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解读中国战略
“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的成员，中国的未来和命运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愈加紧密。中国不能脱离世界独自发展，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世界和平和发展面临着多种变数和挑战。争夺策略资源、策略地位和策略支配的争斗已经加剧。”——2008年中国国防部
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外交政策、国防和军备控制等方面出台的一系列“白皮书”中概述了其国家战略目标。不过，这些文件并不能很好地体现目标背后的真实动机以及实现动机的策略手段。临时的策略声明与中国实际决策的关系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危机时刻。这致使当今对解放军大战略观点的研究并不完全科学。不过，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格局、政府声明和文件、以及某些军事能力的强调，以及外交举措的研究，仍可以对中国的战略进行概括。
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
中国的战略是在维持国家经济发展和保证发展环境安全两个方面寻求平衡。中国国家领导人描述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是“发展的20年”，这就意味着，地区和国际条件对于中国提升区域主导地位和全球影响力总体上是和平的。
解放军领导层和战略家们经常讨论中国建设综合国力的策略。综合国力(CNP)是中国的战略策划家们从质量和数量的变化上来评价和衡量中国同其他国家关系立场的概念。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比如经济繁荣，国内和谐和文化影响)硬实力(核武库规模、国土面积以及军事力量、外交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和国际声望)。
正如综合国力的内容所显示的，中国战略家们倾向于联系对比国内和国外的优势和劣势。这也表明，中国的决策者们会认为，国内的动乱将招致外国敌对势力的入侵，或动乱本身就是外部势力干涉所致。中国领导者们同样会认为外部的挑战与国内敌人有联系。
中国战略和优先事项
中国领导者们似乎已经确定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优先发展事项，其中包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维持经济增长和发展，保持国内政治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确保中国的大国地位，不太清楚的是其实现目标的具体策略和计划，指导战略发展和执行的决策结构，以及为适应安全环境变化所进行调整的方式和方向。
经济成就和爱国主义是中共执政的重要基础。不过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平衡和极端分化、政治腐败和环境恶化问题日益凸显。新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经济的低迷，将为中国衡量和调整优先发展战略提供机会。
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并继续支持“改革开放”——开始于1978年，作为中国整体战略和政策的基础。不过，在中国高级领导层的声明和言论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已经引发了多种声音和挑战：
首先，改革促使中国体验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但也给国内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新挑战。2006年第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有官员直言，“经济重组和社会转型”给中国国内的稳定带来了相应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改革持续将中国推入到全球大环境中去，这样，外部事件的影响就不再远离中国内部社会，反之亦然。中国政府、媒体和各级政策文件也一再强调“和平、发展和合作已经成为当代的发展趋势，要使外部发展环境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众多的外部挑战(包括区域和超级大国的关系、台海关系，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有可能威胁到中国大陆的未来。
两方面的考虑使共产党领导人得出结论，到2020年，中国的重点在于控制和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超级大国的关系，来维持一个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大环境。正如前外交部长唐家璇在2005年11月所说：“有必要加大力度避免成为国际主要冲突的焦点，降低对我国发展的外部压力和阻挠，(并)为实现发展计划为中国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领导者们只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相反，日益增长的地区和全球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正使其对外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北京表示愿意在维护其利益的同时，解决国际争端和提升区域合作。北京也继续表示不会放弃使用军事力量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主张拥有南海主权。中国已经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范围，并继续对外出售武器技术，为外国培训军官等。这一系列趋势表明，北京在维护和保护利益的方式方面日渐多样化，并准备采取各种合作和强迫的方式达到目标。
中国战略中的能源因素
