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6日晚9点45分，韩国海军“天安号”（Cheonan）导弹护卫舰在韩国西部海域爆炸沉没。这件本不算太大的事件却以极快的速度——这与“9•11事件”所产生效应极为相似——在国际舆论中被迅速放大并被美国赋予极大的战略意义。这引起笔者的关注并对其加以研究。
一、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同于自然的历史，它是一种自觉创造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事件，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事件本身的堆积，而是有意义事件之间的联系，特别是一些有关节点意义的事件之间的联系。
事实上，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是被处于不同利益集团中的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赋予的。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炸沉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美籍油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只是赔款道歉了事。彼时的美国之所以没有对“帕奈号”事件赋予像“天安舰事件”这般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它还没有找到对日作战的最佳时机。1941年底美国对日作战的时机日臻成熟，于是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就被迅速放大并形成巨大的战争动员力。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58年8月23日，中国政府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击毙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当时美国虽然在中国近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2]但考虑到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解放台湾的立场和中国在其近海所具备的有效的反击力量，也只是不了了之。与此相反，1964年8月发生的“北部湾事件”[3]却像今天“天安舰事件”一样被美国媒体迅速放大，美国利用这一事件使其干涉中南半岛的战争行动大规模升级。
纵观历史，利用，甚至制造事件以推动其战略行动是美国外交惯用的手法。事件的意义多是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而产生，“9•11事件”是如此，“北部湾事件”是如此，“天安舰事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美国利用“天安舰事件”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要想了解这一点，就要了解苏联解体以来，美国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我们知道，历史上俄罗斯周边的东欧和南欧、中亚和东北亚地区一直被俄国人视为其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中，苏联通过一系列条约谈判在战后雅尔塔体系中获得了在这些地区的主导权。在这三个地区中，东欧和南欧为苏联控制力量最强的地区，其中的波罗的海三国和巴尔干诸国又是苏联西进波罗的海和南下地中海，甚至通过控制黑海西岸的多瑙河河口控制整个欧洲的关键地区。因此，只有将这两个地区从苏联手中剥夺出来，才能让西方人感到安全。苏联解体后，西方立即着手实现这些目标。1998年1月，波罗的海三国与美国签署了伙伴关系宪章，为加入北约做了一般性准备。 1999年，西方从中间突破，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4]同年，北约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将从北方波罗的海三国到南方巴尔干的主导权，整体性地从苏联人手中转移到欧洲人手中。而引发这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南斯拉夫塞族和阿族的冲突事件以及北约利用此事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5]
在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不久即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说：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所谓“跨地域使命”，就是北约将由西向东以武力渐进夺取俄罗斯人在“二战”中获得并为雅尔塔体制确认的地缘政治利益。4月23～24日，北约19个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北大西洋联盟战略概念》，该文件“改变了北约组织的性质，扩大了北约活动的地缘政治范围，由区域性防御组织转向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危机干预’”。[6]
搞定西线后，美国便马不停蹄地乘胜来到中亚，以反恐之名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引发这两场战争的“有意义”的事件，就是被美国赋予极大“意义”的“9•11事件”。这两仗一打就是十年，尽管美国军事上控制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但其战果却难以巩固，中亚形势越反越“恐”，美国的欧洲盟友将美国推入险境后又纷纷撤军，美国被拖在中亚，孤掌难鸣，欲罢不能。美国帮着欧洲实现恢复东欧的目标后，欧洲却没有帮助美国实现剥夺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目标。
2010年3月26日，“天安舰事件”发生，5月18日，韩国总统李明博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奥巴马表示：“美国完全信赖并支持韩国政府。” 5月19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就韩国“天安舰事件”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导致46名韩国水兵丧生的“侵略行径”[7]。几乎整个西方阵营随即被动员起来并以罕见的规模厉声谴责朝鲜。[8]值得注意的是，与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的态度不同，这次俄罗斯和中国立场一致与西方拉开距离，并未对朝鲜进行“谴责”。7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声明谴责导致“天安舰”沉没的攻击，但没有将责任推向朝鲜方面。
