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周其仁] 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长久损害美国利益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四月初到浙江台州，路上带了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的一篇论文。是和几位同学约好的，要讨论一次这篇备受关注的大文。说来也是平生所爱：带一点可读之物，在真实世界里走走、看看、读读、想想。“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太高的要求，但是出差一趟读上篇把文章，还是可以做到的。

萨文的背景是中国、印度经济崛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其间的利益得失怎样看，引起一片争议。该文发表在美国著名学报JPE的2004年夏季号。萨翁本来就是世界级名家，加上论点似乎与支持全球化的流行看法大相径庭，要不轰动也难。同学查过的，自萨翁这篇大文发表到今天，国际上的辩论不断。

不愧是纯经济理论的大师，萨缪尔森一上手就把纷纭繁杂的贸易世界处理得条理分明。当然首先借助了李嘉图和穆勒的传统来发问：要是两个各产两种产品、生产率不同的经济，彼此封闭，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如何？互相开放、自由贸易，又如何？结论当然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说”——两个经济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自由贸易就可以提高两国的福利水平，因为这样的经济总产出水平最高。

萨翁接着问，要是上述两国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自由贸易增进两国总福利的推论，变还是不变？为此他区分了两种情况：其一，一个国家在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其二，一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意外地提升了生产率。读到这里，我们要当心了：假如生产率提升的两种情况都一样，萨缪尔森这样的学者为什么要故作高深，非把问题分开来处理？这样两种生产率进步的情形，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还是拿“衬衫换飞机”来当实例。萨翁设想的第一种情形，造衬衫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当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大幅度提升（萨文假定“提高到原来的4倍”）之后，中国继续以衬衫换美国的飞机，会损害美国利益吗？当然不会。因为中国造衬衫的生产率提高，美国造飞机的生产率没变，因此中国衬衫的相对价格就变得更加便宜。就是说，美国的贸易条件因为中国衬衫生产率的提升而改善了。

至于中国的贸易条件又如何了？萨翁的分析是取决于需求。“在穆勒需求下”——即穆勒假定的两国都把收入平均花费在飞机和衬衫这两种商品上——衬衫的技术进步也提高了中国这一方的福利。加到一起，萨文的推导“有力地证实了”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但是萨缪尔森设想的第二种生产率进步，情形就迥然不同了。请注意，这种生产率进步不是发生在造衬衫部门，而是发生在中国原本毫无比较优势的飞机制造！这当然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因为中国只从事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向来只造衬衫、不造飞机，从何提升自己造飞机的生产率？萨翁当然明白我们的疑问，所以他才指明，中国在自己的进口部门发生的技术进步，完全是“外升的”。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中国就在飞机制造部门无端端出现了惊人的技术进步，那样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

萨翁的答案惊世骇俗——倘若中国真的在飞机制造方面提高了生产率，那就可能“永久地损害了美国利益”。此论一出，天下大哗。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重量级大师，可以为“保护政策”提供理论根据。反对派则质疑萨缪尔森的理论变节，为“一位经济学家”——而不是一位社会学家或其他什么家——居然站到反自由贸易的立场而感到匪夷所思。最精彩的当然还是萨缪尔森本人，他声明“从我的上述分析中并不能得出应该还是不应该采取选择性的保护主义的结论”。他声称他的分析无非指出了“有时一国生产率的提高只能对自己有利，却永损他国的利益”。

集中推敲一下吧。“有时”——就是在萨翁构想的中国突然大幅提升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造飞机生产率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相对利益，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萨缪尔森的推理如下：（1）世界总产出的潜力大大增加；（2）美国造飞机的比较优势下降，直到中国造飞机的生产率升到这样一个位置，以至于“两国从事与不从事贸易的境况相同，彼此再也没有任何从事进出口的优势”；（3）因此，美国自愿地退回到不贸易状态，自己既生产飞机也生产衬衫，从而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也就是“利益被永久地损害”。中国呢，当然也贸易不成。不过此时的中国已经提升了飞机生产率，可以关门享受实际人均收入的上升。

