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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林：到这个年纪不说真话，人生就太悲哀了
发表时间：2010-07-22 来源：无忌原创 作者：海杰 满异 点击数： 4206 责任编辑： jack
6月的上海，天气热得人有些迷茫。时值上海国际摄影周，偌大的展厅里，到处都是拿相机的中老年人。
来自云南的摄影家吴家林的作品《云南山里人》也参加了展览，而他本人由于患有眩晕症，在展厅里没有待多长时间，就从人群中消失了。等我们电话沟通时，他已回到宾馆。
“不过，我来上海后，海拔降低了，对我眩晕症有好处。”吴家林在位于漕宝路的光大酒店接受无忌专访时说。
吴家林接受无忌专访 拍摄/吴栋
关于自己出过的那些书
色影无忌： 这次你一个人来上海么？
吴家林： 我一个人来，为什么你会说一个人来？
色影无忌：老伴没来么？
吴家林：老伴当然应该来的，但她不久前跟我在云南山里拍照时摔了一跤，右手骨折，在家养伤。我最近在拍摄一本新书，叫《吴家林·印象临沧》，总共拍了99天，是我拍得最辛苦，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对方要求我出一本精品书。其实这个是很难的。在西方人眼中，就显得很奇怪，像马克·吕布就问我：“你为什么两个多月出一本书？”后来我跟他讲，这是“中国特色”。过去我在云南新闻图片社做摄影宣传，只能听从党的安排，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叫我做成什么样，我就做成什么样。退休之后我终于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摄影家，他们再找我我就不干了。要么必须按我的摄影观念去做，他们答应了，听从我，给我提供条件，让我自由自在地拍照，我认为这事是大事。我今年68岁了。60岁以前我基本都是在做外宣画册，省委宣传部有一个机构叫外宣办，我以前一直都听从他们的，当中做的有些书籍曾经获得过中宣部、文化部对外宣传“七个一工程”一等奖，他们很高兴。但是我不高兴，我是有看法的，我在位时不敢说这个话。退休了，我就敢说，我说那些书，我看上去很悲哀，获奖也是自己给自己发奖，后来我看到这些书送给我们的外宣对象老外，人家随便翻翻就丢在酒店。我是编书的人，拍照的人，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刺激和讽刺，我非常难受。但是1993年我出版的《云南山里人》在老外心目中，成了一本收藏价值很高的书，过去十来年，居然还有老外在西方买到这书来昆明旅游，敲我家的门，让我签名，令我非常感动。要是外宣，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外宣，所以我觉得外宣的画册得具备两个条件：1、真实，不要作秀做假，不要装模作样地搞粉饰性的东西；2、要有影像艺术的魅力，通过影像艺术去打动人家，让人家觉得这些照片拍得多好啊，想收藏。具备这两点外宣目的才能达到。现在的新一代领导人普遍比我的同龄领导人水平要高并务实得多。新观念的外宣书到目前，我做了5本：第一本书是沿着云南边境跑了一万多公里，叫《瞬间边地》。是省委宣传部领导请我做的，领导很大气，他们听了我的想法后说：“吴老师，就按你的观念做吧。”审稿时更是令我吃惊，我一生和大大小小领导审稿打交道，没有哪个领导不提意见，好像不提意见就说明自己没水平，一提意见他又显得很外行，好的照片他就说不行，不好的反而说好，你还得照着他说的做。但是这次的领导很厉害，看完之后，一个字不改，一张照片不换，直接签字同意发稿。我内心觉得这是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后来，这本书的照片还没印出来就在法国、美国做展览，你说这个外宣效果达到了没有？我觉得达到了。但是很遗憾，这样真正有水平有能力的领导很少，我非常怀念这位领导。
《吴家林-保山》封面
这个事情做好之后，对我也非常好，在巴黎编辑“黑皮书”的罗伯特·戴乐比尔就因为看到这批照片和此前出版过的《云南山里人》和《时光》后，就破例地为我出版了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丛书“黑皮书”《中国边陲》。云南地州市一级的政府找我了，我就出了第二本书，叫《吴家林·保山》，薄一点，有一些云南的文化人在支持鼓励我，这有个大的背景，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云南很多边远地方比较滞后，要打知名度，就想到我了，用我的名义与市里名义一起，出了这本书。后来我的故乡昭通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看到《吴家林·保山》后就说：“吴家林老师是昭通人啊，怎么跟保山做不跟昭通做？”于是我又做了《吴家林·故乡昭通》。我行走了11个县，75天拍完。一个县走五、六天，要出好照片很难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如果我不这样做人家就不干了，每个县要接待你，要负责你的交通食宿，你不能没完没了。后来我和马克·吕布讲，他说：“我真羡慕你，你真幸福，我一生都没碰到过这种好事。”书出来后，我首先寄给马克·吕布，他非常欣赏，从中选出几十幅，先后在巴黎、休斯顿、上海、香港展出。布列松夫人马汀·芳看了书，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我最好的书。