随即而来的是，美国借势直逼中国北大门，直接与韩国于7月24日清晨在韩国东部海域（日本海）举行为期4天的联合军事演习，韩美参加演习的兵力为8 000多人，并计划每月都举行一次联合军演直至年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美韩北面海上军演高潮迭起之际，8月8日参加美韩军演的美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抵达越南岘港附近的南海海域，参加美越史上联合举行的海军演习。[9]
黄海，是中国海权最核心的地带，是中国海权神经最敏感的部位。触动黄海就触动了中国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记忆；不仅如此，进入黄海，也就接近了中国内陆的政治心脏。历史上决意在黄海动手的国家，都是随即与中国摊牌的国家。1894年的日本是如此，1950年杜鲁门治下的美国是如此，那么，2010年奥巴马治下的美国也不可能是例外。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亚洲军事“屡战屡败”的特点正好相反，21世纪初美国在亚洲的军事特点则是“屡败屡战”。就在美国在中亚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际，2010年1月又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目标，其战略重心继续东移。而拉动这一战略转向的“由头”就是“天安舰事件”。
鉴于中国崛起，特别是近些年中国海军的崛起，身陷中亚的美国已意识到遏制中国的紧迫性。2006年，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认为，“在主要的新兴强权国家中，中国是最有可能与美国发生军事竞争的国家，中国也是最可能发展出破坏性军事技术来挫败美国传统军事优势的国家。”中国海军力量的崛起刺激了美国海洋战略武器，尤其是核潜艇的部署向亚太转移。报告指示：要将长期部署在太平洋的攻击核潜艇比例提高到60％。据报，美军目前共有53艘现役攻击核潜艇，几年来，已经有7艘攻击核潜艇转移到太平洋，使部署在亚太地区的美国海军攻击核潜艇数量达到31艘，占总数的58％。美军还计划将5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部署完成后，该级潜艇在亚太的数量将达到9艘。“俄亥俄”级核潜艇是目前美军唯一的战略核潜艇，共14艘，其中，部分已改装战斧巡航导弹的“俄亥俄”级核潜艇，还可承担战役战术攻击任务。随着美军紧锣密鼓地继续进行全球潜艇调动，在亚太实现60％的部署目标指日可待。[10]2010年7月8日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多艘“俄亥俄”级潜艇突然出现在中国周边地区标志着其军事战略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美军方还希望借此向中国等亚洲国家传递一个信号，即美国作为该地区平衡力量的地位不会减弱而是不断加强。[11] 与海军东移相配合，美国也逐渐撤出驻扎在中亚的陆军。2010年8月31日，美军宣布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结束。驻伊的1.5万人作战部队已于月内撤离，剩下的5万名美军在伊拉克的工作重心将转向“民事领域”。[12]
美国战略重心继续东移是奥巴马政府的既定政策，但从2010年起这个进程在美国外交的日程表上已被大大提速。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13]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夏威夷檀香山市杰斐逊纪念厅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
从经济上来说，我们已经密不可分。美国公司每年向亚太国家输出价值3200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创造千百万份待遇优厚的工作。我国数十万军人为亚太地区提供安全，这项任务我国军队已承担了几代人的时间。正如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指出，美国在亚洲不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大国，而是一个长驻大国。
毫无疑问——如果本届政府开始执政时有怀疑的话——美国已经重返亚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14]
“重返亚洲”，这次美国似乎不仅是说说而已，与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要遏制目标不同，这次，美国“重返亚洲”要遏制的对手已不主要是俄国而是中国。
美国不来则已，一来就直奔黄海，黄海如前所述是中国海权的“脸面”，同时它更是中国海权的“命门”。看来， “狼”这一次——尽管它已在中东人民战争中被打得伤痕累累和精疲力竭——真的要来了。
二、黄海是东亚均势格局变动的关键枢纽
如果美国不是来到黄海，或根本没有打算进入黄海，那我们还很难做出“狼来了”的判断。现在美国已经在韩国西部海域即黄海开展一系列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如果结合希拉里·克林顿“重返亚洲”的外交表态，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次由“天安舰事件”拉动的战略东移行动，其前锋意向就是中国。
黄海在历史上历来是中国国防的“命门”，当然也是中国近代海权的“软肋”。理论上说，中国海权应覆盖整个中国的海上利益，但目前中国的海权与其制海权并不匹配，中国制海权被限制在美国拉起的意在遏制中国的“第一岛链”，它包含北起阿留申群岛，中接日本列岛、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终结于扼马六甲东南端口的新加坡的链型岛屿连结的海区。在这个岛屿链条以西，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面临着巨大的海上安全压力。在这三者中，东海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它西濒沪宁杭经济区，东有大隅和琉球诸水道与太平洋相通，北与黄海相连、南与南海呼应，扼太平洋西部边缘海南北航路要冲，是东北亚与东南亚海上联系的纽带，也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因而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海域。台湾位于东海前锋，是“第一岛链”的关键环节，具有极特殊的战略地位。台海统一将使中国能够有效地贯通从黄海到南海的海权资源，依托大陆，在太平洋西岸形成强大的海上制海能力。由于目前台海两岸政治分离的现实，中国海权以台湾为分界被拦腰分割为南北两段，不能形成有效的海上合力。这使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成了中国打破其全部海上安全压力的关键环节。