我猜想读者中喜欢这个推理的不会很多。我自己也不喜欢。可是在设定的前提之下，同学们和我怎样推，萨缪尔森还是屹立不倒。另辟蹊径吧。于是我们在一篇批评文章里读到，“作者假设中国在美国的出口部门突发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因为在自由贸易状态下，中美两国的专业化分工只能导致各自加强其原来的比较优势”。是的，倘若萨翁设想的前提子无虚乌有，他那些严密的逻辑推论还不就成了空中楼阁？

可是，我倒觉得萨缪尔森这篇论文最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关于“后进经济在原先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大幅提高了生产率”的设想。远的不论，单就这次在台州的所见所闻，就足以证明萨翁的构想贴近真实。我差不多年年来台州做跟踪性的观察，历史地看，这个据说每万常驻人口就有1100家公司的地方，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惊人。追下去看，这里发生了技术进步的领域，难道都是“强化原来的比较优势”吗？

以这次参观的3家公司为例。第一家做摩托车和沙滩车的发动机，第二家出口帐篷、太阳伞和沙滩椅的面料，第三家制造电容用的电子薄膜。当然都还不是造飞机，可是这3个行当，短的一年半前、长的十年前，在台州根本就不存在！它们不是“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又是什么？实际经验是，只要有人打了第一枪，成功失败前仆后继，摹仿创新两手并用，仿佛不经意之间当地就包办了相当一个比例的全国市场份额——不靠生产率相对更快的进步，还能靠什么？退回十数年看，台州的比较优势恐怕只有农副业！要是永远只能提升原来具备的比较优势部门的生产率，断不会有今日之台州。

远一点看，不但温州、宁波、绍兴、浙江、长三角、珠三角就是这样上来的，而且当年美国对英国、后来的日本对美国，以及萨文提到的“经济史上俯拾皆是”的无数例证，尽皆如此。这样看，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部门发生生产率革命，恰恰是后来居上经济的共同特征。因此萨翁的这个构想，不但真实，而且非常普遍。轻轻拿来充当一个高度简化的分析模型的前提，简直是神来之笔。

读者或许要问：扳不倒萨翁构想的前提，其推论又无懈可击，莫非你也同意“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长久损害美国利益”？是的，只好同意，因为在限定的范围里怎样也找不到不同意的根据。惟一可以补充的是，真实世界里的欧美、日本尚具比较优势的玩意还很多，中国、印度等国在原本不具备比较优势领域里的生产率进步又不过刚刚开始，远不够普遍，更不够快。因此，所谓“有时自由贸易长久损害美国利益”云云，还完全不是今天全局性的事实。

煮酒论英雄要加一点提前量。长程看天下大势，我认为萨缪尔森的担忧事出有因。要避免美国的利益长久被损害，根本出路就是不断发展更多具备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同时加快调整越来越守不住的生产和服务。究竟还有多少时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站在台州看，美国要加一把劲才对。

2010中国经济形势预判

　　周其仁

　　在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定会结束，只不过是退出的方式、步骤和组合拳的问题。

　　由于货币流向流速流量的不断变化，给我们这些企业老总在做投资决策时造成了很大困难。我们需要注意三个层次：

　　第一，中国人经过多年的收入增加，真实需求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有些需求长远的，我听过开心网的老总介绍，为什么想到做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是白领，白领在办公室里一天工作是很辛苦的，时间又很紧。他没有很多时间去休息，但是他有朋友，有交朋友这个愿望，那怎么解决？通过这种网上的互动。这个需求证实了，当很多人成为白领，成为所谓中产阶级，他的时间成本就上升了，时间成本上升不等于这个人的本质改变，他想跟朋友见见面，互动一下的愿望没有降低，怎么实现？我听来听去有道理，这是真实需求。中国有2亿农民工，我相信搞农民工这个事情它有真实需求。

　　但是真实需求在市场当中它不能直接表达出来，它经过货币表达，而货币就被我们这个相对价格在指引，所以生成的真实需求在近一两年当中怎么表达出来？中间信息怎么区分开？我认为是最近两年很大的问题。