色影无忌：这是哪年的事？
吴家林：这是2008年的事情，所以布列松的艺术顾问罗伯特·戴乐比尔在收到书后，用明信片给我写了一句话：“非常感谢你送我那么精美的好书。”这些在西方，特别是法国，是很难得的，因为摄影术是在法国诞生的，他们对影像要求很高，他们给那么高的评价，对我也是激励和安慰。我觉得我的摄影之路走对了。紧接着第三本书《吴家林·玉溪》，2008年拍完，由于各种原因，推到今年付印，我又易第三稿，反复修改，最近快要出来了。
你刚才问我老伴为什么没有来，本来她要跟着我的，但拍《吴家林·临沧》这本书的时候，在第97天，很不幸，她踩在一块西瓜皮上，把右肩骨摔断了，生活都不能自理，关键是，她有严重抑郁症，这事闹得她抑郁症发了，我要回来冲胶卷，我跟临沧承诺过，今年12月10号前要出书的，不能耽搁掉。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工作了两天，老伴在这边，我在工作室那边，我回来发现不行，她烦躁得不得了，我非常着急，因为她说到一句话，受不了这个罪，这个想法吓着我了，给我敲了警钟，我觉得不能冲胶卷了，保护她是第一位的。所以我把她接到我工作室，早上起来煮早点给她吃，我要伺候她。我一个人的话，就随便弄点吃吃，就过一整天了，她在面前要把她伺候好。时间又不能拖，我只好加班加点冲洗，不过我还是按正常计划冲完了，胶卷是冲完了，但我有点眩晕，因为颈椎有些毛病，一是工作担子重，再就是老伴这事让我不愉快，压力太大，就发病了。输了几天液，打针灸之后稍微缓解。后来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想上海海拔低，过来可能对我的眩晕症有好处。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有好处，在上海我可以这么长时间跟你们说话，在云南我就不行。我也伺候了老伴一个月，现在她生活勉强能自理，所以我就把老伴单独丢在云南了。
“我吴家林做了一辈子摄影宣传，我应该走出一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路”
色影无忌：刚才听你聊以前的画册，基本模式都是政府出题目，然后你去创作。
吴家林：这个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吴家林做了一辈子摄影宣传，我应该走出一条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路，我们不能再做虚假的摄影，自欺欺人的摄影。用我这种方式，一般摄影师没法完成，我积累了多年的摄影经验，在云南高原行走也是我长期摄影关注的主题，我长期关注大山里的人，山里人的生存状态，山里人和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历史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作品里反映出这些东西。当然我也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当地山民的生活现状，这是带抢救性的拍摄，很快这些传统的东西要消失掉了。这些正是我的书有收藏价值的根本原因。
吴家林作品《云南山里人》
色影无忌：云南应该在这方面算是最多的。
吴家林：云南虽然是最多的，但是政府在做新农村建设，虽然这是好事，但你知道，一刀切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说，有的地方是佤族，相当原始的，但现在给他们盖别墅，一栋一栋，街灯太阳能的，定时的，天亮就灭，天黑就亮，一个街灯柱大概是上万元钱，当然这仅是样板新农村的投资。但这样做，他们是农耕民族，他们的牛羊骆马猪鸡关到哪里啊？这很尴尬。千年的茅草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廉价的石棉瓦房，在亚热带气候条件下，石棉瓦房冬冷夏热的特性让生活质量倒退了。
色影无忌：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吴家林：生活完全被打乱了，祖先上千年生活和传统习惯的格局一扫而光，全部重新规划，重新来安排生活，这种情况让他们措手不及。我觉得这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这些农耕民族，他都有既定的习惯，每家牛圈盖在什么地方，他们每家都因地制宜，都是逐步改进过来的，现在很难办。
色影无忌：你私下和你合作良好的部门讨论过这些问题吗?