现实地说，中国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主要矛盾来自美国，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才有了今天台海分离的事实；但历史地说，台湾问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来自日本。美国干涉台海是出于冷战的需要，从法权关系上讲，美国还是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982年8月17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是这样表述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回归中国是体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雅尔塔体制确定的，这个体制建立的基础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德日法西斯死灰复燃。在这个方向上，中国与美国利益是一致的。美国在法权上并不反对台湾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属于冷战层面的矛盾，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个目标下美国与日本、韩国等结盟并构成亚太的冷战体系。在冷战体系中，美国对华关系的宗旨是遏制中国，而在雅尔塔体系中，美国的目标又是限制日本。这两个层次的目标决定了美国不希望台海统一，也不希望台海主权分裂，而只希望台海两岸保持不统不独的局面并由此遏制中国制海权向西太平洋拓展。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则与美国根本不同。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９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这份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是这样表述的：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约定：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5]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6]
1978年８月12日和1998年11月26日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中日联合宣言》。在这两份文件以及后来所有重要的双边文件中，关于台湾问题，日本都只是不断重申1972年文件中的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曾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17]，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日本在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的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18]
值得注意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已经日益不再满足于“理解和尊重”的隐喻式表述，而是转向日益鲜明的“重申”式表述，意在提醒人们在1972年文件中“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所表达的特别含意，即1.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2.日本“坚持和遵循”《开罗宣言》中关于“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规定。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更是一改往日含混口吻，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27日晚间，日本驻华使馆的一位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19]
日本不承认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意味着日本对台湾仍有企图。如果从法权的视角看问题，日本对台湾的索求本质上包含着颠覆雅尔塔法权体系的企图，而颠覆雅尔塔体系就几乎颠覆了“二战”后美国所获得的所有太平洋的利益。这样，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觊觎之心不仅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着强烈的冲突，而且也不符合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由此分析，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中，美国和中国的利益接近；而在冷战体系中，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相近。苏联解体后，欧洲国际法权体系已做了有利于欧洲的重大调整，原有的雅尔塔体系基本解体，而在远东则大体维持的雅尔塔法权体系。在雅尔塔体制问题上，日本与美国的目标几乎是南辕北辙。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远东雅尔塔体制的基石之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立场尚未突破雅尔塔体制，而日本则要颠覆这个体系。
这样看来，目前的日美同盟关系本身就蕴藏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矛盾又规定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而日本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说台湾是中国“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之间的关键环节，那由此推出的结论就是，日本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而切断日本南取台湾的关键海域即黄海便成了中国国防海上安全的“命门”所在。这是从制海权角度考虑。如果从制陆权角度考虑，黄海不仅毗邻中国经济发达的江苏和山东两省，同时也是京、津等重要城市的海上门户。在此区域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对中国政治安全有着全局性的严重威胁。黄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因此，近代以来的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看得明白，他说：
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20]
