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兹晚餐
逛完波兹坦广场，我和朋友早已是饥肠辘辘。坐了半天的车才到的柏林，体能早就不足，于是我俩便决定找个地方解决晚饭。“莫里兹广场(Moritzplatz)附近餐厅较多，而且离你住的Hostel只有几站地铁，等下你方便回去”。朋友如是说，我当然赞同。在德两年，对吃的早就无所谓了，能填饱肚子就行。朋友对这一带显然熟门熟路，上哪路公交，在哪里坐，都了然于胸。我则完全是一个过客的样子，稀里糊涂地上了车，又稀里糊涂地下了车。
天早就黑了，莫里兹广场附近的餐馆也都张灯结彩，迎接着各自的客人。餐馆各式各样，有露天放着几尊佛像的新加坡餐厅，有遍布柏林的日本寿司，也有土人的披萨店。很多店都沿着路沿放着一排桌子，客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间或看看街上，好不惬意。我和朋友还是选择了披萨，不过味同嚼蜡，权当充饥。吃完晚饭，我和朋友一路沿着街走向地铁站。路边间或会冒出些风格迥异的人，看着有点潮或者艺术，这也算是柏林的一道风景。
徒步东柏林
第二天一早醒来，已是快十点了，忽然记起旅馆的早餐只供应到十点半，于是赶紧洗漱下楼。旅馆的餐厅在二楼靠近马路的一侧，我去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吃饭的住客了，也乐得清闲，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靠窗地位置。早餐是自助形式的，非常简朴，先是酸奶配麦片、水果沙拉，再是橙汁、三明治，最后当然是一杯咖啡。旅馆有免费的Wifi，一边喝咖啡还可以一边上网。往餐厅的窗外望去，不远处便是柏林的护城河Spree和地铁U1。间隔几分钟会开过一辆黄色的地铁，算是让早晨不那么沉闷吧。
吃完早餐，已经是十点半了，当下决定必须要马上出发。因为下午和朋友约了一点见面,所以早上自由活动也只能点到为止。不得不说一下柏林的U-Bahn和慕尼黑的很像，感觉都是略带古朴，坐椅也是皮质的。在地铁上一阵唏嘘，东西德的人的精神面貌果然不同，在柏林老百姓身上可以看到一种落魄的感觉，衣服是旧旧的，人也没什么朝气。
经过一次换乘，我很快便到了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 Platz），当年东柏林的市中心。广场西北面便是著名的柏林电视塔。塔很高，但是在我看来，还是略逊东方明珠。在电视塔下，我又碰到了一群在巴黎曾遇到过的那群伊斯兰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小孩，人手一个木板夹，一窝蜂地朝我涌来，让我签字捐款。这算是行骗吧。巴黎有，柏林也有，不知道伦敦有没有？
从亚历山山大广场一直向西南步行，穿过尼古拉区，便到了博物馆岛。柏林大教堂便是在岛上。教堂宏伟，二战时几乎摧毁。后来经过重建，才得以复原。但是虽然是后来修复的，但还是让人有一种历史沉淀的感觉。在里面拾级而上，转了几圈后，便到了教堂的穹顶。在那里，整个柏林尽收眼底。
菩提树下
在柏林大教堂上俯瞰柏林十分钟不到，便发现快1点了。想到和朋友约好了在勃兰登堡门见面，于是赶紧下穹顶出教堂。好在100路公交站就在教堂的不远处。柏林的公交都是两层的，有点像以前杭州的那种，可以方便游客观赏。只不过后者充满了臭豆腐的味道(十年前的回忆)。上了公交二层，发现第前几排几乎都坐满了，随便找了个座。车一路沿着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前行。这条街算是柏林最热闹的了，大街两旁几乎都是景点，比如洪堡大学的主楼等。大众还在街边包下了一幢楼，底层是旗下各系车的展览，不乏布加迪和宾利。正巧菩提树下大街在修地铁，交通略微有点不畅，但仍是井井有条，不显慌乱。
到勃兰登堡门地铁站附近下车，发现时间居然还早5分钟。想到自己还没吃午饭，便在Starbucks买了杯咖啡。出来玩，一切随便。德国人一项准时，1点钟，小马准时打给我电话给我。于是，我便走向勃兰登堡门。早先小马便和我说，今天他在东大认识的一个日本友人也要过来，三人结伴同游。日本友人的名字早已忘记，虽然我学过日语，但也记不全，好在他让我称呼他Haru。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我也乐意。于是乎，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的午后漫步便开始了。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文化，所以在路上和Haru边走边聊，话题多在城市、历史，偶尔也会涉及电视，比如我当年最爱的“龙樱”。我甚至还提到了鉴真东渡，然后Haru亦有所感，说到历史课上学过。小马对日本也很感兴趣，去年在东大写的本科论文，今天五月又去冲绳游玩，但是东西方到底还是有文化隔膜，所以他对日本的了解还不如我这个还没去过日本的，他甚至连奈良都不曾听说。
柏林因为冷战的缘故，至今仍留下不少相关的景点。比如查理检查站，又比如柏林墙。对于德国人的历史观，我是十分了解的。正视历史一向是德国人的一贯作风，这点从“母与子”中便可看出来。我曾经读过墙外面德国人那段冗长的反思，读着读着眼泛热泪。但我一直很好奇日本人的历史观。他们对历史到底怎么看呢？我甚至有时想问，他们对侵华战争乃至于二战中的行为如何定义。但我始终没有问出口，怕破坏了和平的气氛。有时候，搁置争议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在参观完查理检查站之后，我们便往回走。Haru本来想在检查站前的岗哨处让士兵在他的护照上盖个章，但怕护照因此无效，所以也就没有照做。我则本来就对此没啥兴趣，现在盖章和30年前相比早已意味不同。现在的查理检查站早已不像当年那般剑拔弩张、坦克对峙，德国早就统一，苏联业已倒台，在此盖章纯粹也只不过是玩乐罢了。
绕过柏林歌剧院，再走过几条路，我们来到了洪堡大学法学院门前的广场上。一群美国学生正好围在广场上的一个井盖前，听着带队的讲解。等他们散去之后，我们三人也好奇地凑上去，想要一看究竟。这是一个纪念性质的井盖，描述的是三十年代纳粹学生将洪堡大学教授的著作焚烧一空的事情。旁边则是海涅(Heinrich Heine)的名言，“焚书者，必焚人(Dort wo man Bücher verbrennt, verbrennt am Ende auch Menschen)”。当然，所有的一切都被海涅言中，1935年纳粹焚了书，随后的十年，他们也把战火席卷了整个欧洲。正当我的思绪沉浸在历史中时，Haru问小马：“作为一个德国人，你觉不觉得内疚呢？”我听到这话，忽然一颤，这不也正是我想问Haru的吗？“作为一个日本人，你绝不觉得内疚呢？”但我到底还是没有说出口。历史不仅需要公断，也需要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