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对市场和自然资源，特别是金属和矿物燃料的依赖日益家中，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战略行为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仍将继续依赖煤炭作为主要燃料资源，但是随着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对石油和其它液体燃料的消费也将显著增长。中国计划截止到2010年增加天然气的使用，从现在的3%到总量的8%。同样的，中国计划在2020年前建造大约40个1000百万瓦特的核反应堆，将核能从总电量输出比的2%提升到6%
中国当前的日石油消耗量为785万桶。到2015年，中国的日石油消耗量会增加到1000万-1200万桶。2008年5月，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目前，中国石油的53%需要进口(2007年每天为404万桶)。中国进口的46%来自中东，32%来自非洲，5%来自东亚。2008年，沙特阿拉伯是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约每天向中国出口72.5万桶石油。沙特阿拉伯之后是安哥拉，约每天向中国出口59.6万桶，伊朗约每天向中国出口42.5万桶。大多数的石油进口经马六甲海峡或龙目岛/望加锡海峡进入中国。
2004年，中国开始建设战略石油储备。在2008年完成第一阶段建设，它提供了1亿桶石油，第二阶段计划增加2亿桶，相当于2015年净进口42天的量。2010年后，第3阶段将增加储备量至约5亿桶。但是，如果没有中国运力和物流网络分配网络的进步，总储备能力也许无法满足动荡时的需求。
过去10年间，中国已经与多个国家签订了长期供应合同，这些国家包括乍得、埃及、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阿曼、俄罗斯、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苏丹和委内瑞拉。2006年，中国最大的供应国家是安哥拉(16%)，沙特阿拉伯(16%)和伊朗(12%)。2007年，中国原油进口的6%来自苏丹。现在，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多一点来自中东，约1/4来自非洲。
中国也在努力加大各种海上能源资源开发和投资，虽然这与中国的能源需求以及国际石油大国的投资尚不成比例。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已经对多个国家的石油开发上(油田开发、管道和炼油厂项目)进行了投资，这些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尼日利亚、苏丹和北非其他20个国家、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北美。
影响中国未来的几个因素
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并克服了许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挑战。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改革已经使大多数中国人脱离了贫困，提高了国内稳定，增加了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相互联系，并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未来还要面对许多难题，但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美国欢迎中国取得和平和繁荣的进步。
不过，有一些因素—中国领导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国家战略选择，甚至使中国从和平的发展道路上转移开来。中国要寻求的道路，或正在走的道路，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选择。这些选择将受行动力量和抑制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既能促使也能约束他们达到目标的能力。
●经济：作为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和军事力量发展的基础。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共产党获得了支持，对区域和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相反，经济冲击，比如现在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可能对中国造成政治压力。很多的中国分析家已经表示，根本的弱点(如：货币贬值、不良贷款、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威胁着经济的持续增长。经济冲击、挫折甚至适当放缓增长都会导致高失业、通货膨胀和重大动荡。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全球资源短缺或价格冲击，资源受限，或劳动力和产品需求缩小，也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前景和行动，并可能迫使中国领导层重新审查其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包括那些用于军事的资源。
●人口压力。未来的人口压力将会继续增加，这将对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结构性限制。在2000到2030年之间，超过400百万人–比整个美国的人口还要多–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种转移的结果是，中国领导人将面临创造工作岗位、以及满足房屋和基本设施需求的挑战。一些评估表明，在此期间中国将会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建筑。中国的人口也在迅速老龄化；到2025年，中国146百万高龄人口将会增加至290百万。供养大量老年人口将会对中国共产党保持经济增长、扩大国防预算和维护国内稳定提出挑战。
●国内政治压力。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四川地震中解放军的英勇表现，都提高了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军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中国国家媒体大幅报道温家宝总理到四川调查损害和慰问受害者的形象。不过，在四川地震中倒塌的低劣建筑和报导出来后，也很快引起了民众强烈的谴责。奥林匹克期间，三聚氰胺事件也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共产党领导人正面临着改善政府反应能力和落实问责制的日益强烈的民众要求。未来，中国领导人如何抉择来应对这些挑战，将影响其保持国内稳定和执政的能力。
