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艺术江湖 纵横散打

中国艺术为什么走向江湖化、而非理性与自由？
学生：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总是以西方搬来的手法，借用西方的思想思潮？记得您给我们上本科课时谈到中国前卫艺术开始时有理性主义艺术群体，比如王广义，舒群，高扬理性旗帜，但这一文脉没按西方艺术发生的逻辑发展下去，中国后来没有形成理性的艺术，。中国的前卫艺术非常的感性。甚至非常抗逆。批评家们似乎也只是事后作归纳，事前也没料到中国艺术的发展走向。

牟群：你说的是两个方面的事。前者是艺术家创作，后者是批评。中国的事儿，其实不是按西方的逻辑去发展，而是按中国的逻辑在学西方。中国以为学的是西方。西方人也搞不懂，什么是中国逻辑呢？就是没有逻辑，我总是对你们讲，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没有逻辑的。只是发生的事实，中国近现代史，就贯穿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和西方人打交道。在这个变革进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启蒙的使命，折腾半个世纪以后，在80年代启蒙又开始。80年代以北方群体为首的理性主义群体是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性思潮。他们那时乱读很多书，主要是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的只言片语。名曰理性绘画，实际上就是美术史学家附其的一个称谓，以区别于其他感性色的艺术群体。理性艺术的特征是标榜某种思想精神，用可视形式表现这种有某种精神追求的感受。这些形式往往是地平线。象征新世纪和人类精神原则。往往是宇宙太空。往往是混噩面目的人，象征有待启蒙。
   画家们有什么理性？要真有理性，那就画不出来了。王广义有理性吗？罗中立有理性吗？他们有的是对思潮的一种感觉与把握。在当下的前卫艺术中，谷文达，徐冰，做得很智慧了。但仍然是一种对今天人类状态的一种感性把握。所以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所谓理性不是一码事。别相信艺术家的什么理性，他们的理性是感性化的理性。往往是借人家思想的壳，贩的是自己主观的意志，这个对于艺术批评，艺术认识很重要。人的左半脑右半脑分工是不同的。而作为艺术理论家，两个半脑都必须很发达。而艺术家、工程师，是具体干活儿的，只需要一半发达就行了。
   在80—85这个时期，艺术家就是要借新思潮、新观念填充已经空虚的精神。他们号称的理性，是对时代文明理性的追求和表达。借某种理性的标题说现实中的事儿。
   中国艺术不会朝理性方向发展，只会朝江湖化发展。
   一直到89年，现代艺术大展是一个标志。现代艺术的整体活动嘎然而止。这个大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是必然的，就是一回事。艺术家们的折腾，是和社会上的折腾对应的。在美术界当然表现的更激进一些。
   到89年，艺术的变革，尤其是打破艺术国营体制一统天下的变革，和社会需求、民主、自由要求惩治官僚腐败，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潮流是同步的。89年大展后，艺术家们就树倒猢狲散了。前卫艺术由过去的群体运动变成个体行为了。在90年代，这种情况更加剧了。官方主流形态和前卫艺术江湖形态的阵营对立了。到了90年代末，由于利益的撮合，主流和江湖才眉来眼去，相互交欢，主流也都江湖化了。这是后来发生的事，以后慢慢聊。

学生：艺术批评界对中国前卫艺术的江湖化到底有无洞见呢？连事前的分析也没有吗？

牟群：当时可以说没有。如果哪位理论家、批评家说他洞见了这种发展趋势，那就是作秀。我相信像老栗这种“前卫教父”的理论家，当时也没想到前卫艺术会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就是不按任何逻辑、理性、不正规、挺别扭的方向发展，既没有走向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希望的道路，也没有走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希望的道路，总之，没有走向精英主义，而是走向了痞子化，江湖化的道路。90年代后的这种趋势，是理论家们都始料未及的。
   你们知道，中国当代的美术批评家形形色色，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一是自由主义。这是指的精神属性的总趋向。这两种思想趋向的理论家。都有正规教育的背景。有循求理性和秩序的本能。所以，80年代美术界的论战，实际上都比较单纯，立足点在于文化本身，而不关心制度，利益这些实质事情。他们都希望中国的改革和艺术发展能有一个有善果可摘，有逻辑可判的局面。但全都事与愿违，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脱离现实的一种悲剧。