吴家林：我没和他们讨论过，我只是看在心中，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改造难免有许多问题，有很多无奈。我很难拍摄，我要找寻的那种民族历史文化的符号，很难找到了。所以这些我更着急，我的拍摄还带有某种抢救性质，当然我不是在简单的记录。
“我要他们不知不觉，对我没提防，要表现他们原生态的真实生活。”
色影无忌：一个云南够你拍了。
吴家林：那当然，不要说云南，一个市，有上百个乡镇，我仅能选择五六十个，每个镇的村庄，我最多跑上三五个。因为时间各种因素限制，我这种摄影方式，不是纯记录性的，一天我跑了一个村庄80户人家，我能找得到感觉的说不定就是6户，也就是6 / 80可以构成我的作品，但我不跑这80户人家，就得不到这6户，但村庄不是平地的，都是上坡下坎的山村，一出门就要爬坡，我爬得气喘吁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每天我的衣服全部都湿透，都是一道道汗渍，比较艰辛，但我爱这行，很充实幸福。
我有时候一天跑上百户，像查户口，我要一个人去，不需要很多人陪我，最多找个村干部向导，人多会打扰他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就会被打破。如果拍出来都是一种模式就不对了，我要他们不知不觉，对我没提防，要表现他们原生态的真实生活。
色影无忌：感觉你某种程度上成为云南影像馆了。
吴家林：我做了一辈子摄影，也受益于改革开放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这30年就是我摄影的大转变，求真务实的过程，也是我逐步从云南走向世界的过程。我感激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强调这个理论，要真是做好了，那不得了。我们在摄影上要实事求是地做，任何事都有它的规律，摄影也是。
吴家林作品《云南山里人》
色影无忌：这次怎么会展出《云南山里人》？
吴家林：是因为策展人曾璜说，上海世博会要搞个国际摄影周，我开始说我没时间，他说：“吴老师，我手上有你一张盘，三十来张山里人照片，你同不同意由我来帮你们弄一个小型展览，每人10幅，10个纪实摄影师。”我说这太好了，不让我操心就委托你帮我弄吧。这次看了展出效果之后，他问我有什么问题，我一看很好。他们认为我的品牌是《云南山里人》，我的30年纪实摄影，第一本书也是《云南山里人》，这本书影响很大，一位美国搞摄影的老先生赵羡藻1995年在昆明机场发现这本书，爱不释手，他多次去云南找我，我都不在，他经常念着我，也知道我参加过许多高规格展览，一直找我，但后来都找得失望了。今天在上海突然见到我，他惊叫：“我找你好多年了啊，我非常想念你！”我说：“我看了你的书，非常喜欢！我听一个摄影师说你在美国开餐馆业余做摄影，你是业余的摄影师都那么关注人文题材，拍人文拍得那么好，我很敬佩感动啊！”事实上，很多业余的只会拍风景，不食人间烟火，但赵老先生虽说也拍风景，却很有个性。应该是美籍华人摄影家的佼佼者。
色影无忌：你自己怎么看《云南山里人》？
吴家林：我出生在昭通的穷苦人家，我了解山里人的生活，山里人是最艰辛的，生存环境不好，靠山吃山，土地瘦薄，山里人要生存要付出比平原人更多的劳动代价。但同时，大山造就了人们坚韧不拔、顽强奋进的精神，这很可贵。我的摄影就是山里人情结，山里人精神，那就是最具韧性，滴水穿石，很多人耐不住这种磨难，就出问题了。大量山里人都具有这种品格，我拍他们，事实上是在拍自己。我的父母也是这种人，他们的精神一生都感动着我，给予我无穷的力量，我的相机就是要表现他们！我记得有次在广东放映作品，沙龙影友中有人提出：“为什么你要拍穷人？我们过去也穷过，现在我们有钱了，不想看这些贫穷人的生活。”我回答说：“你有这个思想我无权干涉，但我没法改变，我认为穷人比富人更伟大，幸福指数更高，你们是命好，但你们精神上太糟糕了。在广州我问个路，把他们吓跑了，但在山里，你问路，他会带你一个小时直到目的地，甚至两个小时都会带你走。山里人不会偷东西不会轻易拿别人的东西，我一生在大山里跑，我丢了的东西都有人收捡起来。别看他们平时苦，晚上他们烧着篝火跳舞唱歌，快乐得很，只是他们吃的食物差点，但是质量比你们好，他们吃的是原生态食物，没有污染，没有化肥农药，他们靠老天养着。”