北京已颁布了系列行政改革举措，并为专家以及民众参与扩大渠道。中国领导人也发起了一项重大人事制度改革计划，旨在加强中央领导人、当地干部和农村工人之间的沟通，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腐败。尽管中国领导人努力抑制腐败发生，但腐败问题仍很普遍。中国国家审计机构披露，1996年到2005年之间有17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被挪用和浪费。理论研究估算，2003年腐败的直接损失高达860亿美元(GDP的3%)，相当于中国当年国防预算的两倍以上。北京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使用刑事检控阻止不法行为。2007年7月，中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批准假冒药物而被处决。
●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伴以较大的环境代价。只有关闭附近的工业设施和和管制当地交通，北京奥运会的空气质量才能达到可接受空气质量。2007年一分世界银行报告估计，空气和水污染每年约消耗中国GDP的6%，且增加了患癌症、肺病和其他疾病的可能。这些环境问题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共健康、社会稳定以及国际形象。2006年，中国最高环境长官周生贤宣布，2005年中国发生了51000起与环境有关的抗议(约每周1000起)。中国可能已经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
●两岸动态。尽管马英九于2008年5月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两岸紧张局势已有所缓解，但与台湾潜在的军事对抗及未来美国的军事干预，仍然是解放军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中国大陆目前对台湾的战略似乎是防止台北进行任何台独，而不是寻求短期内解决。军事能力和政治意愿的任一转变，或大陆或台湾的内部政治环境变化，都可能导致北京衡量其整体利益做出不同的决定。
●地区关注。中共领导人希望避免地区动荡蔓延至中国边界，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或国内稳定。地区安全动态变化(有可能是周边国家造成的后果)可能导致中国的军事发展和部署模式的转变。从北京的角度来看，此类变化的例子包括朝鲜半岛的分裂(例如朝鲜的分裂);中亚地区的民主革命(北京认为，这带来了短期和长期的安全挑战);与日本关系的下滑；获取国外资源和并输送回中国，对中国实力构成的威胁。
展望未来
中国当前的战略是协调外部的紧张局势，确保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这一战略似乎已获被北京外交和安全政策人士普遍接受。但是，不同的意见也会偶尔出现，特别是在学术界，关于中国这些年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如何能最好地防止与邻国和美国冲突等，一些人更倾向于邓小平的传统战略：决不当头。
另有学术团体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这种被动防守是行不通的。这些团体声称，中国应主动与周边国家及美国保持合作，这不仅增强中国的影响力，而且还让邻国和更遥远的大国相信，中国的崛起将不会对其安全构成破坏性威胁。
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在对付美国遏制中国的行为上，应该更加强硬、果断地保护其利益。这些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在2012年产生第五代共产党领导人的第18届党代表大会之前，中国的战略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章：中国军事战略与军事理论
“军队要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理论家们已经制定了一个以改革为主导的框架学说，打造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部队。通过汲取国外的军事经验，特别是美国主导的系列战争，包括“持久自由行动”与“伊拉克自由行动”，借鉴苏联与俄罗斯的军事理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历史，中国正在追求整个中国武装部队的转型。中国军事改革速度与规模是广泛而全面的。
不过，解放军依然未得到过现代战争的验证。这种缺乏经验使得外界对解放军在学说方面的进展评估变得复杂。同样的，在中国也很难对其军力进行自我评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职领导人必须依赖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的建议，或从脱离现代战场的“科学的”的作战模式中找到答案。
军事战略方针
中国并没有公布一个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或国家军事战略类似的军事战略指导方针。因此，外界观察家很少能够直接观察到推动中国军事建设的战略概念、中国领导人对使用武力的想法，或是能够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结构或军事理论的应急规划。权威分析家的讲话与文件暗示出中国依靠被称为“新时期国家军事战略方针”的总体原则与指导方针，规划并管理武装部队的发展与应用。不过，2008年国防白皮书并没有可供外界详细审查“指导方针”的内容。
