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槟榔商业种植的文化历史

槟榔不仅是我国南方传统的中药材和居民日常嗜好品，而且还是古代婚丧嫁娶等习俗中的重要载体，形成了范围较广、独具特色的槟榔习俗文化。这种文化，与槟榔种植、传播与贸易的历史息息相关。 《长沙保卫战》中提到的槟榔，大多来自海南，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槟榔在国内的贸易路线：以海南为主产区，向全国输出贸易。而实际上，从宋朝开始，海南就在我国槟榔贸易格局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商业化种植：海南最早成功 “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槟榔种植史。”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郭声波说，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从南越移植各种奇花异草，种植于上林苑的扶荔宫中，这其中便有槟榔上百棵。然而，槟榔是一种热带植物，难以适应北方干燥、低温的气候，在黄河以北地区种植槟榔的尝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其实最初国内要找一个适合的槟榔产地还是很难的。已故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曾说过，槟榔是赤道雨林中的树种，怕风、怕冷、怕旱，因此我国最初的唯一产地只能在海南岛的一些局部地区，因为西双版纳有寒潮袭击，台湾有风害，温度也不足。只有在海南的热带雨林中可利用地区性即局部地形环境的调节，找到多湿、高温、静风地点来栽培。 郭声波认为，正因为如此，宋代以前，我国的槟榔产量不多，品质较劣，上层人士消费的槟榔多由东南亚藩属国家进贡而来。海南进贡槟榔始于宋代，数量并不多，最初仅为1000棵。而当时占城国(越南南方)向宋朝进贡的槟榔数量则达到1500斤。鉴于我国槟榔种植范围不广而槟榔需求量大，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国内还需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槟榔。 “海南岛是我国最大的槟榔种植地，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但从何时开始栽培槟榔无从考证。”郭声波说，琼州府于宋代就已开始向朝廷进贡槟榔。据《岭外代答》记载，海南岛最初的槟榔种植集中五指山附近，种植规模比较大，黎族居民获利良多。从各地来岛上贩运槟榔的商人络绎不绝，广州官司每年所收槟榔税就达数万缗。 到明代，海南岛的槟榔种植范围已从五指山向四周扩展，如琼州府每年额贡槟榔为105斤，由琼山、澄迈、临高、定安和文昌5县分派。槟榔种植在清代几乎遍布全岛，种植槟榔成为岛上居民的首选。槟榔产量大幅度增加，除了销往国内各地外，还约有7/10的槟榔都售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台湾的槟榔种植，曾昭璇先生认为是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时传入的，因此比海南晚数百年。对此，郭声波认为可信，他认为人工栽培槟榔和明末清初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潮州的移民密切相关，大量移民涌入台湾的同时，嚼食槟榔的习俗随之带入，槟榔需求量相应增加，刺激了岛民种植槟榔的热情。而在两广和云南只有少量栽培，时间更晚。 习俗传播：沿着贸易线路 我国嚼食槟榔的历史较早，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记载了槟榔的嚼食方法。晋代嵇含《南方草木状》亦云：交广(岭南与越南)人“以(槟榔)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槟榔)，用相嫌恨。”这说明，最晚到晋代岭南地区就已开始嚼食槟榔。 “嚼食槟榔的习俗快速传播当在宋代。”郭声波举例说，当时的广州“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此时，福建的泉州、广南西路和云南等地，嚼食槟榔的习气亦相当兴盛。 明代以后，嚼食槟榔的习俗从广东(含海南)逐步向外扩展，东至福建省的泉州府、漳州府，西达广西的桂林府、浔州府(贵港市)、柳州府，甚至是云南元江、腾冲地区也有嚼食槟榔习俗。这些城市，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或者珠江水系、元江的贸易线路上，或者茶马古道上。 随着槟榔贸易的发展，到了清代，不仅在岭南地区有嚼食槟榔习俗，沿着连接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灵渠贸易路线北上，湖南的长沙、湘潭等地已有咀嚼槟榔的习俗。更有甚者，在北京城“士大夫往往耽之，竟日细嚼，唇摇齿转”。成书于清初的《红楼梦》第64回写道：“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尝我一口吃。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由此可见，槟榔当时俨然成为大都会贵族时尚嗜好品。 而此时，宋明时期嚼食槟榔风气盛行福建地区已不见被记载。但随着大批闽粤移民涌入台湾，台湾岛咀嚼槟榔之风日渐兴盛。具体而言，广东嚼食槟榔的习俗分布点多集中于广州府、肇庆府和琼州府(海南)。广西南部嚼食槟榔的习俗分布点要远比北部多，西北地区最少。云南嚼食槟榔习俗比较集中，即在滇南的元江、临安府、广南府及西部的永昌府和腾越厅，其它地方则较稀少。 郭声波认为，影响槟榔传播的因素中，产地、交通、人口流动是重要原因。例如，槟榔商贩的流动可刺激嚼食槟榔习俗的传播。嘉庆《湘潭县志》记载，槟榔为广商(广东、海南的商人)在湘潭的大宗货物，广商的槟榔铺“五步一桌子卖之，合面相向，计每桌日得百钱之利”。大量槟榔商贩的涌入，给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湖南嚼食槟榔习俗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 槟榔贸易：海南槟榔行销各地 据郭声波介绍，槟榔在我国南方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槟榔的交易量也很大，覆盖面很广，不仅在国内各省进行交易，还涉及到了进出口贸易。 晚清民国时期，据《中国旧海关史料》记载，全国有进出口槟榔交易的关口就有30多个，范围遍及今辽宁、天津、河南、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及整个岭南地区。1905年，我国槟榔总进口数为60631公担。 “总的说来，国内各关的槟榔多从香港和澳门进口，其总和为各关直接从国外进口槟榔数的160多倍。海南是其两大来源地之一。”郭声波说，从《中国旧海关史料》统计数据看，港澳等地槟榔的来源地首先是从海南琼州关进口，1905年琼州海关出口槟榔12786公担，其中60%以上都是出口往香港和澳门的，尤以香港为多，其次则是销往国内，而出口国外很少。 这说明，港澳地区即为一个巨大的槟榔中转站，内地各关所需槟榔除直接通过各关之间的交易及从海南等地进口外，更多的是从港澳转手进口海南的槟榔或通过港澳向国外间接进口。 “在1905年，我国槟榔出口数远不及从国外进口数。虽然海南约有2万公担的槟榔输出，但仍然无法满足国内槟榔市场的需求。”郭声波说，天津、汉口、牛庄及长沙关所进口的槟榔数量比较大，有的甚至比广州关还多。这些地方进口大量的槟榔，除了药用外，很大可能存在着嚼食槟榔的习俗。因而，当时有嚼食槟榔习俗的地方并非仅限于岭南诸省份。 然而，虽然我国岭南居民嚼食槟榔之风气在明清两代十分浓厚，但到了民国，嚼食槟榔习俗呈现明显衰减之势。虽说有些地方槟榔仍为婚俗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也有不少酒楼用槟榔款待客人，但除了海南、台湾和湖南少数地方外，其他地方的槟榔嚼食习惯已开始慢慢淡去。 1936年到1943年的民国杂志《民俗》季刊曾刊登了作者云心的一篇《关于啖槟榔的风俗》文章，其中对此有比较好的记录：“我曾听过我的祖母说，伊曾经啖过许多的槟榔，又说我的父亲和伯父们都曾啖过不少……可见这种风俗，在我辈出世后才渐渐变了呢……现在槟榔少了，已用橄榄来代替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