学生：为什么关怀文化会导致一种悲剧？您说的80年代知识分子关怀心性，90年代关心利益的情况，我们也注意到。您怎么看这个事实？

牟群：这说起来也是“知”和“行”的脱离。几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我指人文知识分子。都是“文化决定论”者，都把文化放到决定性的位置。这其实是一种错觉和误读。“文化”这个概念可从多样的层次和角度去判识。当文化作为一种结果，它很辉煌灿烂，魅力无穷。当“文化”作为一种进程，它又是非常痛苦，充满爱恨情仇。当“文化”作为一种学术，被学者研究，则会由己见导致差异，莫衷一是。而“文化”作为运行，都是各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博奕和混缠。
  人类历史，人类文化的发展，不是决定于学人的理论，而是与真实相关的制度、结构、行为、规则。在这层意义上，理论永远是文明事件发生的事后总结，而所谓洞察，预测只是基于现存制度、结构、行为、规则的经验。
  穿越种种“文化决定论”的迷雾，米歇尔福柯终于认识到：“重要的不是去改变人们的思想，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是要改变产生真理的制度、经济规则。”福柯的这一名言，有助于我们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批判、思考。当代知识分子，不仅是文化研究者，他的视域和责任更应是更广阔更现实的行为反省和体制批判。
   当然，这是较远的关于知识分子本身的深层问题，我们还是关心我们当下的问题。说中国知识分子美术批评家怎么就陷入误区和误读。
  在89年艺术中，即老栗描述的“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大潮流中，呈现出文化精神和当下处境的混缠现象。总的来说，呈现出使你看上去歪打正着，不舒服，放浪形骸，有话扭着说的形态。回避了与社会直面对抗与现实批判。而是将政治（中国人最热衷最敏感的问题）置于处境的荒诞。（政治波普），将超现实因素置于现实生活场景之中。（玩世现实主义）

关于中国艺术家的流氓基因
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共性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再是因为中国文人、艺术家自身的流氓化基因。朱大可最近出版了一本写中国流氓文化史的书，对这个发掘的很深。你们可去找来读读。前者是外因，后者是内因。二因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有很相象的重复。魏晋思想很活跃，仿佛自由知识分子时代。其实不然，镇压很血腥，文人放浪形骸。名士们在自由的精神和现实的恐惧之间是一种佯狂，就是装疯卖傻。高度共性的社会统治，与自身的思想立场是相悖的。
  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儒生或隐士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雅思贝尔斯和爱因斯坦所定义的知识分子，是具有独立思想、人格、无论附于任何体制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独立思想人，这种自由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立场，秉持由高等教育得来的精神共识，对有悖于人类原则，生命尊严的事物保持公开批评。这种立场和秉赋是使现代社会避免于腐败异化的重要力量。这就是担负人类的良知。这种担负人类良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称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最遭受误解的。传统知识分子儒生的性质是依附于体制和文化保守主义。而官方意识形态，则将自由主义立场纳入西方反动思潮，予以控制。
   在中国本土的知识分子历史中，儒生的命运决定于专制体制的宠弃，而隐士知识分子则逃避现实杀伐以自然为归属。再就是怀才不遇，自命清高，自抱自弃的知识分子，放浪形骸。知识分子没有也无从确立自己基本的普遍立场。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一当了官，就官腔十足，渐失灵魂。没当官的则以清名为资本。酸腐迂闷或堕于风花雪月，酒色诗娱之中。这就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底牌。所以，不要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多么高尚。因为中国近代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革命新教运动这些现代精神更元阶段，知识分子自身灵魂没有经历现代洗礼，现代知识分子担负人类良知的立场不能普遍确立。
   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阶段，一方面，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官方主流文化形态。一部分以前卫形态冲击陈腐，但一经动荡冲击，则归隐南山，放浪形骸，沉堕荒诞。一部分糊里糊涂，随波逐流。

学生：现在我们明白，您对知识分子的解析，实际就是对89后艺术家创作主体心态的阐释。

牟群：正是这样。

画家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

学生：还有一个问题，画家到底算不算知识分子？这个也是有争论的。

牟群：许多画家都在大学任教，在职务意义上算知识分子，在心灵担负上，算不算，这还真是个问题。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个问题。过去画家就是个工匠。这个职业的手上功夫决定了工匠性。但艺术不仅是匠事。艺术为了表现心灵担负。