谈兴正高的吴家林 拍摄/吴栋
色影无忌：你后来很多片子都是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有一天会不会去拍别的？
吴家林：我有一本画册《时光》，是拍纽约的，也有巴黎，得到《纽约时报》资深编辑、普利策奖图片评委卡西·瑞安的肯定，她看了非常喜欢，说：“你视角非常特别，和我们美国人不一样。”她要了我一小组三十多张，付了我几千块拍摄费，问我用了多少胶卷，我说20卷，她给了我100卷。但这本画册市面上见得不多。《时光》那本装帧设计很好，是国内出的。今天我带来一套书。因为一个在爱尔兰留学的粉丝知道我缺一个徕卡遮光罩，他就从爱尔兰淘，然后寄给我，我太感动了，配我的相机非常得体。我后来知道他回国了，他没和我打电话，我朋友和我说他想来找我，他今天来上海了，我帮他找了五本书，里面有一本《时光》，表示我对他的感激。他30岁不到，很爱摄影，我非常高兴。许多年轻人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许多帮助，我帮他们分类看照片，我很高兴看到后生起来，我曾走了很多弯路，在挫折中不断总结，我的优点就是喜欢总结，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改正。
曾经有人以为我抓拍是跟亨利·卡迪尔·布列松学的，其实拍云南山里人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谁是亨利·卡迪尔·布列松，谁是马克·吕布。我完全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文革时期初学摄影的我，被安排在昭通县委宣传部做新闻摄影，我没受过任何摄影教育，偶然见省报社记者的新闻照片是把一些人安排组织起来导演拍摄的，噢，新闻照片就是这么出来的，于是就如法炮制。我就学着组织摆拍新闻照片。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拿给大字不识的老农捧着阅读照相，看上去很刻苦很用功的样子，实际上这都是设计出来的场景。
色影无忌：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那本书里专门写了这种风气。
吴家林：就是就是。过了几年，我开始反思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个道德问题。我在摄影工作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我必须痛改前非，永不组织导演摆拍！有本事就去抓拍吧！我真正的抓拍，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当时器材很差的，我就搞了个180mm的放大镜头，请车工车了接环套在海鸥DF上，很笨的。开始以为抓拍要用长镜头，长镜头拍人文照片是不对的，因为景深太短。完了靠自己摸索，最后发现真正拍场景的需要50mm以下的，我就是一步步练出来的，最后发现这个抓拍很真实自然，把人的工作状态和心情很真实地捕捉下来，后来就发现很妙了。加之我从小喜爱书法、绘画艺术，抓拍时我特别注意画面的形式构成，点、线、面的关系组合以及瞬间的把握，我的拍摄更有乐趣了！为什么马克·吕布看许多人的作品都没被打动，第一次看了我的就被打动了？就是这个原因。
关于和马克-吕布的第一见面
色影无忌：说说你和马克-吕布的第一次见面吧。
