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8年6月5日，那一年恰逢东北易帜，南京政府名义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实际上整个中国仍处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状态中。我在逃难中度过了青少年时光。解放后，社会稳定，我大学毕业开始从事教育事业，但特殊的历史时期，又耽搁了大部分中年时光。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到处显示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局面。欣逢盛世，不敢懈怠，努力工作，也有幸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做出了一点成绩，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从青岛到北京：艰难曲折的求学之路
我父母都是江苏苏州人，我出生于山东青岛，青岛是我的第二故乡。
1937年，我小学四年级肄业。那一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青岛也被日本鬼子占领，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我们一家，同那个时代大多数家庭一样，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我父亲当时在邮电局工作，1937年正在贵阳进行工程建设，青岛家中只有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生活。日本鬼子占领青岛后，社会一片混乱，在青岛已无法正常生活，我母亲只好带着五个孩子，来到上海法租界亲戚处。到上海后，我先后在上海新寰小学、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和苏州武陵中学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后来，我父亲调到了洛阳邮电管理局工作，母亲只好带着孩子们前往洛阳。一路上有车坐车，没车步行，经历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洛阳，一家团聚，我也在洛阳中学开始读高中。始料不及的是，在洛阳仅仅定居两个月，日军开始进占洛阳，全家只好继续逃难。这一次的目的地是陕西西安，到西安后，我就在城固西北师范学院附中上高二。不久，学校又迁往甘肃兰州。我高中就毕业于兰州西北师院附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搬迁过去的。
高中毕业前一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6年，为了求学，我只身到上海参加大学招生考试。当时交通不便，为了能到上海，我只能坐在火车车顶上。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当时年轻，并没有多少恐惧。那时的高校招生考试，是学校自己出题，学生可以参加不同学校的考试。我参加了清华、上海交大、圣约翰、南京等五所大学的招生考试，结果收到了这五所大学的录取通知，最终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在中小学求学期间，我分别在青岛、上海、苏州、洛阳、城固和兰州六个城市就读，其中的颠沛流离之苦，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苦难，我深有体会。时至今日，我对日本军国主义仍深痛恶绝。
从长春到北京：半个多世纪教书生涯
1951年，我从清华毕业，被分配到长春邮电学校。这所学校虽是一所中专，但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已经是邮电部的最高学府。
在清华毕业的时候，倍受尊敬的朱德元帅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在典礼上，朱德说，现在中国很缺人才，希望你们这些大学毕业生，不仅要把工作做好，还要一个人顶两个人用。至今，朱老总的讲话我仍记得清清楚楚。
在长春邮电学校任教期间，我首先教代数。那时在校的学生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我很喜爱这些生气勃勃、充满朝气的孩子。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急于把工作做好，想尽量多传授点知识给学生，在一次讲课时间内竟然教了二十几个代数公式，学生显然是不能消化的。后来，我总结了经验，认识到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仅仅把自己的知识倒出来灌输给学生，还要让他们消化吸收，要讲究教学规律。
为了把工作做好，我经常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备课，备课时间往往是讲课时间的数倍，有时甚至达到二十倍。这些充分准备工作并没有白费，在教学方面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1955年，因为工作成绩优异，我被评为长春市先进工作者。第二年，又被评为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出席北京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大会。同年，我又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也就是从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选拔出来的劳模。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我们这些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同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见了邮电系统的先进生产者，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
1955年，北京邮电大学开始筹办，负责人点名要我到北京来工作。由于当时人才短缺，长春邮电学校并不想放我到北京来工作，后来听说邮电部调两位老师到长春邮电学校作为我到北京工作的交换条件，才同意我到北京工作。从此，我与北京邮电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