学生：现在有些画家，出口成脏，夜嫖昼赌，唯利是图，人品还赶不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能称为知识分子。

牟群：人性是多样的，人格是分裂的。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不必去以道德操守衡量一个画家，而应从他的作品上是否有担当。如果没有担当，则这个画家就不是知识分子。现在精神担当也被商业炒作，或为消费资源了。什么“忧患型”、“拯救型”、“洗清族”、“苦涩风”、“问题作品”、“真实作品”……既然可以类型化，也可条码化，在知识文化的超市里随时可以批发贱卖，所以，是不是真担当，也须辨别。

关于革命的结束

牟群：89年现代艺术大展以后的转变，集中表现了共性社会机制与张扬精神自由的现代艺术之间的不宽容，不信任。从那以后，革命时代结束了。中国前卫艺术消除了组织、群体、主义和潮流，艺术家成为个体户。

学生：现代艺术大展有着五花八门的形式。混乱无序的思想。由于当时开幕被官方查封了。它的历史意义好象不是那种被作为里程碑颂扬，其历史意义好象也少见史家评说。


牟群：这个展览的确的有里程碑意义的。就象扬志麟设计的会标“不准掉头”，表明了根本的一个艺术思想，国家命运，人民意愿，社会发展，不容许开倒车。
   关于这个大展，你们要研究的不是它的意义，意义已经没得说了。你们要思考，艺术家们为什么要用这些极端的，惊世骇俗的形式？而受众传媒也对这些极端形式感兴趣，这里有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张力在其中。艺术家是在传播学意义上，扩大事件影响。来与社会衡态和控制进行对抗。所谓“事件艺术”在中国当时共性规则集体意识很强的社会，是很容易奏效的。

学生：比如唐宋、肖鲁的《枪击电话亭》有人说这个作品，肖鲁的打枪对中国当代艺术有象征意义。有如南昌起义打响了艺术革命的第一枪。

牟群：所谓事件艺术，就是预谋，只有事件不行，得通过事件有所指导，显现意义。说第一枪不太确切，这类枪击的事件艺术，老外早就搞过了。这个作品，主要是制造轰动，挑动社会和受众的视神经。肖鲁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开了枪。这一枪使中国艺术开始了接受“公众性”这一概念，进入了公众时代。当时许多批评家注重社会，指出唐和肖的高干子女身份，被警察拒捕后的获释……这都不是主要的，这个作品的意义，在于一个个人行为（一件行为作品），所能导致的公众反映，因为在是公众场合的事件，首先涉及违法（公共治安条例），当然立即会被警察抓起来。按照公共治安条例，肖鲁被抓，天经地义，但受众和评论界似乎超越无视了公民守法这个基本原则。而把其引申到社会现实的诸多方面。对于公众的接受底线进行挑战。这个事情引起当局对所谓“突发事件”处置。也显然有先导意义。在这次大展上，中国公众第一次见到防暴警察全副武装，战车头盔，冲锋枪，如临大敌的实战状态。一个艺术事件，惹的事儿大了。
处在这个社会发展关头，肖鲁的枪击事件所引发的思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涉及到公民顺民、公众民众的概念。中国的公民意识逐渐确立。民众与政府之间责任不清。就容易走向对抗。艺术家也没有公民意识。十几年后，中国虽然还不是公民社会，但公民意识有了。传媒暴力，把什么都玩过了。人们见惯不惊。所以，肖鲁拿机关枪扫射，也不起作用了。一个艺术家，往往就是一件作品定终身。肖鲁，罗中立都是如此。艺术事件的准确性适时性太重要了。

学生：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走向江湖化、痞子化？您说由于两个因素导致了中国艺术的痞性倾向。一个是共性社会制约。一是文人，艺术家自身的基因。您能深入谈谈吗？