近代远东战略力量格局的变化，是由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深入到远东开始的。19世纪中叶英国和俄国从南北两向向中国压来，而只有当它们来到或接近黄海时，才对中国政治造成全局性的震动。1895年，日本在黄海打败中国，中国元气大伤，急速衰落。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从中国移向日本。从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直至1945年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日本基本掌控了远东地区主导地位。日本战败后，美国于1950年又来到黄海并介入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打赢了这场战争，此后，远东政治的主导力量便逐渐移向中国。1953年迄今，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持续增长，与此相应，美国也急匆匆将其战略力量向亚太转移。沿着20世纪50年代初的路径，拉上韩国再次扬威于黄海。尽管这是演习，但地点选在黄海，这让人嗅到了硝烟味。
三、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黑格尔的话和马克思的补充放到“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在黄海的表现比较合适。1999年克林顿总统开打科索沃战争，取得了不俗的战绩；今天的克林顿国务卿来到黄海耀武扬威，必以笑剧收场。
（一）美国政治形势已进入总体衰落期
总体说来，“9•11”之后美国的政治形势已进入衰落期。其表现如下：
第一，美国控制世界资源能力下降。强大的融资能力是今天美国维持其霸权的基础，而支撑其庞大的美元体系的实物基础并不是美国的实业生产而是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美国是靠军事控制世界资源的，只要军事强有力，它就能保证世界资源采购多以美元结算，这样美元就能支撑美国金融，美国就不会垮。当代美国霸权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军事控制世界资源，世界资源支撑美元，美元支撑美国金融，美国依靠强大的金融吸吮世界财富。只要美国的军事仍能保持着持续胜利的态势，国际上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就会上扬。世界货币除了支撑它的实物经济外，更多的还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并不主要靠实物支撑，而是靠虚拟的信心支撑。信心指数并不主要是对现实的肯定，而是对未来的肯定。一国的融资能力取决于投资者对投资对象国的信心。美国支撑经济的，一方面是高科技等知识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保证世界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打赢了，世界对美国的信心指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投资瞬间就上去了。近年来，伊拉克战争严重受挫导致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随之而来的撤军，将使美国脱离世界石油中心并由此失去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的潜规则的主导权，这将挫伤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信心。这是问题的关键。金融是资源的倒影，国家控制稀缺资源的能力决定了金融投资者的信心。对目前的美国经济而言，信心确实比黄金更重要。这里说的“信心”，不完全是美国人的自信，还有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的信心。然而，目前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已失去信心。
第二，美国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其国际竞争力严重衰退。实体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而实体利润为金融利润所取代则是国家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据何秉孟先生《美国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文提供的数据，美国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1990年仅为24%，2007年进一步下降至18%；制造业投资额2006年仅相当于GDP的2.1%。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部门所获得的利润还仅仅是非金融部门所获利润的1／5，到了20世纪末，这一比例就上升到了70%左右。整个美国金融行业在2004年所“创造”的利润约为3 000亿美元左右，占全部国内企业利润的40%左右；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例不到2%。进入21世纪后，金融资产侵蚀美国实体经济，并使其受到重创。首先是IT产业泡沫破灭，“9•11事件”后，飞机制造业遭到打击。2007年，美国房地产因金融泡沫破灭受到打击。在随后的金融危机中，汽车行业又遭重创，克莱斯通、通用、福特三大汽车巨头因汽车销量骤降，经营出现巨额亏损。2007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财富（房产、银行存款、股票等）为64.4万亿，至2008年底剩下51.5万亿美元，一年多缩水20%，仅2008年第四季度即缩水9%。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还在延续，金融企业大都亏损、缩水。[21]
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结果导致美国国家经营债务化。美国家庭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自1993年开始逐年增加。1993年为10.9，到2007年上升为14.2%。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债务的绝对数额也越来越大：2003～2007年，居民的负债总额为132 079、147 326、164 264、182 848、197 917亿美元，5年债务的绝对数上升到49.8%，其年均增速分别为11.6%%、11.1%、11%、10.2%和6.2%。[22]
近几年美国经济负债经营已呈恶性状态，对外负债大幅增加，2003～2008年间，美国对外负债从6 946 289百万美元增长到13 641 807百万美元，5年间负债总额增长到96.4%。对外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3年仅为63.4%，到2007年却上升到了 97.2%。[23]2002～2007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增加18 245亿美元，年均增速为7.2%。到2007年底，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达到51 223亿美元，约为当年财政收入的2倍。同期，州与地方政府的负债增加了868亿美元，年均增速为9.1%。[24]