学术研究暗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方针”出台时间可上溯到1993年。这反映出了1991年海湾战争与苏联解体对中共的军事战略思想的影响。最近对“指导方针”的修订似乎反映出了中国对安全环境与战争特点的理解加深，融入了中国从其军事现代化过程中汲取到的经验教训，强调打造一支能够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的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方针”的“积极防御”是一种防御性军事战略，中国不会发起战争或打侵略性战争，只会为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而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学》(2000)中写道，一旦敌对行动开始，积极防御的本质就是主动歼敌……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军事行动重点则是主动积极进攻。只有这样，积极防御的战略目标才能够实现。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美国与盟军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目前全军已就此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其传统地面战侧重于消耗并歼灭敌军。利用“信息加火力”的新模式将地面部队视为联合部队中组成部分，侧重于快速占领关键战略目标并稳定战局。虽然当前这种辩论不可能会撼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指导思想，但未来却有这种可能。
除发展“歼灭”敌军的能力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正在探索有限度的使用武力的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理称这些情况包括“非战争”武力应用——这是对政治高压的扩充。1995年与1996年在台湾海峡的两栖演习和导弹试射就是“非战争”武力应用的实例。有限度的使用武力的情况包括空袭和导弹袭击、锁定敌人领导者攻击和破坏活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为“积极防御”战与全军新作战方式发展并制定支持理论。
●海战。“积极防御”中的海军作战战略为近海主动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肩负三大重要任务：抵抗海上入侵、保护国家主权、维护海洋权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作战理论侧重于六种进攻性与防御性作战：封锁、反海上交通线(anti-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海-陆攻击、反舰、保护海上运输与海军基军防御。
●地面战。在“积极防御”战略中，地面部队被赋予的任务是保卫中国边疆、确保国内稳定，并进行区域力量投射。中国人民解放军地面部队正从部署在全国范围内7个军区的静态防御部队——转型为一支更具攻击性与机动性的力量组织，作好了参与中国周边作战行动的准备。中国的地面部队正在把侧重点放在联合行动(尤其是与航空部队)、远程机动、“快节奏”行动以及特种作战行动之上。其改革以俄罗斯理论及美国军事战术为依据。地面部队似乎是解放军进行“特别、多军种、联合战术编队试验，以实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带头部队。
●空战。利用美国与俄罗斯空军的模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从一支有限国土防御部队转变成一支更灵活敏捷的部队，这支部队能够在近海岸执行防御性与进攻性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任务主要包括：空袭、空中和导弹防御、早期预警和侦察、战略机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联合反空袭战役”中扮演主要角色，看起来这构成了中国反接近与区域封锁大部分作战计划的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理论强调“联合反空袭战役”的本质是防御性战略，但在作战与战术层面，其要求对敌方基地与海军力量展开攻击。
●太空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将太空视为现代信息战的中心。的确，解放军主要刊物在2003曾刊登过一篇题为《控制太空在现代化高科技自信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Control of Space is Decisive in Modern High-Tech Informatized Warfare)的分析性文章。该文章称，中国似乎没有致力于太空战役，而太空行动却是战役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理论杂志《中国军事科学》称，太空中的信息时代战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具体而言，天基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系统)对实现并协调联合作战以及赢得战争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获取能够改善其天基C4ISR能力的技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与联军军事行动分析家强调了太空行动对信息化战争的重要性，称“太空是信息战场中的制高点。战场监督与控制、信息交流、导航与定位、精确等都需要依靠卫星与其他传感器。”
同时，中国还正在发展攻击敌方太空资产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著作强调“摧毁、破坏与干扰敌方侦察/观测及通信卫星”的必要性，说明为使敌方变“盲”变“聋”，这种系统经及导航与早期预警卫星都会位于其最初攻击的目标之列。同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美国与联军军事行动分析家还指出“摧毁或捕获卫星与其他敏感器……将剥夺敌方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使之“很难”充分发挥其精确制导武器的作用。
中国军事著作还讨论了太空战的重要性——其能够对敌方施加心理压力，影响其作战意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2003年出版的一本《联合太空作战》(Joint Space War Campaigns)的书中，作者袁泽路上校(音译Yuan Zelu)写道：“太空震慑性和恐吓性打击的目标是阻遏敌人，而不是激怒敌人并使之投入战斗。由于这个原因，选择打击的目标必须少，打击必须精确，(例如)，打击重要的信息资源、指挥与控制中心、通讯中枢与其他一些目标。这样做会敌方作战组织体系的结构，并将给敌方决策者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影响。”
2007年中国的直升式反卫星武器试验证明了与理论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反太空武器系统上的兴趣要浓厚得多。除已经反卫星武器试验证明的“动能杀伤”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正在发展干扰、致盲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卫星及其他地面支持设施。
