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绝想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