　　第二，货币会推高物价总水平，在做商业模型的时候特别要注意

　　王中军说他最困难的一个决定就是《集结号》拍不拍。《集结号》是个大制作。观众在看过美国的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以后，中国如果没有大投入是拍不出战争片来的，没法好看。那你要投就要算预算，因为制片方是分享最后电影院卖票的43%，所以你成本一定是倒过来除0.43你就知道总收入有多少，所以票房如果没有2亿以上是不敢拍《集结号》，这是非常困难的决定。最后决定拍，这个拍是冒险的，最后证明成功，成功说明什么？他说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你现在必须每年要把自然增长算进去，这个增长率是名义货币。换句话说今年你不敢想的是今年最高的票房是1.5亿，明年可能就有2.3亿，他那天讲话是2010年中国最好的票房大概会达到5亿，7年前也就是3000万那就是票房冠军。中国的成长??

　　第三，货币推高带来的相对价格变动，影响资本的流向

　　相对价格只要发生变化，投资消费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带来很多新的机会。你想想货币进股市股市就上来了，进房地产房地产就上来的，我们已经看见这个货币变动的效果了，至于它到底往哪里流？这可是一场竞争的结果。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中国讲故事的人才英雄辈出，为什么讲故事？我的理解是讲故事要把钱讲过来，要让蜂蜜向我这里流，这是今天讲故事的含义。

　　但是要注意，我们在做业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指标，就是你用名义货币还是真实货币，用不变价算还是用可变价算？可变价算一定要多算一点，否则你就会因此把自己卡住，实际上会超出了名义货币，这么几万亿货币推出去以后物价总水平一定会推高的。当我们向未来看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要投资的公司还是投人家的公司，这个因素都要放进去。

　　只要是真实的长久的需求，针对这种需求的业务一定是有希望的，但问题在于短期的困扰非常大，因为你做一件真实需求要满足它肯定有困难，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别的机会非常好，诱惑非常大，这就是今后几年的麻烦。只要相对价格突然变动，一个机会就来了，他真数钱给你看，你想想看你苦哈哈打这件事情打还是不打？

　　最后就看看明年会怎么样，我大概提三个判断。

　　第一，经济速度不会有大问题

　　今年你看这个账很简单，投资增长30%，消费增长15%~16%，进出口是下降20%，这三个数加到一起是今年GDP保住8%的增长。

　　明年消费掉不下去的，很多人说消费弱，是没好好分析，中国的消费其实不弱，车、房卖得这么好，怎么能说消费弱？中国还是没有对路的商品和服务，要有好的对路的商品服务，中国的消费还会旺，我相信这一点。

　　只要出口回升，现在看来出口会回暖，因为美国只要一稳定、欧洲一稳定，中国的出口就会上来，因为这是基本面，我们现在顶多是10%的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这个落差足够大，比较优势足够大，即便打点折扣搞点贸易保护主义，还大有生意可以做。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能批判高度依赖出口，该出口还得出口，因为出口生意的交易费用，那个商业网络非常好用。我们的改革某种程度就被我们这几年高出口掩盖住了，国内改革就是难，国内生意建立信任多困难？做一档生意你得喝多少酒？国际生意不要喝酒的，发传真就做的，这就是差别。那你说你做什么？但凡出口有机会还是出口，不要随便批这个东西，这是比较优势。所以我认为出口如果从负20%变成负10%、负5%甚至变0，明年GDP应该是10%到12%的增长率。

　　即便出现一些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欧洲、美国银行又扒出一个洞，又一次冲击，中国其实后手还有。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现在在所有主要国家当中，这么花钱还是好的。政府的本钱还是蛮厚的，你还可以再发债，你还可以再印钱。