朝全面作战的观点迈进
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职及军事战略家一直就现代战争的性质问题进行辩论。这些辩论汲取了有关中国战略传统及其历史经验的内部资源，以便提供有关“军事革命”、“不对称战争”以及“信息化战争”的观点。这种辩论突出了中国有关战争的非动能手段的浓厚兴趣，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理论及战争规划中，经济、金融、信息、法律和心理手段都得到了增强。
2003年，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批准了“三种战法”的概念，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种信息战概念，旨在改变军事行动的心理层面：
*心理战法：通过运用旨在威慑、冲撞并削弱敌军的士气，支持平民的心理战，来破坏敌军开展作战行动的能力。
*传媒战法：旨在影响国内及国际舆论，以便使中国的军事行动获得公众及国际支持，并劝阻对手不要执行对中国不利的政策。
*法律战法：利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来获得国际支持，操控中国的军事行动可能会造成的政治影响。
为了能够在其他军事及非军事行动中使用，“三种战法”的概念也进行了相应的发展。例如，中国已经将“法律战法”的概念融入到了制造国际舆论以及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解读的努力中，其放弃了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有关航海自由及领土限制的规范，而把主权范围扩大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其上空，或许还有太空。
军事战略中秘密及诡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著作中，阐明了战略诡计的一项工作性定义，即“(引诱)对方陷入错觉……，并以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式，在付出人力及物力成本损耗最小的情况下，制造各种假象，从而(为自己确立)战略优势地位。”
除了信息战以及传统的伪装、隐蔽和封锁之外，解放军还从中国历史经验与中国理论中战略与欺骗的传统作用汲取了经验。近几十年来，解放军内部有关孙子、孙膑、吴起和商鞅等中国古代军事人物及其经典著作的研究逐渐复苏，而所有这一切都突出了诡计的核心地位。
中国军事及文职机构之间一直存着矛盾，前者倾向于对自己的工作过分保密，而后者努力的目标则是消除邻国及现有强国对本国的疑虑，称中国扩大其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的本质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全球经济一体化取胜的关键便是透明度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对保密性的过分注重，可能会导致外界误解或错估中国的战略意图。
相应地，中国领导人对战略和诡计所带来的不确定且未经证实的好处的过分自信，可能会致使他们自身对危机的评估出现错误。此外，指挥官们用来对付敌人的技巧，也可能会被用来放慢解放军内部坏消息的披露，或者将其掩盖起来。因此，对于秘密及诡计的过分依赖，可能会使中国领导人同多数外国人一样，对中国自身的能力、学说及战略环境感到困惑。
不对称作战
自1991年波斯湾战争及1999年联军作战行动以来，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家便着重强调，围绕新的或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构建部队结构、战略及战术的迫切需求。他们也强调了发展创新战略及战术，并将其应用到现有技术及武器系统中，以便拉近本国同具备高科技的敌国之间的距离。1999年，《解放军日报》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写到：“拥有绝对性优势的强大的敌人并非完全没有弱点……。我们的军事准备需要有针对性寻找战术，以发现强大对手的弱点。”
中国向不对称作战靠拢的趋势，能够从其对以下武器系统投入大量资金的举行中体现出来——弹道导弹及巡航导弹系统、包括潜艇及先进水雷在内的水下作战系统、反太空系统、计算机网络战、特种部队及“三种战法”概念。
中国未来军事战略辩论
中国的经济增加与发展越来越依靠国际社会的持续稳定与进入国外市场与获得国外资源的通道。认识到这些问题后，中国的军职、文职战略家开始讨论武装部队在保护与推动中国更广泛的政治及经济利益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因素会对中国当前国防政策与军事规划的形成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仍不得而知。然而，越来越的明显的是，它们对中国国防规划考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08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称：“(中国的武装部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肩负重大责任。”
中国2006年的国防白皮书在描述安全环境方面明确地说：“能源、资源、金融、信息和运输通道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上升”。同样的，2008年国防白皮书也称：“围绕战略资源、战略要地和战略主导权的争夺加剧”。其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
至于武装部队本身，其军事战略开始把地面部队从区域防卫型向全域机动型转变，这需要打造任务导向型(task-organized)机动战斗部队，提高空-地联合作战、远程机动、战略运输、远征军后勤、快速袭击与特种作战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海军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灾难救援的增加，也说明未来地面部队可能会涉及有限度的远征行动。
中国人民解放军似乎是正在研究如何将这些新任务与使命纳入其理论、资源分配、部队结构变化以及应急计划当中。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是一个“海上强国”，鼓励“强大的人民海军”“维护我们的海洋权利和利益”。