吴家林：1993年马克·吕布到深圳拍中国，深圳一拨摄影师当时准备好作品请他点评，我正好碰到杨延康，他说：“家林，明天晚上我们要见马克·吕布，你想不想去？”我说想去啊！因为那个时候《现代摄影》发表过马克·吕布一组《中国所见》的作品，虽然每张照片仅有两寸大小，我却很欣赏。杨延康说他们都准备好了照片，但我不可能带照片了，我就带了底片，我经常将底片和小照片连在一起，每次出差我都要用放大镜看，这是我的习惯，晚上我不去什么地方玩，就研究自己的小照片，然后总结。杨延康说：“那太好了，你赶快去买一盒相纸，借《现代摄影》暗房放一放。”我听他的话就去买相纸，12寸的相纸，要80多块钱100张，我嫌贵，当时经济状况不好，孩子又多，4个孩子。我就买了7英寸的，只要28块，买了100张，我很高兴，就拿去放，到暗房我仍舍不得放整张，又裁成3.5英寸，就闷着头放。当天下午6点，杨延康的电话来了，他说：“老爷子7点见面，不要放了，有多少算多少！”放好的四、五十张5英寸照片还在定影盆里泡着。我迅速捞出照片，拿到清水里随便冲冲，本来想烘干，结果管机器的人不在，我就不管了，拿出来甩一甩水，就湿着带过去。我7点赶到晶都酒店大堂，马克·吕布还没来，他还在外面拍照片，说要延迟到8点。我看到杨延康、韩磊、张新民等已在大堂等待，他们每人带着自己装裱精美的照片，并拿出来互相看看。我当时好羞愧，太寒酸了，早知道这样，我就放7寸整张了。我都不敢拿出来，捏在手里面，后来就慢慢捂得半干了。到8点，肖全下来说，老爷子回来了，拍累了，最多见大家一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各人把各人的照片准备好。然后我们一小队人就坐电梯去他房间，他的房间很大，老爷子半躺在床上，他们几个一个个把照片递上去。他提一些简单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要拍彩色呀？问韩磊：你为什么照片边要涂得那么粗啊？很快的，他们共花了20多分钟。最后轮到我了。马克·吕布身边有很多书，他们每人抱一本坐在地毯上看。我把这些很寒酸的照片递上去，我觉得是歪打正着吧，反而引起了马克·吕布的充分重视，他把照片铺开来，有些照片还有点翘，他就弄平整，认真地看，一下就被震住了。
马克-吕布和吴家林早期合影
色影无忌：你当时送的是哪一组？
吴家林：我当时送的是《云南山里人》的一部分，结果，他一看就是一个半小时，按A、B、C反复研究分类，还一直问我：还有没有照片？最后我把小样全拿给他看，我随身带着放大镜，递给他。我太幸运了，天助我也，给我这样的机会，让马克·吕布意外地发现了我。
色影无忌：他当时怎么评价你的照片？
吴家林：他当时没有评价，只是很认真地分类，第二次又看，接着继续分类。他欣赏这些作品，他很激动，简直完全投入了，服务生抬了他的西餐放在窗台上等他吃饭，本来8点吃饭，但都等到快10点了，他都忘了，这太令我感动了，他都忘记疲劳和饥饿了。
我的书《云南山里人》出版后，他就很兴奋，不断地推荐我，他把我的书放在旅行箱里到处给人看，有人喜欢，就通知我做展览，完全无私的。
第二年法国电视二台拍纪录片《马克·吕布和吴家林的友谊》，邀请我到深圳，我就陪着马克·吕布拍照，还有一些访谈问题。
马克·吕布夫妇与中国摄影师吴家林的作品海报合影，这张海报一直贴在马克家的门板上
色影无忌：还记得一些访谈细节吗？
吴家林：我记得最清楚的访谈是，他说他和我的关系，是彼此欣赏对方的照片。原话这样，他欣赏我，我欣赏他。今年他在上海又说，我与他的缘分就像两个孪生兄弟。我们结下了如童心般纯洁的友谊。
色影无忌：这次他在上海的回顾展，你来了吗？
吴家林：这次他在上海做回顾展时，我当时在大山里拍照片，他通过别人跟我打电话，说非常想见我和我的妻子，这也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中国了，他今年87岁了。我下定决心，即使工作再忙我也必须过来。过来那天看到他很疲惫，我见他时，已经晚上8点过了，他见到我后像打了兴奋剂，一下子兴奋了。我把我拍玉溪的照片和我妻子新拍的一些照片给他看，他兴奋得不得了。有人建议第二天见面聊，他说不行，要到他房间聊。到了他房间，还没坐下来，他就去案头，把我们多年往来的书信原件，整理好，准备好，双手交给我，他说：“这是我们俩的信，你保存比我保存更重要。”我感动万分，我这些信虽然没丢，但是装在纸盒里，我都拿不出，他那么重视我们的友谊，我当时马上谢绝，他说他备份了一份，原件我保存比他保存重要，我没话说了。
