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缺一份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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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颜昌海的这篇文章，一直也是本博主最近试图说出的话题。实际上，中国的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例如，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的意识形态经济不是真正的经济……所以，我认为“中国人是奴才”的说法也应该重新描述为“所有中国人都是体制奴才，无一例外”。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仅有文化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其中的关键性问题是经济体制，因为将来引发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本因素必然是经济上的重大危机。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已经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当前的当务之急是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这个观点是不周延的。中国并没有进行过根本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所以，我们目前不可能奢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经济与政治有一个连接点：物质利益。这也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关系到国家（政府）的根本职能究竟如何取向，即宪政如何可能的问题。我们的选择是惟一的：完成私有制变革，终结共产主义迷信。哲学地讲，世界只有在悖论之中，才是合理地存在着的。实行私有制，相反，能够创造出真正的共享模式；实行公有制，相反，制造出了真正的私有模式。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悖论，那么，它就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而共产主义迷信就是这样的一种没有悖论的世界图景。
除了私有化，中国没有第二条活路可供选择。
颜昌海：60年建国“成就”的内在逻辑矛盾
德国之声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许多德语媒体聚焦中国的巨大变化。奥地利《新闻报》报道了在上海和云南的见闻：“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毛泽东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60年后，上海中心光彩照人的购物长街南京路上，人潮滚滚，步行街上最大的消费去处‘置地广场商厦’内甚至寸步难行。电梯里的人挤成了豆腐干，每到一层，‘超载’的红灯就亮起来。这是星期六，是购物的日子。这是使共产党领导人高兴的事，因为现在消费是公民的最高义务。政府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北京以集体的力量推动国内需求，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不想长期依赖出口，中国人应该少储蓄，多支出。但只有当他们不必为治病、子女教育和养老存储大量金钱时，他们才能这样做。所以，政府今后三年要向医疗卫生事业注入850亿欧元。建国60年后，福利思想现在也进入了人民共和国。除了国家刺激经济的四千亿欧元一揽子计划外，现在国内需求的提升已使中国几乎未受损伤地度过了金融危机。最近，高盛投资银行预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9％至10％。西方在收缩，而中国在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仅汽车销售量就上升70％。世界上没有一个消费市场发展得象中国这样快速。建筑热也势头不减，这也许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转型过程。短短15年内，上海荒芜的沼泽地区浦东窜出了一个新的曼哈顿。郊区临港巨大的人造湖四周正在形成一个能居住80万人的新城。为实施另一个大型项目，2010年世博会，1万8千人拆迁，中国的展馆当然要高于其它所有展馆，事情就这么简单。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觉得自己是亚洲的美国人：有自我意识，但好大喜功。”
与上海相比，西南省份云南是另一幅景象。在省会昆明，农民工在建造一个新的商业区。《新闻报》这样写道：“在这片地区的所有边边角角，数万名头戴塑料安全帽的男人在敲打、在钻孔，他们不是一幢一幢地盖房，而是全面开花，挣一份仅能糊口的工资。一名铺瓦工每天只挣5欧元，这也比农村强，许多农民如果每天能挣到一欧元，就已经高兴了。澜沧江畔雨林中采橡胶的工人诺德基认为自己很幸运。他有一千株橡胶树，每月能收入1百至2百欧元。他对未来怀有什么希望呢？这位留有山羊胡子的23岁年轻人在他的红色摩托车上欠了欠身子，抹去脸上的雨水说：‘我要使三岁的女儿接受好的教育。’这个孩子在医院出生时，他需要交费。对他来说，有更多一点国家的福利就好了。”
美国之音记者萧洵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期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跻身于世界三强之列。对中国的动荡和变化，转型和成就进行回顾，并对其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有助于丰富人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了解。
中国经济自1978年转向后，经济构成开始迅速扭转。到1979年时，国营经济成分便下降了近一成。在随后2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再度恢复到中共建国初期时的水平，也就是占7成以上。
以推动倡导破产法闻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曹思源说，这是民营成分的“比重回归”。“这个比重的复归，就是从49年的73.7%到99年的71.8%，都到7(成)了，又回到了‘三七开’。这说明一个国家需要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需要民营经济。”但是，民营经济的复归并不意味着资源国有化的政策就必然会松动。在农村，包产到户后蓬勃发展的农业经济已经显现出危机。由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支配权，农村土地在征占用过程中，农民利益流失、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获利等问题可能威胁到未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在政府开始探讨“土地流转”可行性的时候，许多学者大力呼吁让农民重新拥有土地。
