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中国史上的成王败寇、极左极右、推翻打倒、全是这个路子。中庸之道仅限个人内在，一旦对外就全变成打了鸡血的粪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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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北大教师、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孙东东的一句“99％以上的上访者皆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论断犹如一位西班牙斗牛士亮出的“红布”般把舆论给惹恼了，但笔者在血气上涌、怒不可遏的同时，还是打算静下心来，仔细地领会领会孙东东那高论中的“合理”因素。
对99％的上访者是否皆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作一现象学的悬置，而先讨论一下什么叫“偏执型人格障碍”以及它的成因。
所谓“偏执型人格障碍”也者，指的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这样一种精神现象———患者的大脑被某一个念头所占据，并不断加以合理化，并付诸行动，从而排除了另外一些或许更合理的念头对上述念头的制约、平衡的能力，从而使自己完全陷入到一种及其狭隘的想法以及行动中去。这一精神现象源自于人类身上本来就存在的一种叫做“力比多定向机能”的心理机能。
这种心理机能的形成源自于人类远古时代遭遇重大困境和危险时所自发形成的应对机制。当人类遭遇重大困境和危险的时候，人类会故意摒除掉平时那些与解决危机无关的那些个心理机能。例如，人处在激烈的鏖战状态的时候，心理机能会自动屏蔽掉恐惧、仁慈、理性思考等等人类固有的秉性，而陷入到一种纯动物性的人格状态。这种心理机能如此工作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那些对鏖战而言无用的人格仍然在起作用的话，是不利于战胜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平时仁慈谦恭的人，到了激烈的战场上会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野兽”的原因。
“力比多定向机能”在人身上的负面表现形式就所谓的“偏执狂”。我们从许多“偏执狂”的身上会发现他们执着于一种观念或信念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因此，这种倾向既会让这样的人较之常人更富有行动力、因而做事情更容易取得意外的、迅速的成功，也会让这样的人因为固执己见、不能换个角度想问题而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另外，由于“力比多定向机能”的作用，这样的人身上那些原有的其他方面的心理机能被打压进了无意识，这些被压抑的因素由于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渠道，只好躲在无意识中，暗暗地吸取能量，以图“谋反”。也就是说，它们将会趁“主导性人格”“打盹儿”的时候，跑出来发挥破坏性或颠覆性作用。比如，我们会发现某些人因为他们的偏执而成功了，但这偏执也是他们失败的契机，甚至于是陷入疯狂的契机。从他们的从成功到疯狂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的“主导性人格”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去的“子人格”所背叛、颠覆的过程。
“偏执狂”中的成功者常常被人奉为英雄、圣人、成功人士而大加追捧。失败者当然也就被叫做“偏执型人格障碍”的患者。倘若他们并不因为失败而裁损他们的偏执的话，也就只有进精神病院的份了。其实，被我们追捧为英雄、圣人、成功人士的人和“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小的。前者没有能沦为后者，简直是纯属偶然！
这种被叫做“力比多定向机能”的心理机能是人类在危机处境中发展出来的机能。它既起作用于人类个体，也起作用于人类群体、乃至民族和国家甚至一种文明形态。
比如，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们民族遭受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重大威胁和来自社会内部严重危机。积贫积弱成了我们民族患上的顽疾。这一顽疾自然呼唤那“力比多定向机能”。为了解救我们民族于眼下的危机。我们民族的整体人格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变化，我们民族开始发展出一种主导“人格”，这个“人格”就是“西化”(或曰“现代化”）。我们民族的这个“人格”在“力比多定向机能”的原理的作用下，开始极力地否定、排除我们固有人格中的别的因素。这一民族人格的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五四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然而，我们并不明白的是，“打倒孔家店”这句口号是可以“翻译”成心理学术语的，也就是“压抑子人格”。“孔家店”在心理的层面上代表了我们过去其主导作用的那个“人格”，现在，那个“人格”不足以应付眼下的巨大生存危机了，我们需要发展出另一个“人格”坐到“主人”的位置上去，但过去的那个主导性人格是那样地强大，那样地不肯让出“主人”的位置，这就让我们应付眼下危机的能力大大的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呼唤出来的那个新的主导性“人格”，难免会对旧的主导性“人格”怀着极大的仇恨、务尽去之而后快了。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主题，就是迎接“新人格 ”，剿灭“旧人格”，以期让我们的民族，尽快达到救亡、图存、复兴的目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北京的旧城墙保存不下来了。旧城墙在我们民族的无意识里，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那些捍卫旧人格的精神因素。当然，也可以说，20世纪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就是把自己变成“偏执狂”的历史。更糟的是，这并非不合理，而是太合理了。
我们中华民族直到现在，也没有能走出“偏执狂”的逻辑。极力、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实现强国梦仍然是我们狂奔的目标。在新时代，我们虽然不喊“打倒孔家店”了，但我们有了一句新口号：“一切工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我们民族的主导性“人格”在这个时代就是经济建设。然而，在“力比多定向机能”的内在逻辑推动下，我们必然会将一些我们民族发展需要中的另外一些方面打入“无意识”，这些就是环境保护、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公正等等等等。这些被打入到“社会无意识”中去的因素会安安静静地呆在“社会无意识”中听天由命吗？不会的，它们会以它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也就是通过破坏和颠覆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就是我们当前我们中从社会上所看到的一切负面的东西的总和。
现在， 让我们回到最先前的那个问题上吧：上访者大都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吗？其实，上访现象仅仅不过是我们社会的“人格结构”失衡所造成的问题的一个病灶而已。如果上访者过于固执，并夸大了自己的损失和痛苦的话，那仅仅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的主导性“人格”的主流需要太过于固执，并大大夸大了其重要性而已。所以，“上访者是否大都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问题应该置换成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否普遍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
回答是：“恐怕是这样的”。只是，我们不能把整个社会都送进精神病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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