牟群：第一个原因我已经谈了，关于文人、艺术家流氓基因的问题，刚才我说雅思贝尔斯，爱因斯坦定义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文化人艺术家中并不多见。大多数文人并未经过现代启蒙的洗礼。很难超越个人伦理处理群体文化环境。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是很分裂的。在精神层面，他们很高蹈，高谈道德，现在生活现实中他们不能担负对社会积弊的批判。在变革的社会进程中，他们许多人表现出个人的焦躁与反叛，都不能作为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与担当。所以流氓，就是远离道德、责任、规诫的人格。所谓精神流氓，仅是指精神层面的阶层归属，而并非指道德行为的下流者。精神流氓就是自我放逐。不以理性批判和忧患责任为己任。自觉兴亡继绝，训道垂统，就是远离圣人之道。精神流氓随波逐流，哺糟啜缡、扬浊抑清，无视权威，不守公则，以自我名利为中心，不为道义而舍己利，而为己利自我防范，将知识作为权利和武器攻击除自己以外的一切。
   这种品质、素质表现在艺术家，就是普遍汲取退避的道路，不与社会作正面对抗。放弃批判立场，选择一种另类角度去叙事，入世则为玩痞，出世则为逃避。
   这种文人品格的历史原因，就是儒进道退的知识分子境遇。进则与官僚体制为为伍，培养执行能力，消解批判意识。退则与避江湖，嗷哮林泉，拉帮结派，自我防范。
   中国文人在朝则依附于体制，在野则孤芳自傲，各自为阵，互不卖帐。同时身在江湖，心存魏阎，最易被体制瓦解。招安纳叛。中国文人其实没有主体意识，只有官奴意识。被文人们自我标榜的自我主体田园心态。其实都是无奈的作秀与自慰。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在职场被体制奴隶，在意识被强权阉割，在话语被八股同化，在心性被自然遮蔽。
那么，文化人往那里去？无路可逃，只好在心中造反，所以就产生了文化土匪，精神流氓。写出《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把民间不可能特立孤行的怨愤寄托到艺术中去。
  我曾写过一篇《武侠中国和人文希腊》谈的是奥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定位。其中对中国人玩武侠有所分析。你们可以看看。精神流氓是专制体制的产物。

学生：您的意思，中国文人的所谓流氓基因，就是因为没有确立知识分子自身的根基和定位。以至无法建立责任主体和道德主体。

牟群：正是这样。你们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流氓化痞子化特征，就须从这层面看进去。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中这种放浪形骸，佯狂撒野，似傻若奸的形象。如今蔚为壮观。可以说上下几千年就集中在这一阶段。方力均画的光头，基本上就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符号和中国人的标准像，张贴在世界各处。这也表现着中国当下整体性的精神苍白。

学生：有些理论家说中国前卫艺术都是对西方的模仿，同时也是以西方人的眼光来创作拿给西方人看的。

牟群：这倒不一定。老栗所概括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这两大趋势，虽然有对于西方文化艺术，话语的借鉴承袭，但其精神是典型中国本土的。王广义、方力均、刘小东，或许有佛罗伊德安基袄霍的影子，但却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人的现实状态和精神状态。

学生：方力均画的那些光头形象，有真实感，这种真实看上去又很不舒服，像傻逼，二楞子。就是您形容的那种。这种形象产生的依据是不是自画像？方力均从来就是光头，他表情仿佛边介于善恶邪正之间。

牟群：这种形象有着一定的现实依据和生存道理。你们走到黄桷坪街上，或者北京街上，东北的街上，到哪都能看到这种神态。这种神态是国民的一种共性神态。这种神态就是在高度共性空间中的精神缺相。似傻若奸，似哭若笑，有血有肉，翻模克隆，高度共性，这是中国人的标准像。也是画家的自画像。方力均，岳敏君都是很聪明的画家，他们所画的原型是自己。而神态是国民标准神态。
   我们现在关心的不是这种形象本身，而是画家为什么要画这种形象。这种形象的产生，表明创作主体，或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兴趣，而采取了嬉笑怒骂，放逐调侃荒诞、揶揄，影响艺术家知识分子思潮的西方文化的救赎，忧患，启蒙等积极成分统统没了，由初始的亢奋，激进，无奈地进入中国场景，和宿命的文化定势。
   知识分子的先知，觉悟，拯赎苍生的意志，不能形成通往精神的正道，造成了艺术家们的忧愤，无奈，沉堕，游戏人生的态度和非正经，非经典的叛逆。
   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这种痞化，其深原因，是知识分子对权力意志的恐惧逃避。对救赎责任的逃避，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采取玩世不恭，嬉笑怒骂，放浪形骸，游走江湖的态度，认为天下事没有什么可正经的。这种文化态度，也是我国魏晋名士的遗风。在今日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和西方存在主义思潮，交裹混缠而生。中国古代文人在不由已的生存环境下，往往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肉身沉堕，心灵丧弃的境界。即《诗经》所谓“谑浪傲笑，中心是悼”。表面上嘻嘻哈哈，没正形，油腔滑调，心中却绝然哀死，对现实彻底绝望。《诗经》描写的这种境界比当代艺术家们还要高一些，还有力不从心的忧患责任，对心的死去还有一种哀悼。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中国当代艺术家普遍已放弃了这种责任，随商业化与时俱进，甚而反过来讥讽嘲笑知识分子的担当忧患和伤悼。许多当代艺术家在生活的富庶和精神的贫瘠中只剩下心灵的荒诞。