其他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官、官方刊物、中国人民解放军期刊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力量视进入与利用海洋的通道而定，这就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护这样的通道。可能是这一观点的反映，一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思想家曾提出了可替代“近海主动防御”的另一种理论，该理论强调第一岛链内的沿海防卫，将重点台湾地区突发事态。这一新理论被称为“远海防卫”，强调对第一岛链外与中国所称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以外地区进行多维精确打击，为保卫中国的海岸线增加了一层战略纵深。
该战略的支持者称，中国需要更多的大型战舰、舰载航空兵，进一步提高C4ISR能力，以及更多的远程补给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正在考虑在2020年之前建造多艘航母与相关舰艇。然而，一些中国学者对这种做法表示担心，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对抗。无论中国是否决定寻求“远海防卫”，中国似乎都在逐步走向一个战略概念，将保卫海洋利益视为除保卫国土之外的又一军事现代化驱动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新任务也引发了内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未来的讨论。2008年7月的一篇文章称“随着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不断扩大，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变，空中与太空竞争的更加尖锐，国家利益对空中安全的战略需要也在逐渐增加。”这篇文章强调了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会承担的新任务：
*控制中国领土上空的空域，维持对中国海洋利益的空中监测，抵御“来自太空的国外骚扰性攻击”，维护民族尊严、国家主权与利益。
*为中国海外投资、通讯与交通、科学调查以及其他有关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其他成就提供空中保护。
*为台湾突发事件做准备，为反分裂主义分子、恐怖分子与其他犯罪势力的行动提供支持，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保护中国公民和财产。
*击败敌军的空中能力，确保中国的防空力量，在战时协助一体化联合作战行动。
第三章：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
“以信息化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立足国情军情，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科学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战略规划、军兵种发展战略，2010年前打下坚实基础，2020年前基本实现机械化并使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摘自《2008年中国的国防》
概览
中国领导人已表明他们的意图和资源分配是为进行范围广泛的军事变革，包括提高部队整体专业化程度，提高培训水平，进行更真实的联合军事演习，加速采购和发展现代化传统武器和核武器。解放军建设似乎着眼于具备阻止台湾独立的作战能力，并保证战事拖延时保证北京能够迫使台湾走上谈判桌。此外，中国也正为建立一支具备更广泛地区和全球作战能力的力量打基础。
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中国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才能打造出一支能击败中等规模对手的现代化武装力量。2015年前中国不具备向本土外投射小规模军事单位并支持其海外作战行动的能力；至于向海外投射大规模军事力量并支持其作战行动的能力，在下个十年才有望成为现实。解放军将继续面对跨部门协作不利、联合演习和作战行动缺乏实际经验的缺陷。认识到这些不足之处，中国领导人强调利用己身优势，针对潜在敌人的弱点，发展能够克敌制胜的“杀手锏”项目(比如空间对抗和网络战项目)。
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的开发
作为应对台海突发事件计划的一部分，解放军一直优先发展阻止或反击第三方势力干预台海危机的作战能力，并持续加强旨在阻止第三方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部署(反介入)或作战的(区域封锁)能力。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建设不断丰富重叠，成为可以利用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空间实行多重攻击的作战系统。
分析当前和规划中的部队改革可以发现，中国正寻求克服危险保证舰船到达“第二岛链”的多层次作战能力。其中一个努力方向是整合利用从CSS-5(DF-21)基础上发展来的反舰弹道导弹(ASBM)、用于全球定位和追踪目标的C4ISR系统，以及终端寻的制导系统，来攻击敌方水面舰船。正如中国第二炮兵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权威文章中所说，ASBM可以利用“终端敏感穿透子导弹”来“破坏敌人的舰载机、控制塔和其它易损坏的重要目标。”这种能力特别重要，可以使中国在地区危机中采取先发制人或者强硬选择。
中国军事分析家们还认为，考虑到交通协调、通讯和后勤网络的复杂要求，后勤保障和战时动员将成为现代战争的重大弱点。中国可能会利用近程/中程弹道导弹、对陆-攻击巡航导弹(LACM)、特别作战部队和计算机网络攻击来威胁或攻击敌人军事基地。而其攻击机在获得空中加油的情况下，则可以对远程目标发射配备各种末端制导弹头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中国新兴的区域海上封锁能力——水雷、潜水艇、海上攻击飞机和配备先进反舰巡航导弹的现代水面作战部队，为其实现海上远程反介入作战构建了多层防御系统。中国采购和研制基洛级、宋级、商级和元级潜艇也显示，中国日益通过水下作战来实现区域海上封锁。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经部署了多艘新型舰船。从俄罗斯购进的两艘新型现代-II级导弹驱逐舰和自造的装备远程反舰巡航导弹的庐阳-I/II型导弹驱逐舰，说明中国继续强调结合灵活广泛的空中控制来提升反舰作战能力。
