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古城需要什么样的“后现代”
记得前段时间和苏小雅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在说到旅游文化时，他说：“并不是说后现代文化就是让人这样或那样，而是不干预你这样或那样，保证对人性本真的尊重。未来的旅游形态是休闲、多元的、平面的、无中心的，我们还搞高度主义，搞立体的、中心的就是逆潮流而动。”
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被神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起初出现于二、三十年代，用于表达要有必要意识到思想和行动需超越启蒙时代范畴。虽然就目前而言，全国各地的旅游发展模式正经历从传统单程式发展向多元化、平面化、去中心化的休闲模式发散过渡，但真正将后现代文化精神内涵付诸于实体的旅游产品的却只有“丽江模式”。
业界对“丽江模式”的解读，一般停留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层面，即：以开发保护、重在保护、保护优先作为旅游发展理念，通过保护古城，将丽江的文化旅游品牌打出去。的确，丽江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丽江，800年的文化遗产(建筑、民俗、艺术等)是必不可少的载体，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后现代”文化与古老的东巴文化的交融、结合。打个比方说，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化遗产丽江古城、自然遗产这三大遗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追逐、表现、宣泄和表达自我的舞台，而发端于民间的后现代文化范围的形成则使丽江的文化属性变得不可归纳，所谓的艳遇、发呆、疗伤等旅游行为超越了自身形式的束缚和一切禁忌，追求返璞归真、超越自然，体现了无限自由和不断创新，上升为一种文化形态和生活的态度。
而这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便是自由的精神。正因为东巴文化的开放、宽容的特质，才能容忍外来人来此“放浪形骸”，藐视既定的生活规则。人们在此不仅可以感受到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更能享受到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自由的基本原则便是消解意义，重构价值，所以才有“丽江不是用来行走而是用来迷路”的感叹。在丽江，人、物、事普遍呈现出缓慢、松弛、发散的状态，人性的本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人与自然和谐得以统一，而又混沌不清，没有界限，漫无边际。旅游回归到身体，身体的愉悦才能让旅游目的地成为“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在这里，旅游成为一种由身体为原点向四面八方发散的生命体验，而颠覆了传统的由“脑袋”向身体挤压的行走模式。
从这一点来看，丽江的后现代文化精神气质的生成与古东巴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和传承性，正如在《丽江的柔软时光》一书中那位80多岁的老太太和路透社的那名记者之间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便可见一斑。因此，任何一个旅游目的地照搬“丽江模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古城可以修缮，景观可以开发，环境可以改善，但一个地方的文化基因却难以模仿和嫁接，因为后现代这一宽泛的概念不仅不易归纳，它的生长还需要当地传统文化的包容，继而融合，产生文化力量的内部聚变和协调。如果仅仅只是照搬套路，起结果只会“形似”而非“神似”。
对比丽江古城，凤凰古城在人文历史景观的层面上，完全具备媲美丽江的潜质，在文化内质上略有不同，凤凰自古属于荒蛮苗疆，经济文化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被边缘在中央集权的中心之外，战争泛滥、信息封闭、经济落后等因素都对苗族文化的发展轨迹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对整个的民族性格的形成都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决定了凤凰古城不会成为第二个丽江古城。如今的凤凰古城开发宣传的侧重点仍停留在人文历史的层面，但值得注意的是，民间力量正快速地崛起，酒吧的流行乐冲击着古老的石板街;飞檐翘角的苗族风格建筑里讲述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风情;熙熙攘攘的大街小巷里时髦的服饰与苗族服饰交相辉映;深奥难懂的苗语里参杂着韩语、日语、英语……诸如此类，都在向人们传递着后现代的文化气息，在沱江边，大批的游人也开始发呆和做梦，艳遇的传说也在人们的茶余饭后口耳相传，后现代的文化形式正在民间盎然兴起，并逐步向丽江文化的核心掘进，以期一场“形式决定内容”的华丽演变，抑或裂变。只不过这种裂变是善意且温和的，是循序渐进式的，目前凤凰古城要做的，就是张开怀抱，接纳各式各样的文化元素，使彼此协调融合，最终将这些文化杂糅的边界线消融在和谐的柔软氛围里。那时，“凤凰模式”将以崭新的面孔呈现在世界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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