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小布什政府推出8500亿美元救市计划，至此国会将国债上限提高至11.3万亿美元。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又推出7870亿美元国债救市计划，国会为此将国债上限提高到12.1万亿美元。2009年8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再一次向国会申请突破12.1万亿美元的国债上限。美国国债率已高达100%，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债务率60%的上限。如果再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欠账等内债加在一起，2009年美国的债务余额已高达55万亿美元；再把诸如两房债券之类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还是政府的债务等共计20万亿美国统计进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高达75万亿美元。而按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的全部资产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近两年由于部分资产大幅缩水，美国资产总市值已远在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这就是说，“美国已经资不抵债”。[25]中国学者于2009年底得到的这些结论在一年后又得到美国学者的佐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7月份发布的关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年度综述采用温和措辞，即监管者对美国当局承诺稳定财政的行为表示欢迎，但其需要做出高于预算的巨大调整才可稳定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GDP）的比率。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科特李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2010年8月发布研究报告称，“深入研究该报告后，你将会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事实上已经宣布美国破产了。”[26]
财政恶化导致美国人民生活状况恶化。2006年美国的家庭数7 850万，以当年不变价格计算，中位数收入为58 407美元，处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数为770万，占整个家庭数的9.8%，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6 500 000，占整个人口数的12.3%。[27]2010年9月16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总数由2008年的3980万，占人口总数的13.2%，上升到2009年占人口的14.3%。也就是说，2009年有4 36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字比2008年增加了近400万。这一数字意味着，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贫困人口。这也成为51年来美国贫困人口总数的最高纪录。[28]
2010年9月份美国政府裁员的速度超过了私营企业疲弱的招聘增幅，使美国9月份新增失业人数将近10万，失业率维持在9.6%。这是失业率连续第14个月超过9.5%，也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长的一段时间。尽管白宫和国会的经济专家均预测美国就业情况将有所改善，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在内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却表示美国还有好几年的痛苦期，2014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克鲁格曼甚至说：“我们比日本还糟。”[29]
经济恶化导致美国国家竞争力严重下降。2010年9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向全美民众宣布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结束的电视讲话中披露：“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并没有巩固我们的经济。我们在战争上的花费超过了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很多都是从外国借来的。” 奥巴马坦言，战争使美国的竞争力受到削弱，“从长远来看，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正面临严峻挑战”[30]。
第三，地缘政治方面，美国的优势正在丧失。美国能够在“二战”以后取代欧洲成为世界霸主的主要原因，是在亚洲尚未崛起之际，美国联手苏联有意识地压缩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二战后期，美国跟苏联用“暗盟”的方式在东欧合伙拉出一道“铁幕”。当时美国与苏联有许多矛盾，但在打倒欧洲问题上两家的目标则是高度一致。且不说在事关战后地缘政治布局的第二战场的开辟地点问题上斯大林与罗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东欧爆发“波匈事件”时，美国只是空喊并不对苏联动真，相反却在同时发生的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事件上，联手苏联利用联合国将英法逐出了中东。这是因为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地缘政治上有默契。对美国而言，只有让苏联占领东欧，欧洲才是小欧洲；小欧洲，才能听美国的话。反之，东欧一旦回到西欧，大欧洲就会出现，这样欧洲的翅膀就会硬起来，就会反对美国。‘二战’之前的地缘政治特点就是这样，那时是欧洲压迫美国，“二战”之后美国翻身有赖于美国联合苏联对欧洲版图做了大“手术”，即将东欧让给了苏联并由此大大压缩了西欧的地缘政治空间。丘吉尔说的“铁幕”实际上是美国与苏联合伙拉起的，目的是为了挤压欧洲空间。对此丘吉尔恨得咬牙，罗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纸《铁幕演说》便把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险些将美国唱衰。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企图再次将美国拖垮。