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成
有好几个记者，在采访中遭人质问：“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句“政治不正确”的问话，既是笑谈，又精准地映射了中国的现实。
其实，“替谁说话”这个问题，的确可以成为一种给记者分类的标准。前段时间，学术期刊《The China Quartely》就刊登了一篇由悉尼科技大学学者何尚恩（Jonathan Hassid）撰写的论文，他提出了当今中国记者的四种模式，其划分依据可以简单总结为“替谁说话”。
“替党说话”的记者当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也就是所谓“喉舌”。这类记者在西方的学术圈和传媒圈中被讨论得很多，他们往往被视为毛时代的过时遗产，自从1978年开始便在数量和地位上逐渐衰落。何尚恩在论文中引用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近40%的记者是党员，而整体上只有5%的中国人是党员——这或许能证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重视，但绝不表明这40%的党员记者都属于“喉舌”类别。
“总体来说，他们是一个对现状满足的群体，没有改变现实（rock the boat）的想法。”通过多例深度访谈，何尚恩总结。
“替老百姓说话”的记者也是一个重要类别，何尚恩称之为“鼓动型记者（Advocate Professionals）”。他们往往关注地方的贪污腐败问题，关注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为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鼓呼。这类记者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介入现实，改变现实。
可以想象，在何尚恩笔下，我所供职的《南方周末》一定是盛产“鼓动型记者”的地方。此外，他还提到了《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和《财经》。其实，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新闻人就传承着这样的血液：批评政府，启蒙大众。
不过，何尚恩认为，除了这两种类型，中国的记者其实还有两类。
一类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在论述这类记者时，他主要是在指出中国新闻界那些不光彩的怪现状：收“车马费”（有记者在访谈中说“车马费是应该的”），要“封口费”，甚至主动敲诈勒索。这个群体不在少数。
另一类是“替客观事实说话”的记者，也即所谓的“美式专业主义记者（The American-Style Professionals）”。这类记者（至少在口头上）并不以介入现实为使命，他们崇尚客观记录、平衡报道。有记者在访谈中对何尚恩说，他认为新一代的年轻记者更倾向于成为专业主义者，因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学院训练，受美国的影响也更大。不过，总体而言，在当下的中国媒体中，专业主义者仍是少数，一位编辑甚至说：“如果媒体太专业了，那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新闻环境和美国非常不同。希望尽量做到独立、客观的记者，往往会遇到很多体制性的障碍。”何尚恩写道，“简而言之，很多中国记者声称自己是美国式的专业主义者，但其实只有少部分真的是。即便是那小部分人，在政治上也倾向于顺从。”
何尚恩将这四类记者按照“是否希望鼓动”和“是否恪守新闻独立”两个指标进行了分类：两者都高的是“鼓动型记者”；两者都低的是“替钱说话的记者”和一部分“喉舌”；鼓动指数高、独立指数低的是“喉舌”；鼓动指数低、独立指数高的是“美国式专业主义记者”。
不得不说，作为一名国外研究者，何尚恩对中国媒体现实的了解和洞察都令人钦佩。他的分类也许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囊括了今日中国记者的各种类型。不过，对于各种类型的记者，尤其是“替老百姓说话”和“替客观事实说话”的两类记者群体，还有进一步深描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