　　第二，支持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没有变

　　1.全球化比较优势，这个没有完全消失。经过这次冲击，调整一下还会在很大程度回来。

　　2.国内有巨大的产业转移机会。你看这一波冲击以后，西部，我现在到很多地方去就看一条，高速公路上有没有车，在浙江、在东部、在江苏有几次走得心里发毛，全部是公务车，看见一个卡车我就鼓掌。你到西部去看看，到重庆、成都去看看，旺得很，中国产业转移这个戏，这里叫腾笼架鸟，这里叫寻找新的低成本地区，就这件事就可以撑GDP增长好几个点。

　　3.城镇化加速。现在大城市都堵车，谁见过萧条还堵车的？所以城市基础设施你就干吧，不会出大错，你就修地铁吧，这个不会出大错。因为萧条时候它都供不应求，等到经济稍微一回来它可不要变成瓶颈嘛，城镇化的投资是巨量的投资，很小一片面积就可以投很多钱，看看东京就知道中国还早着呢。东京最密集的地区，地下5层地铁，5层地铁底下第6层修地下高速公路，上面是100层、200层的楼，现在是说把横向的流动改成纵向的，不是从郊区住到进城上班，是从高楼下楼上班，然后再下楼就进电影院、进餐厅了，进地铁。有高速电梯把人组织起来，东京进行新的城市化的试验项目。各位关注一下，这里中国土地少、人口多，这种事情还需要多少钱进去？所以我也不主张随便批投资过多，你只要有回报投资就投吧，反正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你还得在这个国土里头好好放钢、放水泥、放石头，且放呢，早着呢，不用去发愁。2008年10月份我就认为衰退的可能性等于0，现在这个变量我是挡不住要乐观。

　　第三，全球性结构失衡也会复苏的

　　这个世界不可能跟过去一样，也不可能经过一次金融危机就把它完全调过来。现在讨论美国怎么提高储蓄率，中国怎么增加消费，这个话都可以说，但习惯养成不容易改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你看就这么点收入他储蓄率就很高，美国教授都搞不明白你们怎么活的？也买了车了，也买了电视机，银行账户里还有那么多钱。你看拉丁美洲的人有钱吗？他没有什么银行账户的，有一块钱就买啤酒先喝了再说。这种东西你以为是金融危机就能改变？我是不太相信。所以这个结构跟危机之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中国的政策会高度重视内需，但是也不会一下子把这种基本的盘面改变了。

　　第一个判断就是政府政策的判断，中国的政府第一位还是保增长，2008年往下冲还是给他们很大的心理决策的压力。中国还是邓小平那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中国所有的矛盾最后就是要靠增长速度来抢时间，来争取一个平缓的过程慢慢解决。这个基本的战略不会改变，所以但凡会影响增长速度的事情，第一位保增长，同时也会担心和防范保增长那个代价，那个失衡的冲击。

　　第二是所谓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是一个长期的口号。其实质的动作不会那么太多，它是一个慢变。这里头会有机会，但是在项目层面上，不可把这些机会看得过大。尤其是搞什么新能源低碳，这个都是非常困难的主题。但增长、发展、就业，还是基本的主题。就这个阶段非得把它挺过来，所以我们在做业务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第三是深层次的改革，中国真正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来改变收入分配，这个潜力非常大。我在成都做的研究，农民土地转让权，你给他界定好了，这可以释放很大一块收入。这些事情全局放开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个政府太忙了。局部有可能形成气候，这个局部形成的气候对全局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最后是所谓宏观调控会有很大的灵活性。但是CPI还是负的，所以不要紧。但是真CPI要冲上来，真到资产市场价格要太离谱，我相信这里面的经验教训也会吸收，所以不要听说口号，说变就会变。只要那个现象出来，就会采取措施。宏观调控上会有很大的突发性，这是我对政策方面的探讨。

　　所以整个经济形势我认为增长速度不会有问题，那么所谓失衡我们还有很大程度依赖于出口，依赖于全球化，同时加大国内的投资，加大国内的消费，大概是这么一个局面。

　　政府还是以保增长为主，兼顾这次救市后果的消除退出，所以会有很多矛盾的声音，会有很多彼此冲突的信息，今后几年在宏观层面上会出来，那么我们要审时度势，很好的来看。

　　（本文根据周其仁教授在联想投资年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摘编，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