2010年10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承认，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犯了若干错误，她在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却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决议缄默不言。[31]与此相反，布莱尔在当年9月份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32]。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与布莱尔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10年12月13日，就任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使不到一年的霍尔布鲁克[33]于因病不治逝世，临死前他对医生说了最后一句话却是“你们要停止阿富汗战争”[34]。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已经不动声色地收复了二战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试看今日地图，今天欧洲地缘政治版图已恢复到“二战”前的大欧洲的水平，整个东欧已融入欧洲。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欧洲力量的增强和扩大。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35]的回响。
第四，目前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严重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全力回收俄国在雅尔塔体系中的战略利益，用兵于巴尔干后马不停蹄地挥师中东，而中东不仅是世界资源集中的地区，也是世界霸权国家力量伸展的极限所在。历史表明，在战略力量极限处发动攻势，尤其是发动连续攻势，是国家崩溃的开始。老布什在中东是有限进攻，小布什则是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2008年在伊拉克动荡不止的情况下，他恨不得还要打伊朗；果如此，美国国力这个“皮筋”早就拉断了。
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衰落的表现是美元兑换与黄金脱钩，那么，21世纪初美国衰落将从美元与资源，尤其是中东资源的脱离开始。对今日的美国而言，失去中东，也就失去了支持世界霸权的金融基础。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将从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欧洲打倒了苏联，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版图，接下来必然是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来到亚洲，莫非还要再帮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地缘政治利益？
我们不能说希拉里·克林顿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这是因为目前美国高层的战略决策似乎乱了阵脚。今天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时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尼克松时期的美国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以应对勃列日涅夫苏联的咄咄攻势。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放下身段在关岛发表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美国对亚太政策讲话，告诉亚洲盟国：
我认为地区自尊对亚洲的未来将要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在我们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里，亚洲人都会说，他们不希望接受外部的发号施令。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起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应当帮助他们，而不应当发号施令。
我认为，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应当十分强调以下两点：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例如我们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的条约义务；但是，第二，在国内安全问题上，在军事防务问题上，除非受到一个大国的带有核武器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的责任。[36]
这篇讲话的要义是卸下美国承担不起的过重的包袱，用传统的“均势”制衡的方式实现美国的亚洲目标。面对同样的从伊拉克撤军的任务和严重的国内经济危机，2010年伊始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则雄赳赳地来到亚洲，告诉亚洲盟国，美国要背起昔日尼克松已卸下而今天美国人又背不起的包袱，她不等亚洲国家认可便自封为老大：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前提：美国的前途与亚太地区的前途紧密相连；而这个地区的前途有赖于美国。美国十分愿意继续发挥其传统上的经济与战略领导作用，而亚洲也十分愿意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并发挥有助于稳定的军事影响力。[37]
