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上的“凌家滩文化”，现已成为国内外考古界乃至广义的历史文化学者所共襄围克的重点课题，尤其是第五次发掘之后，编号为M23号墓主身份之谜则更为世人聚焦而亟待揭开。本文拟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解读二元视角观察，并征引专家学者们的卓识，试对三个核心问题做些解析。
一、凌家滩先民，谁何？
这是凌家滩文化研讨中最前沿的必答题，也是有巢文化研究不可迂回的一道“门槛”，不跨此门，无踄幽径。2008年春，在安徽商报、安徽省考古所联合举办的“凌家滩文化研讨会”上，我明摆了自己看法，“凌家滩先民是有巢氏族后裔”。（《安徽商报·橙周刊》2008年4月第一期《发现凌家滩》）其实，当1999年凌家滩考古《简报》发表之后，我即把这片神秘土地与“有巢氏”联系起来思考、探索，并将凌家滩遗址论为有巢氏生籍地望于巢湖的重要“物证”，随着探索渐深，此识愈加坚定。
①从历史沿革看，有巢氏源远流长，起于远古。我坚信今安徽省含山县境在远古时期是有巢氏族聚居区。（《论有巢氏族功德与古巢国演延》、《含山考释》）诚如安徽省方志专家所论：“凡带‘巢’字的政区命名都与古巢国有关。因此，可以说，巢湖及带‘巢’字的政区名称均源于古巢国。古巢国源于有巢氏所建方国。”（《安徽省志》）江苏社科院资深研究员王文清先生亲临凌家滩考察并做出评论：“今安徽省巢湖地区的巢湖市、含山县、无为县、庐江县等地，均为古有巢氏、南巢氏、巢国的故地。位于含山县南部长岗乡的凌家滩遗址，南邻无为县。这里是‘商时巢国地’，当然也就是商代以前的南巢氏、有巢氏之地。”“夏代的南巢古国，是由她的先人有巢氏发展而来的。”（《凌家滩文化应是“三皇”时代的有巢氏文化》）巢湖方志专家张克锁、李晓东、钱玉春、李忠林、杨福生、黄茂金、梁立旗等先生都曾撰文从有巢氏、南巢和夏、商、周的巢国发展演延史迹展开研讨，都认为今巢湖地域是有巢氏族生籍地，甚至认为“古巢方国的中心”可能就在含山县境。
②从地理位置看，凌家滩正处有巢氏族部落中心地带。做为中华文明始祖的“有巢氏”研究属于全国性文史课题，汉代典籍《遁甲开山图》所记“石楼山在琅邪，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最为学者关注。山西、山东、浙江诸省学者均据其当地有山名石楼、琅邪而分别考辩“有巢氏”是他们那里的人。殊不知安徽滁州琅邪山名盛春秋，气贯秦汉。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武帝南巡在祭南岳（天柱山）、礼巢湖（时名彭蠡）之后即北拜琅邪，司马迁在《封禅书》中特记此事。汉武何为？昔“霸”心勃勃的吴王夫差欲“北窥中原”而看重琅邪，越王勾践灭吴后欲霸天下遂迁都琅邪。琅邪如此重要，刘彻在平定淮南王叛乱之后，不能不对淮南地理山水进行考察以便实施军政对策图安未来。《越绝书》所记“越王句践徙琅邪”，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考订：“越勾践琅邪在今安徽滁县西南。”（《史记地名考》）我认为《遁甲开山图》所载当指此山，“此山南”的广袤沃野在远古时期正是有巢氏族部落的生活区而凌家滩值此中心。凌家滩考古首席专家张敬国教授持论相同，在第五次发掘期间，站在凌家滩土地上说“这个‘琅邪’指的是今天的滁州市琅琊山”，并认定凌家滩先民即有巢氏后裔。（史守琴《“百帝之首”生于巢湖？》，2007年7月13日《新安晚报》）
③从考古研究看，说凌家滩先民是有巢氏族后裔则有物证可据。早在10年前，考古前线权威即有报告：“凌家滩遗存与文献记载的古国之一‘南巢’虽然在年代上相差1000多年，但凌家滩遗址与流放夏桀于南巢的放王岗相距不到10公里，可以说凌家滩遗址应包括在广义的南巢范围内，而且只有有了发达的凌家滩文化，才能有后来南巢古国的地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发表于1999年第11期《考古》杂志）续经第四、第五次发掘，此识得到进一步确定，也为国内外考古界史学界所一致认同。今天我们重读“简报”，更觉专家所识深远，既从地域上分析了凌家滩与“南巢”行政隶属关系，又从史学上肯定了凌家滩文化对于“南巢”社会进步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而且鲜明地论述了凌家滩文化对于巢湖文化、中华文化都具有原始的、源头的和基础的价值意义。
那枚“玉鹰”特别逗人眼目，醒人心智。我在安徽省考古所曾细致赏析“玉鹰”胸部的圆形图案（象征太阳），“玉鹰”所表示的是凌家滩先民的鸟图腾崇拜、太阳崇拜兼合意识，而这正是有巢氏族最典型最特出的图腾崇拜。张敬国等专家把“玉鹰”与凌家滩祭坛神器联系起来做出深层分析，认为这是凌家滩“主人”身佩神器，象征其地位崇高，当是有巢氏族中高贵者。
二、M23号墓主，谁何？
这位“高贵者”是谁？在人们亟待考古专家解密之际，我试图侧议几句以供参考。凌家滩文化有诸多奇迹显像，据我所察所悟者即有四字：远、大、富、贵。