到北京工作后，学校要对邮电部门的地方领导干部进行培训。这些地方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老革命，年龄比较大，文化基础非常薄弱，很难理解、把握复杂的专业知识。给这些学员上课，也是一大挑战。后来我注意到，这些参加培训的学员虽然文化基础比较差，但生活和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在讲课的过程中，就尽可能地把讲课内容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北邮很多老师被批斗，被下放劳动，脱离了教育岗位。在这期间，我也没有幸免，虽然没有被下放农村，但是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锅炉工”，足足烧了三年的锅炉。在烧锅炉期间，我和很多工人师傅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了好朋友，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本来就是个锅炉工。就是到现在，见到一些当年烧锅炉的工人，我们还热情地打招呼。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认认真真地做一个锅炉工，把水烧好，始终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我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在教学工作中，总想把工作做好。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说得很准确。教师的言行和态度，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教师在讲台上讲课，面对下面的学生，是不能马虎的。教师是否认真备课，认真讲课，学生肯定感觉得到。教师不认真，学生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在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一直认认真真地备课、讲课，尽最大努力教好书。
从实验室到企业：坚持产学研相结合
严格来说，我从事科研工作应该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那时我已到知天命之年，此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学工作。
1982年，我在美国访问时发现，美国人已经将激光全息技术广泛地应用到身份证、信用卡的防伪上，而我国还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这对我触动很大。回国后，我下决心要将这一技术变为现实产业，从单纯的研究全息技术走向防伪生产。
经过科研攻关，这项技术终于成熟。1986年，我着手组织筹划在山东青岛的黄岛开发区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激光全息防伪企业。
当时，山东青岛的黄岛开发区还是一片荒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非常差，连水都要到市里去取，那时的黄岛就是一个“荒岛”。当时的政策要求到开发区投资的企业必须是中外合资，为了能尽快地把企业建立起来，我联系了一个叫克拉克的加拿大人到青岛市的黄岛投资建厂。克拉克到黄岛考察时，看到一片很荒凉的景象后，大失所望。我给他鼓劲，对他说，如果这里开发成功了，企业建立起来了，你就是第二个白求恩，最终说服了克拉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黄岛开发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激光全息防伪企业，生产出激光全息防伪产品。
第一批实际应用的激光全息防伪产品是1987兔年首日封全息邮折、太阳牌锅巴和海南岛身份证，它们是我国激光全息防伪的第一批产品，也是中国高科技防伪留下的最初足迹。中国激光全息技术并不算落伍，但在应用方面还很落后。从第一家激光全息防伪企业诞生到现在，全国已经发展起数十家正规的激光全息防伪企业，激光防伪技术为上千种商品和多种证件所采用。看到这项技术走出了实验室，能够进行社会化大生产，造福社会，我非常高兴。
遗憾的是，在青岛开发区建立的第一家生产的全息防伪产品的企业后来因种种原因落后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跟随我一起工作的年轻人都逐步成长起来了。现在这批年轻人有的已成为企业家、业内专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也对全息防伪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目前，我国全息防伪产品质量并不都比国外的差，价格低廉，更适合我国国情的需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我国激光全息技术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时间并不长，和国外同行交流学习是非常必要的。1982年到现在,我共参加了11次国际显示全息专题学术研讨会。1990年，应前苏联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院长阿卡耶夫的邀请，我参加了全苏国际光信息处理研讨会。在会上，我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全息防伪技术及其应用，得到了会议的重视。回国后，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促成了6批吉国科学家来我国同科技界交流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1年，又组织24位中国光学科学家参加在比什凯克召开的中苏双边全息与光信息处理学术会议。后来，我们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激光防伪技术生产线。
随着全息防伪技术和全息防伪产业的发展，全息技术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从1996年起，我担任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防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中国防伪行业协会/中国防伪技术协会专家组组长等社会职务，负责防伪企业的技术评审、防伪技术国家标准以及防伪工作法规的起草等。
我二十多年来从事激光信息技术研究，和同事们完成鉴定科研成果9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项，省部级奖9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在发展我国光信息科学方面做出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主要有：提出和研制多种高衍射效率、高分辨率全息新记录介质及应用于光纤传输、传感的波分复用、窄带滤波、多重耦合等新型器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先进科技工作者奖；提出了激光散斑离焦法新技术的原理，有效的应用于大面积图像边缘增强；提出了多种二维光学变换和多重光学变换技术，发展了载波条纹全息技术。