已是满身创伤，其口气却还如此逼人。麦金莱总统临终前告诫其后继者：“话说得客气些，手里再提着大棒，事情一定好办得多。”[38]显然，今天的美国战略层已失去了昔日的耐心。而没有耐心支撑的雄心，往往是底气不足的表现。当前美国政治家处处显示出富家弟子战略学研究中那只有“地缘”而无“政治”的致命短处。他们来到黄海的行为很有点1903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到黄海时那随性的做派。1903年10月28日，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对已表示“我不愿发生战争”的尼古拉二世说：“陛下，不坚决打击是不能挥着拳头的。”[39]1905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时任大臣委员会主席的维特事后评论说：“皇上不想打仗，但他的做法却使战争无法避免。”[40]现在美国人也来到黄海，与当年沙皇不同的是，美国是在国内经济一片低迷，在国际上被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来到黄海的，美国人显然不愿打仗，但却挥起了拳头，这样的做法有失尼克松式的智慧，给人一种“困兽犹斗”的印象。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以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推进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包括中国、俄国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现在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黄海这一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已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41]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演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的时机。
如果说中、俄、朝三国的强烈反弹尚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这次美韩海上军演也在相当程度上造成日本的不满。2005年10月，日本冲绳县那霸市曾举行反对冲绳美军整编的“县民誓师大会”，抗议美军将靠近冲绳的普天间机场转移至美军位于冲绳县名护市的施瓦布兵营，要求美军撤出日本。[42]2009年8月30日，鸠山由纪夫带领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的胜利，终结了自民党长期的执政地位。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军事自卫的权利，同时批判日本现行外交政策过于依附美国等西方盟国，主张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2010年5月22日，日美政府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共识。5月25，日本冲绳约有10多万居民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将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出冲绳县或迁至国外。28日，日美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将冲绳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往冲绳县内的名护市边野谷。由于未能兑现将普天间迁到冲绳县外的承诺，鸠山政权面临瓦解危机并很快倒台。日本出现这了10多万人的大示威，不敢保证这后面没有日本政府默认的成分，但这的确反映了日本民众怨恨美国驻军的真实民意。
现在美国不仅在冲绳没有任何离走的意向，而且还北上直逼日本南大门，并令日本对历史问题向韩国表达“道歉”，这不仅不令韩国人满意，而且还引起了周边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齐声讨伐。[43]更令日本懊恼的是，美国曾在2004年3月宣称“自1972年归还冲绳施政权之后，钓鱼岛就一直处于日本的施政权之下；《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明确规定，该条约适用于日本施政权之下的领域；因此，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日本政府于2009年3月确认，美国奥巴马政府的正式见解是如果钓鱼岛“有事”，美国将共同应对。2010年5月27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还在全国知事会议上表示，如果日中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也将根据《日美安保条约》共同应对。[44]可事隔不久，美国政府就在此问题上开始闪烁其词。2010年8月，就在将日本拉上美韩联合军演战车上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决定通报日本政府不再直接使用“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的提法。[45]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和中国拖网渔船发生碰撞，日本海上保安厅以涉嫌妨碍执行公务为由，逮捕中国渔船船长。就在中日两国外交冲突日渐升级的当口，美国政府于9月14日在重申“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后，却呼吁中日两国就此事展开对话，“平心静气解决问题”，以降低中日两国升级的外交纠纷。[46]这实际上是8月美国将钓鱼岛排除在《日美安保条约》“适用对象”之外表态的具体兑现。1960年，日本和美国修订了作为两国同盟关系基础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第五条规定，美日任何一国如在日本管辖领土内遭到武力攻击，双方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威胁。2010年11月1日，俄国总统视察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克劳利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称，“关于北方领土问题，我们确实是支持日本。” 但同时又留有余地地说，美国鼓励日本和俄罗斯为就这一争端以及其他问题达成和平协议进行磋商。11月2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计划视察南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美国立即后退，克劳利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这些有争议岛屿目前并未在日本管辖之下，因此日美安保条约中有关共同防卫的第五条内容并不适用。[47]
显然，现在奥巴马政府极不情愿为日本背负钓鱼岛及和“北方四岛”的包袱。这使日本大有一种被出卖而又说不出的苦衷。1942年日本人经验过美国人在日本军事攻势面前是如何毫不犹豫地抛弃了曾信誓旦旦要保卫的菲律宾的，1954年日本人也看到就在蒋介石与美国刚刚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不久就被美国出卖的全过程，因而他们也自然明白今天美国对其在钓鱼岛的“承诺”有少多少诚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德国的经济高额剥削和得理不饶人的野蛮掠夺，曾在德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西方的种子。斯大林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认为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会容忍这种情况，那就是指望出现奇迹”[48]；若将斯大林这句话用在今天日美关系上，也是合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对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过度压榨导致德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强力反弹，那么，今天的日本人将会怎样思考自己的明天呢？