空中实施反介入/区域封锁的武器选择，主要包括地对空导弹系列(SAMs)，比如HQ-9、SA-10、SA-20(据报道拥有有限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防御能力)以及射程获得增加的SA-20PMU2；北京也将利用俄制或国产第四代战机(比如苏-27和苏-30的各种型号机，以及国产F-10多功能战斗机)来争夺空中主导权；解放军海军则将使用装备AS-17/Kh-31A反舰导弹的俄罗斯苏-30MK2战斗机和FB-7战斗轰炸机来执行海上拦截任务；从国外引进的空中加油机，比如俄罗斯伊尔-78，将扩大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装备精确导弹的战斗机的作战范围，从而增加了对于远离中国海岸线的地面和空中力量、基地和后勤枢纽的威胁。此外，远程无人飞行器(UAV)和无人战斗飞行器的引进和开发，包括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也增加了中国进行远程侦察和攻击的选择。
反介入/区域封锁战略的另外一个战场是电磁和信息战领域。解放军作者们经常在现代战争著作中强调“控制信息”(有时称为“信息截取”或“信息支配”)的重要性，并视之为在军事行动早期掌握主动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正在改进信息和军事行动的安全性，发展电子和信息战斗能力，以及封锁和欺骗策略。中国的“信息阻截”战术可能借助各类军事和非军事武器，跨越所有现代作战空间(包括外太空)使用。
战略能力
近年来，中国在发展进攻性核武器，空间，和网络战能力方面取得稳步进展--这也是中国武装部队今天唯一有望实现全球化的部分。不过，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军事和文职领导人已充分思考通过全球性和系统性影响来使用这些武器。
●核力量。中国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提高及战略导弹力量。目前中国的核军火库约包括20个井下发射的液体燃料推进的CSS-4洲际弹道导弹；固体推进的道路机动型DF-31型和DF-31A洲际弹道导弹(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进行了布署)；约20个液体燃料推进、射程有限的CSS-3洲际弹道导弹；15-20个液体燃料推进的CSS-2中程弹导导弹；道路机动、固体燃料推进的CSS-5中程弹道导弹(用于区域威慑用途)和“夏”级弹道导弹潜水艇装备的JL-1潜射弹道导弹。
到2010年，中国的核力量将包括DF-31和DF-31A，增强型CSS-4、CSS-3、CSS-5和“晋”级弹道导弹潜水艇(各携带12枚JL-2潜射弹道导弹)；随着解放军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单位数量逐渐增多，其机动性和生存能力将大大提高，再加上中国正在研究的弹道导弹防御措施，比如机动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aRV)、多个独立目标再入飞行器(MIRV)、诱饵、箔条、干扰、热屏蔽，以及反卫星武器-，将加强中国的核威慑力及其战略打击能力。
中国领导层正面临权力的下放和调配，机载系统的介绍将对中国领导能力提出新的要求，造成新的控制挑战。例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上与潜艇进行交流的能力有限，且中国海军对执行战略巡逻的弹道导弹潜水艇没有管理经验。值得一提的是，所中国国有媒体报道，最近导弹力量训练包括以下情节的训练：导弹电池与高层失去通信和要求指挥官选择发射地点的情况。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正在寻求发表这一议题，这种训练可以提供一点信息。
引进更多的移动平台给中国领导层的指挥和控制带来了新挑战，他们在制定释放和部署决策时需要面对一系列变数。例如，解放军目前只有有限的能力与海上执行任务的潜艇进行远程通讯；解放军海军尚没有管理执行战略巡逻任务的核潜艇舰队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解放军最近的导弹部队训练包括了如下内容：在导弹发射架与高层指挥官失去通讯联系或者其他极端情况下，指挥官需要自行选择其他发射地点。这可以为外界研究解放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限的认识和观察。
中国2008年国防白皮书中指出，第二炮兵部队：1)坚持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2)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3)严格执行中央军委命令，4)以保证国家免受外来核攻击为基本使命。2008年国防白皮书还声明“在国家遭受核袭击时，第二炮兵将使用导弹核武器，独立或联合其他军种核力量，对敌实施坚决反击。这意味着除中国海军外，核任务还可能分配给中国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著作表明，中国核力量另外的任务包括预防针对中国核资源发动的常规攻击或具有大老规模杀伤性后果的常规攻击，加强中国的强国地位，并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用核威慑力威胁中国的范围来增加中国行动的自由。
考虑到中国核武力量的诸上任务，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适用条件还不清楚。中国政府尽管一再声称不会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而且这一政策也已得到解放军的支持，但中国学术界和民间仍然出现了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否正当，是否应当继续保持下去的争论。而中国战略力量遭到常规攻击，是否会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废除，这些争论使中国核力量的战略目的更加模棱两可。
●太空和反太空。中国的空间活动能力，包括反卫星武器项目，对在台湾海峡及更远范围实施反介入/区域封锁能力有着重大影响。中国许多的太空项目，包括载人项目和太空站计划都由解放军负责。中国认为太空和反太空能力的发展提升了国家声望，就像核武器一样，能彰显出了一个大国的力量。
●侦察：中国正在布署先进的影像、侦察和具有军事用途的地球资源系统，例如包括遥感-1、2、3、4和5，海洋-1B，中巴地球资源卫星-2和-2B卫星，以及“环境”灾害/环境监测卫星系统。中国正计划发射八颗“环境”项目卫星，它们具有可视、红外、多频谱和合成孔径雷达成像功能。在未来10年内，北京将建成强大的侦察卫星系统，它可能将使用商业卫星图像以补充现有的覆盖范围。