他要走的时候，还把那张《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赠送给我，他特地带来给我的。他觉得这是最后一次来中国，但是有更大的收获，因为他看到我的新作品，萌生了新念头，觉得我应该再度去巴黎做展览，那样我们可以再见面。
马克-吕布作品《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
色影无忌：那你有没有这个打算？
吴家林：这个当然有了，我也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因为我不断在出新的作品。
色影无忌：新作品是你前面提到的那些吗？
吴家林：对，很快我拍的玉溪要出来，临沧的也要出来。我觉得摄影这个问题，我一生走过的路，是大山精神的支撑，执着务实求真，山里人决不玩虚的，绝对不会投机，老老实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也是这样过来的，许多人问我，我说这很简单，爹娘教的，做人要做诚实的人，善良的人，吃苦耐劳的人。所以，我接受你们采访。有些人误解我，不理解我。在中国有很怪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好事，但回过来，对文化破坏是巨大的。中国摄影，在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政治干扰很厉害，改革开放后，又受经济以及权力的破坏很大。中国那么多爱好摄影的年轻人，我觉得未来摄影希望就在他们身上，他们很执着。我教他们，要学会山里人的执着，做人做事的执着劲，投机是绝对不行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吴家林和吴月华：一枚硬币的两面
色影无忌：谈谈你老伴吴月华的作品吧，你们被称为“一枚硬币的两面”，之前在香港的光影作坊，还专门举办过你们的展览。
吴家林：“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法国摄影家斯鲁本看了我们两口子的东西之后总结的。我老伴不是摄影人，但她眼光特别好，她能捕捉到与社会紧密相关的现实的东西。她作品不是纪实摄影，也不是报道摄影，更不是新闻摄影，属艺术摄影，是以社会现代城市作为大背景进行的艺术创作。广告本身五花八门，广告是对我们人类宁静美好生活环境的侵犯和强奸，我们习惯容忍了，包括电视媒体，我老伴在拍广告生活和现实人生活的重新结构，这个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缩影，马克·吕布觉得她立意好。她的照片比较时尚、现代，拍摄手法简单，我比较传统，框框套套更多，老伴学不了，她的我觉得太简单，又不屑一顾，不过她也教育我，我通过她的照片发现简单东西也可以拍得深刻。我的学生说：“老师啊，师母是你摄影的延续和补充，你拍的是黑白，你曾经拍过彩色，现在不拍了，师母给你做补充，很多理念师母给你延续着。”他说的也有道理。老伴跟我生活在一起，她得抑郁症期间，我到哪里她跟到哪，她觉得看我拍照，也很有意思，说明她看出些名堂，最后一旦她拿起相机，就有意识地变成她的创作。一个家庭妇女手握相机也可以寻找她的精神安慰和快乐，她没有功利心，为什么我叫她“非摄影家”？她也说她不是摄影家。她用数码，我用传统胶片机。她对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有启示，摄影还是要有自己的理念与追求，对很多高深的东西她都不懂，但她有她自己观察的方式，马克·吕布曾经接受过一个媒体的采访，他在说到我的时候：“对一个摄影家来说，眼光非常重要，眼光比思维语言还重要。”我觉得他说得很对，我老伴62岁才开始拿相机，2007年初开始学拍照，拍的作品像年轻人拍的一样。当时她一直跟着我，我的学生建议我买相机给她，让她拍摄我的生活照，当时她说：“我不会。”我告诉她很简单，只要按快门就可以了。我拍昭通的时候，我一举起相机她就对着我拍。我说可以了，你老这样我怎么拍？你去拍你喜欢的吧。晚上她把傻瓜机给我一看，我大吃一惊，很多画面感觉非常好，我儿子玩了十年摄影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奇怪。老伴没有框框套套，她觉得什么艺术，她欣赏什么就捕捉什么，相对纯粹。后来我们办展览，开始在昆明，紧接着在香港、新加坡办。她的作品在香港还卖了几张。
