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民谣的发展史

20世纪初期我国的新文化运动，重新把沉寂已久的民间歌谣带进文学的殿堂。当时北京大学的刘丰农、沈尹默、周作人发起歌谣征集，成立歌谣研究会，出版《歌谣》周刊。许多思想激进的民俗学者身体力行，收集编印民间歌谣，如钟敬文的《客音情歌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受其影响，潮州有识之士丘玉麟、金天民、林培庐都很快也编出潮州歌谣集子。为弘扬潮州文化，保存特定时期的潮俗民情，金天民《潮歌》一书最近由其后人重印，这对于潮州民俗文化的深入研究，寻找潮州歌谣文字传播轨迹，都是一份难得的参考资料。

潮歌》新版序言谓：“这是第一本由书局正式出版的潮州歌谣集。”就我所知，1927年4月周作人已经为林培庐编的《潮州畲歌集》作过序，序文收入周氏《谈龙集》。《潮州畲歌集》当时是否出版过尚不清楚。杨方笙先生在《潮州歌谣》书中说：“1927年，北大毕业、其时任教于金山中学的丘玉麟编辑、整理、出版了第一部《潮州歌谣集》，称得上是筚路褴褛之作。”周作人也为丘玉麟的书作序，但序文未收入他的文集。查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潮汕文献书目》，此书当年在何处出版未能注明。

金天明作为一个移居潮州的绍兴人，能够热心留意潮州歌谣的收集记录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潮歌》整理出版时间与丘玉麟的《潮州歌谣集》非常接近，许多歌谣互不重复，在收集数量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始资料。事实上，1958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潮汕歌谣集》就是丘玉麟依据上面两个集子加以增删选注的。后来，陈亿王秀、陈放编选的《潮州民歌新集》(1985年)，孙淑彦、王云昌的《潮汕歌谣选注》(1987年)，马风、洪潮编的《潮州歌谣选》(1988年)莫不受丘玉麟和金天民编的两个集子的影响。

金天民的《潮歌》分谣谚、讴歌、畲歌、附录四大类二十细目，阅读对象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儿童。近代潮州歌谣的创作和传播者多是做母亲的妇女，歌谣常用于教授儿童的生活知识，几乎没有情歌的内容。比如：“挨呀挨，挨米来饲鸡。饲鸡叫口国家，饲狗来吠夜，饲猪还人债，饲牛拖犁耙，饲兜仔来落书斋，饲走仔来雇人骂。”在磨谷劳动过程中教导《孩子》网络版对各种动物特性的认识。又如“正月正，新仔婿，来上厅。二月二，老妈仔，入庵寺。三月三，桃仔李仔够你担。四月四，桃仔李仔够你臂。五月五，扒龙船，溪中橹。六月六，尖担仔，四处凿。七月七，倒捻鸟，龙眼襞。八月八，抽豆藤，摘豆荚。九月九，风禽断线半天走。十月十，新米饭，胀盈目……”“这是一首以儿歌为形式，以传播生活知识为内容的歌谣，节奏明快，句式简单，念起来非常顺口，在短短百来个字里，既帮助儿童习数字，又帮助儿童识时令。”(杨方笙《潮州歌谣》)潮州歌谣中反映劳动和妇女生活的内容占最大的比例，还有一些叙事、讽世、滑稽的歌谣收入在《潮歌》中，使本书更具人文民俗价值。

潮州歌谣是民间口头文学，在艺术上有很多表现技巧。其中最常用的是起兴和反复叹咏，这与《诗经》中我国最古老的民歌可谓一脉相承，仍举《潮歌》中一首为例：“绿竹绿竹枝，绿竹所种在河土乾。五娘所坐绿竹顶，吊渴陈三在路边。绿竹绿竹丛，绿竹所种河溪东。五娘所坐绿竹顶，吊渴陈三在路中。”

由于时代局限，《潮歌》中也存在一些封建糟粕，如宿命、重男轻女、挖苦残疾者等，这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民俗风尚。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吟唱潮州歌谣者越来越少。潮州歌谣已经属于应受保护的行将消失的文化，因此，对于像《潮歌》那样一个时代的民俗作品，仍须有计划整理重印。 http://www.juexiang.com/news/dishi/chaozhou/lsxhmc/200303180557.htm(南方网广东地市新闻）2003.3.17



从南方网发表的这一篇文章不难看出，当年汕头管辖整个老潮州府属地。就有意无意中伤、擅改潮州文化和歌谣的冠名，目的就是遏制潮州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利用把潮州文化去州加汕擅改为“潮汕文化”！



闽南语文化发源福建闽南地区，被传承和发扬的恰恰主要是在分治台湾。可台湾人切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且把闽南文化擅改为台湾文化。而且还为在南洋被称作闽南语歌曲的正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相比之下汕头却是在1958年前都称为潮州人、潮州话、潮州文化、潮州歌谣、潮州工夫茶等等运用某些手段全部修改为带汕的“东西”！！并特定时期的政治政策把潮州文化说成是属于封建糟粕，如宿命、重男轻女、挖苦残疾者等，以此达到倡导以区域名称主导的“伪”“潮汕文化”！最可恨的是硬把潮州文化宣传为是潮州市的文化。而潮汕文化才是区域文化才是团结各市的文化这一说法太过于妄为了。时间会还给潮州文化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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