①远——历史年代远，远到江淮一带的遗址所不可望背。史学大家吕振羽早在上世纪50年代给中央高级党校“秀才班”讲授中国历史时即曾满怀信心地发出预言：“燧人氏发明用火，北京猿人已知用火了，在周口店发现灰烬，是烧火的痕迹。在燧人氏以前是有巢氏，地下还没有发掘出有巢氏时代的东西，将来可能发现。”（《中国历史讲稿》）史学前辈所期待“发现”的“东西”终于在有巢氏族的祖籍地——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和《凌家滩文化研究》报告说：凌家滩考古发现成为中华远古文明的有力见证，凌家滩文化是中华史前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与闻名世界的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年代相当而早于浙江良渚文化遗址，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凌家滩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中心，距今约5500～5300年，虽不为始祖“有巢氏时代的东西”，但它把“中华文明5000年”这一习惯性旧说颠扑，有力地把中华历史研究推上“万年”轨道。
②大——遗址规模大，大到同地的多处遗址所不可企及。凌家滩总面积约为160万平方米的凌家滩遗址，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专家们从众多出土遗存所携带的史前文明信息而综合推断，凌家滩是远古时代的一座城，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既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濠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在此之前，考古界公认中国最早的城市坐落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有4000多年。凌家滩古城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中国城建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文史杂志》等）
③富——发掘文物富，富到同时的多处遗址所不可比拟。凌家滩遗址上出土大批罕世的器品，其中玉人、玉龙、玉鹰、玉龟、玉猪、玉钺、玉璜、玉版、玉斧、玉管、玉戈等应有尽有，多达1000余件，种类之多，造型之美，制作之精，均较同时期其他遗址考古中所罕见，具有极为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让考古专家震惊而提议中国远古存在“玉器时代”。我曾细观“玉人”，让我爱不释手，更令我惊叹的是张敬国先生指着“玉人”上那对小孔介绍说，据有关专家技术测定，这小孔直径为0.15毫米，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尤其是长72厘米、重88公斤的“玉猪”，形态逼真可爱，并有一对獠牙，被考古界誉为“中国第一玉猪”。
④贵——葬品祭礼贵，贵到当地的部落首领所不可担当。凌家滩遗址发掘出极为罕见的祭坛和红陶土块广场。此祭坛呈长方圆角形，西高东低，面积约1200平方米，建筑在凌家滩聚落中心的最高处，分三层筑成，表层有积石圈和祭祀坑。这种建筑模式和风格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在安徽属首次发现，也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三座大型祭祀遗迹之一。吉林大学教授张忠培这样评说：“凌家滩墓地所体现的社会基本特征，是握着神、军权的人物居社会顶层，仅握军权者位居其次，这两类人物都得在某一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其墓葬特征“具有个性，区别于同地、同时的已识别出采的诸考古学文化”，它所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阶级性和差异性。（《窥探凌家滩墓地》）安徽省考古所所长杨立新研究员、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寿松教授等亦有同类看法，认为这个时期的凌家滩已经出现军事装备、权力人物以及贫富分化，体现了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张敬国教授认为这些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远古社会的阶级观念、政治意识和国家形态。尤其编号为M23号大墓，有专家认为“可基本判断为部落首领墓葬”。
问题来了，如此之远大，如此之富贵，能是偏隅南方的普通氏族部落酋长所可担当的吗？大凡宗法观念形态的东西必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凌家滩显示出的国家意识和帝皇气度何以滋生和萌发？此地及周边地区皆非玉产地，那些罕世玉器是外族赠品，还是贡品、战利品？
诸如此类的问题迫使我们再回头翻检历史文献。设若“主人”即“古皇有巢氏”，那么前列诸多疑难与困惑便可迎刃而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