美国智库的战略学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结果揭晓后，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于2010年9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专家讨论会。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科林纳提到美国政府对日本开始使用亚洲同盟国中级别低于韩国的措辞，他曾听有关官员称“这并非发言撰稿人弄错了，而是有意为之”。对此他提醒菅直人政府“应该对（美国）忽视日本的做法加以注意”。科林纳预测“日本经济低迷、政治混乱、对美关系紧张的状态将持续下去”，并表示“如果小泽当选党代表情况会更糟糕”。前国防部日本事务主管、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奥尔质疑日本民主党是否有国家安全政策。他还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称只要日本政府的宪法解释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在安全政策方面就不会有大的进展”[49]。显然，美国人对日本崛起一直保持着警觉并留有预案。
总之，美韩联合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演习使美国战事未开就已是对手林立，对美国最为致命的是其中两个美国无法战胜的对手即中国和俄国间的战略合作快速推进。2010年8月底金正日访问中国，美国媒体迅速意识到中朝两国似乎“已经重温了双方的共产主义兄弟誓言”[50]。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表示，并肩携手，开拓进取，努力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51]2010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52]如果这样的势头再在中俄两国之间进一步推进，那才是美国国运噩耗的开始——这与1972年中美结盟敲响苏联国运的丧钟是同一道理。如果美国的政治家们稍有点历史知识的话，都不会不知道黄海历来是刺激大国结盟的地方：1894年日本搅动黄海导致中俄第一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1950年美国来到黄海启动朝鲜战争导致中俄第二次结盟。这次结盟迫使美国退回“三八线”以南。值得玩味的是，就在金正日访问中国即将结束的8月29日，俄罗斯总理普京亲自参加为中俄石油管道俄境内段29号开通仪式并亲自转动起圆形的注油阀门。[53]普京说：中俄石油管道的开通“不是简单地向中国提供能源”，也是加强中俄能源合作的一部分。[54]在美国于黄海军演的当口，普京此举意味深长。 [55]2010年11月16日，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起草了一份关于向中国供应新的一批RD-93航空发动机的合同。RD-93型发动机是用于米格-29战机的RD-33涡扇发动机的改进型，由俄罗斯圣彼得堡克里莫夫公司研发，莫斯科切尔内舍夫机械制造厂制造。该公司副总经理亚历山大•米赫耶夫在珠海航展开幕式结束后说：“我们正在与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就供应100台RD-93发动机的选择权进行磋商。”他表示，根据早前签署的合同，中方有选择权再购买500台这种发动机。这份合同规定可以将购买的发动机发给中国军方，也可以提供给第三国家的市场。米赫耶夫说：“我们希望签署供应发动机的这份新合同。我们已经向中方提供了超过80台AL-31FN发动机，中方希望增加供应量。”这使人的记忆仿佛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时期。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2008年底奥巴马就职以来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收缩外交向带有咄咄攻势的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回归——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奥尔布莱特在科索沃的军事胜利更使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攻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可以说，小布什时期赖斯国务卿的攻势的强劲外交政策是奥尔布莱特强势外交的继续。
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2009年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中东的运用。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56] 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认为世界充满了多种威胁；报告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该报告说，美国将和中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57]与尼克松上台的作法相同，奥巴马上台后着手加快推进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8月31日，美国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的计划。细观一年多奥巴马的外交讲话可以从中看出尼克松式的大幅收缩的色彩。
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7月下旬在河内表达了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意愿，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黄海及其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与此相呼应，美国国内舆论开始给奥巴马“上眼药”，就奥巴马“身份”提出疑问：奥巴马推进美军撤出伊拉克的计划，使美国国内“相信奥巴马是秘密穆斯林的美国人创下记录”，据报有1/5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是穆斯林”。28日，美国华盛顿出现有拥有众多支持者的右翼“茶党”参与的大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