               
关于王朔和痞子文学，李敖和流氓文人

学生：王朔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当代痞子文学的代表，您觉得他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化是推动还是破坏？台湾李敖的声音很大，又是台湾立委，声称竞选总统，自称流氓文人，您怎么看他？

牟群：要推动社会和文化的前进，就有一个破与立的关系，按毛泽东说法叫“不破不立”。
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初主流的中国文坛，所谓现实主义传统和体制文学中，那些虚假的人性遮蔽。王朔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呼唤真实，拒绝虚假的一个大腕儿。但王朔并不是具有承担天下兴亡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也不关心超乎生存哲理和肉身体验之外的精神问题。王朔是中国当代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解构后的存在主义作家。同时也属于我以上描述的精神上的流氓。王朔与别人的骂阵。也正是把知识当作武器和权力。攻击除自己之外的一切。王朔是这个特殊时代的规定。旧秩序去了，新的没来，中国文化界，知识界，艺术界，没有建立一种理性精神。作为大家的基本信仰和依据，从而有所敬畏，超越和平等。在无序的江湖中，文人们没有敬畏的精神坐标，当然谁也不怕。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著名言论是对当下中国文人心态的最好直白。加上今天的传媒世界，谁的声音大，谁的劲猛。谁就是大腕，对于中国文学，王朔的推动作用很大，至于破坏，则是见仁见智的事。
台湾的李敖也是同类作家，基本不可称作学者，李敖具有比一般作家更多的历史知识。他也能以囹圄之身反省，抗议体制和文化的遮蔽。他的历史见解有许多真知灼见。由于他的专业局限和偏激心态，对真正的中国历史源脉。文化精神、古圣苟义，其本还在门外。李敖在威权时代是民主精神的象征，专制体制的牺牲品。在传媒时代则是公众眼球人物。谁的声音大，传媒就贩卖谁。传媒是什么？我经常给学生说：“传媒就是把信息传出去，把人“霉”倒”。传媒是产业，要生存，靠把声音放大挣钱吃饭。李敖对传媒也是很自觉的。他在借用传媒放大自己的同时，他的民主象征也就消解了。而成了传媒的一种象征。传媒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价值评价。只有暴光率纯量评价。传媒暴光多的价值不一定对位。不意味真正的价值。在传媒社会中，知名度最高的是民众感兴趣的。你们看博客点击率最高的是徐静蕾，上亿次。她的博客，我称之为“打哈哈”，就是对博友打哈哈。不疼不痒，没有任何实在的具有精神深度的东西。这在传媒时代毫不奇怪，大学的神圣殿堂也会被传媒的飓风动摇。李敖，还有周星驰这位街头痞文化的明星，不也被请上北大讲台。
真正深博高远的学者，是没有多大声音的。对国计民生有经纬之功的学者们，传媒也不会去关注。传媒只煽大众的情。我举个例，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余英时教授，是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华人文化学者。他主张中国传统以儒学为主的文化与其它人类文化包容和谐。摈弃历史和现实的遮蔽，真正建立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他对现实中不符合人性准则的现象坚持批判与斗争。余英时兼具传统知识分子的深厚学养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和批判精神。获得国际学界赞誉。去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馆人文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相当于人文科学中的诺贝尔奖。但几乎没有被大陆传媒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