在学术交流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1986年至1996年期间，曾在美国Global Images图像实验室、丹麦技术大学激光实验室、荷兰Groningen图像实验室、美国洛杉矶Educational Services Exchange With China举办的防伪技术培训班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物理所作为访问学者参加科学技术合作、讲学及进修等。在任中国通信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学术外事副秘书长期间，成功举办了8次国际国内光信息、光纤科学、全息应用学术会议，12次在国内外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
1986年，创建了我国激光全息防伪高技术产业，推动了我国全息技术的发展。鉴于在激光全息防伪技术方面取得的一些成绩，一些国际全息界同行称我为中国发展模压全息应用的开拓人，是“中国激光全息防伪技术之父”。听到这些称呼，我自己压力很大，也有些诚惶诚恐。这个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点点，给我这么高的评价，感觉受之有愧。
由于在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建立防伪技术、发展中吉科学技术交流合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1996年3月被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评为外籍院士。
目前社会兼职有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光学学会资深会员，国家技术监督局全国防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国际全息制造家中国顾问等。
科研成果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造福人类上，让人们普遍享受到科技进步的果实。这就需要将科研成果应用到社会大生产中去，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目前，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中有很多科研成果，遗憾的是，其中很多科研成果还没有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社会大生产，真正造福于社会。要改变这种局面，仍需要各界共同努力。
在将激光全息防伪技术成果转化为社会化大生产，生产出更多的应用产品，实现产业化过程中，我做了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也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在激光全息技术方面，还只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个领域的应用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它的应用前景受到人们想象力的限制，还需要继续研究探索。
从科学到音乐：平淡朴实生活
我比较喜爱音乐，有时间吹吹长笛。紧张的劳累工作之余，欣赏一下优美的音乐，是一种很好的放松与休息。音乐和科学是相通的，科学讲究严密的逻辑和精确，同样，音乐也讲究严密和精确。在一场音乐会中，如果有一个乐手演奏错了一个音符，这场音乐就不会成功。巧合的是，很多研究物理的人都喜欢音乐，有些物理学家不仅对音乐有很高的欣赏水平，还能进行高水平的演奏，这里可能有着某种联系。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我不仅自己喜欢音乐，还把好的音乐推荐给学生欣赏。
我家的大门对学生永远是敞开的。记得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那时候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普及，还比较少见。我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就是这样一台黑白电视，给学生带来了很多欢乐。当时不像现在这样，电视节目丰富多彩，每当电视播出东欧或前苏联的一些如《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革命题材的电影时，家里往往挤满了年轻的学生。
很多老师有这样的体会，一批学生毕业了，多年以后，学生可能非常清楚地记得教过自己的老师，但老师可能记不得学生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次参加一次会议，会议主持人是我多年前的一个学生，他听说我参加会议，非常高兴地向自己的同事说起，参会的徐大雄教授是他的老师。可是见面时，我对这个学生一点印象都没有，后来才想起来。当时见面那刻，当着这个学生的同事的面，我这个老师竟然不记得他，他肯定是很尴尬的。从那次起，我想了个办法，凡是我教的学生，都要给我一张电子版照片，注上姓名。这样，最起码我会有一个印象，不会发生完全记不起学生的尴尬。
目前，我居住在校园中六十年代建的房子中。实际上，在学校一次福利分房中，我本可以在校外分一套面积大得多的新房子，但我没有要新房，仍住在老房子中。这样上下班方便些，更重要的是便于接触学生，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除了爱好音乐外，收藏全息艺术品也是我一大爱好。目前我收集的全息艺术品已经成为很好的教具，一些大学在教授激光全息课程时，经常安排学生到我的办公室参观。有一次到英国访问，英国的同行送了一件珍贵的全息艺术品，为了安全无损地带回，只能放弃坐飞机??坐飞机只能托运，那很不安全的。最后我抱着这件艺术品，坐了十多天的火车回到了中国。我收藏的全息艺术品，有些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是少见的。这些艺术品既散发着艺术性的人文光环，又体现出科学理性的魔力，能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从直观上展现了全息技术的独特魅力。无论是从教育角度，还是从科学研究角度看，这些艺术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结束语
欣逢盛世，举国安定，上下一心，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看到年轻学生一批批成材，成为国家的栋梁；看到祖国科学技术不断突飞猛进，国家日益强盛，人民生活富裕，感到很欣慰。但对激光全息技术尚有忧虑，后继人才仍是一件大事。激光全息技术发展前景广阔，然而现在中国这方面人才不是很多，还很欠缺。另一个忧虑是中国教育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取得很大成就，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仍需改进。相信党和政府会不断弥补不足，逐渐完善，使中国教育水平更高提升。
2008年，我进入耄耋之年。幸运的是，身体还很健康，耳聪目明，尚能工作。作了一辈子的教师，对教师岗位仍是割舍不下，在有生之年，仍能发挥自己能量，尽可能地多做贡献，为国家培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