北京宪政学者刘军宁曾经对美国之音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对中国农民有好处的、对中国人有好处的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国家把土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对农民产生了很大的限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国家不是土地最好的、最有效的使用者。”然而，受意识形态的约束，“私有化”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个政治禁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说：“因为今天中国的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都旗帜鲜明地说明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这方面的陈述不改变的话，任何人去推私有化都会碰到障碍和阻力。”
一些学者批评说，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化”尚无法实现，但另一种意义上的“私有化”却已经存在，并且对整体经济形成了危害。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实际上利用公权力的‘私有化’早就开始了。就是以‘公’的名义，实际上是化‘公’为‘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大量的权贵资本。这个跟国民党时代的官僚资本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也是从国营的牌子底下滋生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它搞来搞去等于是把公有的东西都变成私有的了。”
章立凡说，权贵资本是通过以公有名义剥夺私有财产后，再据为己有而实现的。他说，这是很不公平的。许多学者担心，这种不公会加剧社会矛盾，也将阻碍经济朝向健康、可持续增长的方向发展。
近期被广泛谈论的一些经济政策或动向让一些学者感到困惑。一方面中国政府承诺要拉动内需，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以出口为导向的黯淡隧道里走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大国企的扶植和对“私有化”的回避却并不是朝向那个承诺在走。章立凡说：“现在常谈的‘国进民退’，就是大国企的野蛮生长，挤压民营企业的空间。国家的银行呀，金融政策和信贷政策都是向大国企倾斜。民间资本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章立凡说，这最终就是要走向垄断，而垄断对经济是不利的。他说，民企在中国的就业和税收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民企倒了，会有严重后果。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抱有同样的担忧。他一直在呼吁“私有化”的同时，也建议中国政府在实施诸如经济刺激计划时，将政策向民营企业方面倾斜。这些学者看到，“私有化”遇到的障碍其实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障碍。虽然中国的官员从上到下都不反对这一观点，但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敏感神经谁却都不敢轻易挑动。
原中国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官员、现旅居美国的著名社会与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撰文说，中国举国投入的欢庆60周年大庆，各种论证伟大成就的华章典乐充斥媒体，但只要留心就会发现一点，中国境内所有的文章都回避了一个问题：在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方面，前30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正是后30年的改革所要否定的；而改革所要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的市场化、所有制的多元化，这都是中国1949年以前存在，只是被革命刻意摧毁的。也就是说，这60年当中，中国无非是颠而倒之，倒而颠之地被折腾了一番，完成了一道历史轮回而已。
何清涟女士说，从1949年开始，中共执政的6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充斥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经济）、“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城市数千万青年“上山下乡”，直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中共以暴力革命消灭了有产阶级，并强制推行各种社会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数千万人在这30年内失去生命与财产，数百万个家庭遭遇覆巢之痛。1976年毛泽东死后，中国面临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
财富集中程度可以用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加以说明，这个报告说，中国的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未计算灰色收入。可以说，中共执政60年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中国境内为60年大庆发表的各种宏文，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的认知：前30年用暴力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是“革命成果”，后30年改革中重现的阶级差别则是“改革成果”，二者均为合理。
