞政治的大忌。
尽管有人批评，知识分子存在“急于为社会负责”的先天不足，不应借助统治阶层甚至极权的力量，去实验总体性的乌托邦工程，辅佐政治家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应该停止对社会事务发言，回归专业性的书斋，对风起云涌的时代保持缄默呢?
五
我们应该相信：在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体系，只要有真正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撑着，这个国家的精神才不会垮掉。
历史纵然无情，但时间自会公正。
世俗的尘雾永远掩盖不住良知的再现，文明的光芒总会照亮未来的天空!
与王安石不同的是，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被贬谪出京后，好在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可以寄托，还有内在可以坚守的力量，即便无法改变外在的扭曲世界，至少可以在超越现实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个“彼岸世界”就是邓州。邓州是范仲淹心中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他可以沉下心来给自己静静地疗伤。
在疗伤中，使他认清了社会的本质，，梳理了人生的思路，找到了精神的突破，使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生命得到了冶炼，从而把他铸造成一个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的一个跨时代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他给自己的“位置”就是著书立说和办院讲学，以自己的人文精神给邓州的土地注入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景观升华成美的景物。最后，修得正果，人文荟萃。
因此不妨说，是他丰富了邓州的人文，而邓州的人文又滋养了他的生命，使他走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度。上帝给他关上了一道门，却为他打开了一扇窗。所以，于是说邓州是范仲淹一生的一个“坎”，不如说是打开他灵魂枷锁的一扇“窗”。迎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走出心窗，灵魂飞扬。超越世俗价值的《岳阳楼记》一出手，举世皆惊!
《岳阳楼记》不仅宣告着邓州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范仲淹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与其说邓州改造了范仲淹，不如说是范仲淹改造了邓州，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
是啊，像范仲淹这样胸怀坦荡、壮志凌云的人，岂是几个“政治流氓”就能打到屈服的，相反，花洲书院的优雅环境好像专门为他铺设的一个盛大欢迎仪式。这样的“惩罚”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中能有几人享有。在范仲淹看来，这根本算不上什么“遭贬”。
可惜的是，在泱泱中国的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范仲淹那样博大、洒脱、坚韧而高贵的人呢?
他的悲剧，包括历史上还有很多类似的“文化事件”，无不在演示一个这样浅显而可恶的怪圈：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再博大、坚忍、高贵的灵魂之羽，也形成不了推动社会的翅膀，构不成迎风破浪的旗帜，真正伤害的是自私、愚昧与专制，他们才是排山倒海的利刃!
经历了惊涛骇浪，看透了统治阶级自身的腐化堕落与伪装后，使得那些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之远的仁人志士们，对自己奉行的思想和价值观，开始了冷静的反思和归纳。
在邓州，他把治国好的途径总结为，“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材”(《上时相议制举书》)。所以，每到一处都大力倡办学校，培养人才。由于他办学育才的指导思想明确，要求具体，又有成熟的办学经验，所以花洲书院办起来后，成为宋代中原的六大书院之一。
“聚徒百余人，不惟讲经论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悌，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范仲淹创建花洲书院的第二年，即公元1046年，邓州人贾黯进士及第并被皇帝点为状元，空前绝后。除贾黯外，范仲淹的儿子、一代名相范纯仁，理学奠基者、一代大儒张载等，都曾在花洲书院从学于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就写下“春风堂下红香满”的诗句，以赞花洲书院的盛况。
去世后，邓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花洲书院旁建了范文正公祠。元丰元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在花洲书院挥笔写下：“范公种竹水边亭，漂泊来游一客星。神理不应从此尽，百年草树至今青”。到了明代，花洲书院易名为“春风书院”。清代时，历任官员重视整修花洲书院，有记载的修复就达十五次之多。
一九二六年，在花洲书院成立邓县县立初级中学，后后成为邓州一高中。近百年来，从这儿走出丁声树、姚雪垠、韩作黎、二月河等杰出人物。
此刻，我轻轻地踏着厚重的石块，置身修复一新的花洲书院，想想石刻上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话，恍恍然，竟分不出是穿越在风云变幻的大宋王朝，还是徜徉在那一楼悲喜交加的的文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