吴家林摄影作品
吴月华摄影作品
色影无忌：你们也是国内夫妻摄影的样本。
吴家林：马克·吕布很有意思，他称赞我们这种情况很罕见。对于我老伴，我没想培养她，她纯粹是消遣，在大自然里行走，试图在精神上忘记病痛。摄影确实能使她的身心获得健康。
关于摄影家协会退会风波
色影无忌：好像你当年退出摄影家协会那事闹得挺大的。
吴家林：此事已过去12个年头，这个我确实需要你们澄清一下，这个决不是我带头退的，更不是像某些人诬陷我那样，说是受了我的骗、上了我的当才退会的。我是云南摄影家协会的筹备人之一，我是最热爱摄影家协会的。我和我的老师、德高望重的肖敬志一起筹备云南摄影家协会，我们筹备了两三年，我们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都希望云南涌现更多摄影家，有理论指导，有创作实践，能多出作品多出人才。
摄影家协会不是错在机构上，是错在管理体制和混在里面的人的素质上，错在他们用官商理念来运作协会工作。改革开放之后，我为什么那么伤心，就是因为摄影受到金钱冲击，就是这样，一些奸商拼命往里面挤，争权夺利，开始他们说是做工会工作的，能全心全意为会员服务，肖敬志是带着那种很天真的理想主义，他觉得好啊，就同意了。没想到，他们原来说不会拍照，马上摇身一变很会拍照，一进来就起草什么“摄影家和企业家联谊”的活动方案，让摄影家拍企业家，企业家赞助摄影家，文联党组就觉得这是好主意啊，这个思想很活，就出了个红头文件，结果他拿着这个文件，不召开常务理事会，也不告诉任何摄影家，他和儿子，父子俩拿着红头文件，扛着三脚架，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去拍，拍企业老总的肖像，让他们出一万或者五千，他们拍了几十个企业，弄了很多钱，摄影家们不知道这事，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后来文联党组知道了，文件要有落脚，最后在美术馆办了展览，我没去，我学生说他们看了很伤心，企业家被拍得像劳改犯，云南摄影家死完了，才让他们这么干？这个事，开始我们谅解了他，不过后来愈演愈烈。他们很有商业头脑，搞什么东南亚国际摄影节，牌子打得很大，把东南亚的业余爱好者骗过来，每人交多少多少美金，然后到了农村找一些模特出来，让上百人围着她们拍照，他们收费，真正的理论研讨会他们毫无兴趣，他们排斥摄影家，最后我们只好分道扬镳。
他们换届安排代表人物，将许多有影响的实力摄影家排挤出去，他们害怕那些真正的摄影家。我们于是登报声明脱离摄影家协会。
发展到这步，我觉得不是摄影家协会牌子不好，是掌握权力的人不好，我们退出后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得到作协和书协（书法协会）支持，觉得我们做了他们想做但还没做的事。中宣部文化部要管，闹得沸沸扬扬，开始压制很厉害，后来通过媒体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就象征性地把那个工会的人调离。
过了两届，新的摄影家协会要组阁了，官商成为主宰。摄影家协会的非摄影家化愈演愈烈，我觉得跟以前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招谁不惹谁，竟然有人到处造谣攻击诽谤，提出要封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