用革命摧毁，又通过改革复活的不止是有产阶级，还有外资进入中国。当年毛革命的一大成就就是将中国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沦落中解救出来，中国人老少皆会唱颂的那首“社会主义好”，其中就有“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文化层次高点的更是看过毛那篇以胜利者姿态调侃“美帝国主义”的“别了，斯徒雷登先生”。将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大地上彻底驱赶出去，既是毛的丰功伟绩，也是“革命”的伟大成就。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即吸引外资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傲人成就，比如中国连续16年成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中最大的引进外资国，外资带来了新的管理理念与新技术；中国加入WTO，成为国际社会当中的一员；……那支被董文华深情款款地首唱并传遍中国的“春天的故事”里，那句“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个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就是指邓小平批准设立中国首个经济特区——深圳特区。这些，当然也是国庆60年需要展示的重大成就。
于是人们看到这样的荒诞解说：以1949年为界，清朝及民国时期让外资在中国扎根，那是丧权辱国；毛将他们赶跑，因此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1979年，邓小平将外资重新引回中国，则成了对外开放的伟大创举。总之，无论是当年的闭关锁国，还是现在的对外开放，颠来倒去，反正都是“伟大成就”兼“创举”。凡事皆应有逻辑。在同一套价值观里，一件同样的事情，别人做了就是罪该万死，应该被打倒、被推翻；自己做了就是功德无量的伟大成就，就应该被人民感恩。这种通过封锁舆论造就出来的“成就”解说，在两个30年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无论如何不能让人信服。
比如持改良主义的胡适曾提出“五鬼闹中华”之说，认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鬼”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敌人”，只有用教育才能将其消灭（这与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长期反贫困策略”一致），但这一理论却遭到亲共的梁漱溟及中共文化人的猛批。梁漱溟等人认为胡适是在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辩护，因为这五大仇敌之中缺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三者毛泽东后来将这三者概括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推翻这“三座大山”为己任，宣称只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这“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腐败等一切便会解决。至今为止，中共官史还是如此书写：“毛泽东一生是伟大的一生。最能说明毛泽东一生丰功伟绩的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如今“五鬼”依旧。但1949年以前的“五鬼”是封、帝、资三座大山（即社会制度）所造成；今天这“五鬼“身影虽然庞大，但社会制度却是好的并应该被坚持。
中国历来有上智与下愚不移之说，但60年大庆的各种华章典乐所展示出来的内在逻辑矛盾，不仅让人看到中国的宣传文化那种无法克服的认知分裂，还切实地证明着官智低下这一让国人脸上无光的事实。
内在逻辑矛盾还表现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讨论会中方代表团退场的背后。
德国之声记者冯海因的文章说，9月12日，法兰克福书展框架内的中国问题讨论会引发轰动性事件。曾被主办者取消邀请的异议作家戴晴和贝岭上台发言时，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起身退场。短暂离席之后，书展主席博斯向中国外交官表示歉意，认为彼此沟通出现问题，中方代表团才返回会场。
这是一个处境艰难的伙伴关系的真实写照。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图书市场，因此对于法兰克福书展而言，中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伙伴；在过去几年关于中国成为主宾国的谈判中，法兰克福书展方面肯定已经认识到，这个伙伴并不容易对付。不过，书展主席博斯还是着实领教了一番，邀请中国作为嘉宾所带来的一大堆麻烦。反过来说，北京方面也不得不揉揉眼睛，开始仔细认清，在法兰克福他们所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认为自己是在与西方竞争。经济上，中国已经大幅缩小差距。文化方面也应该开始跟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表示，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软实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过去5年内在世界各地成立了大约300家孔子学院。而去年主办奥运会也是发展“软实力”的步骤之一。今年作为法兰克福主宾国，目的同样如此。
中国为此进行了大笔投入。十几名作家飞往法兰克福参与活动。据称在书展期间将举行将近500场与主宾国中国有关的活动。中国希望以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现代、开放的国家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几年以来，中国都在承诺一幅“和谐社会”画卷。国内的冲突矛盾则与之格格不入。因此，在新闻文化审查制度之下，有关矛盾冲突的主题在中国媒体上销声匿迹。戴晴的作品在中国无法出版。贝岭则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流亡生活。
法兰克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书展的内容无法受到控制。中国在这里不能自己说了算。北京如果希望展示自己的话，那也必须愿意面对批评。法兰克福书展在走了一段时间的弯路之后，终于回到了唯一一条合理的轨道上，即捍卫话语的自由。
戴晴和贝岭能够坐在听众席上，是一件好事。而中国代表团能够面对批评，也是一件好事情。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席作出道歉，中国代表团接受了戴晴和贝岭参加讨论会：双方在这场讨论会上都不得不勉为其难，吞下了一些苦水。
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也许正是这样的“苦药”，能够发挥积极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