●导航和定时：中国正在寻求多种使卫星导航独立的可能措施。当前中国使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的格洛纳斯导航系统(GLONASS)和国产的北斗1号系统用于导航。北斗1号系统包括三颗卫星，用于军事和非军事目的。北斗2号系统预计将在2011年代替北斗1号系统投入运行，并为2015-2020年间开始工作的北斗2号/指南针全球导航系统提供补充。
●载人航天计划和探月工程：继2007年10月神舟七号的第1个月球探测器-嫦娥一号发射之后，中国2008年9月利用神舟七号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太空漫步。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载人空间站和实现无人登月并安全返回。载人航天计划很可能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武器发展工程。神州七号所需的火箭和控制系统能力可能用于弹道导弹发展。神州七号运行期间成功将其伴飞小卫星(BX-1)送入轨道舱附近的轨道。此项技术的目的是监测太空中的仪器和故障，也可用于支持太空反击活动。
●通信：中国将商业卫星、财团卫星和通信卫星，包括卫星电视、因特网和电话用于区域和国际通讯。随着相关科技的发展，中国最近开始通过向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出口通信卫星和基础设施进入国际市场。2008年4月，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中继通信卫星--天链一号。
●小卫星：自2000年以来，中国已发射了一些小型卫星，包括海洋学研究、图像和环境研究卫星。中国还建立了小型卫星设计和生产设施，并正在开发重量不到100公斤的微型卫星，用于遥感、网络图像和雷达卫星。一旦新闻报导发生中断，这些发展能够帮助中国卫星力量实现快速重构或扩充。不过北京在发展小型快速反应的空间运载火箭方面似乎停滞不前。
●反卫星武器：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利用导弹打下中国气象卫星的测试，验证了直接攻击型反卫星导弹在近地轨道有能力攻击卫星。在危机或冲突爆发时，直接攻击型反卫星系统将作为解放军多层空间作战划的组成部分，用来限制或阻止潜在对手利用空间资源发动攻击。
中国的核武器库一直为北京提供固有的反卫星能力。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从乌克兰获得的超高频(UHF)波段卫星通信干扰发射机配合其国产系统，使中国有能力干扰普通卫星通信波段和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除了直接攻击型反卫星武器(参见以上部分)，中国正在为反卫星计划研制其他高科技和概念武器，比如动能和定向能激光、高功率微波和离子束等。中国还以发展载人飞船和登月计划为由，积极发展卫星跟踪和识别能力—一这是实施有效而严格的反太空战的先决条件。
●信息战。中国一些军事思想家们已经写了很多关于信息战的文章。例如2006年11月《解放军报》评论概要：“[该]机构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中比敌人占有的优势突出表现为，我们是否有能力利用各种手段获取信息，并确保有效的信息流通；我们是否能够充分利用渗透性、共享产权和信息连接，实现材料、能源和信息的有机组合，以形成联合战斗力；[并且，]我们是否有能力实施有效的手段，削弱敌方的信息优势和降低敌人信息设备的运作效率。”
中国解放军正投资于电子对策、电子攻击防御(如：电子和红外假目标、角形反射器、假目标发生器)，和计算机网络军事行动(CNO)。中国的CNO概念包括计算机网路攻击、计算机网络开发(CNE)，和计算机网络防御(CND)。中国解放军已经建立了信息战部队，研究利用网络病毒来攻击敌方计算机系统，发展策略方法保护友方计算机系统和网络。2005年，中国解放军开始把CNO纳入军事活动。
战略投射能力—现代化超越台海
中国持续投资发展军事项目，旨在提高更大范围的国家战略投射能力。中国军力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正在改变的东亚军力平衡，并使解放军有能力在远远超越台海的亚太地区遂行军事行动。鉴于缺少除台湾地区外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直接威胁，中国当前和未来军事力量将如何使用仍然很不确定。不过这些能力将使北京在利用外交手段之外，增加军事胁迫手段来推进利益，或解决问题争端。
中国解放军一些分析家们认为，台湾在扩大中国海上“防御型”边界和提高影响海上通信线路的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例如：中国解放军军事学院文章《战略学》(2000)中这样写到：“如果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不只我们的自然防御系统会失去其深度，打开了通往外部势力范围的大门，而且会有大面积的领海和丰富的海洋资源落入他人之手..。对我国开放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对外贸易和运输航线，将受到分裂分子和敌对势力的监视和威胁，并且中国将永远被锁在西太平洋的第一岛链中。”
如果地区动荡，则与保护在中亚的力量投入和通信路线的相关要求也会为军事投入或介入提供机会。关于东海的所有权问题与日本的争议以及与一些东南亚声称者就中国南海的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部分或全部岛屿的归属问题的争议使这些地区的关系重新变得紧张。朝鲜半岛不稳定同样可以引发地区危机。
中国与日本围绕东海边界划线，以及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围绕南海的主权争议，可能导致这一地区的紧张。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同样可能引发区域性危机。此外，中国为了保证陆上能源通道安全，也需要关注中亚地区地区安全动态。而对对中国购买武器的分析也显示，中国建设自身军事力量的目光正在超越台湾问题。如中国在不同地点部署装备有常规战区导弹的新导弹部队，可以用于应对很多非涉台“突发”事件，而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AEW&C)以及空中加油的引进，则将允解放军的空中作战范围扩大到中国南海和更远的领域。
先进驱逐舰和潜艇力量的快速发展反映了北京想通过达到或突破第二岛链来保护和促进其海上利益的愿望。随着不断引进新的装备，更好的技战术训练和更密切的联合作战合作，解放军的远征力量(3个空降师，2个两栖步兵师、2个海军旅和大约7个特种作战组)正在一步步得到发展。长期看来，中国C4ISR系统的改进，包括天基和超视距传感器的使用，将使北京锁定和跟踪目标的军事活动深入到西太平洋。
●印度。通过增加贸易合作、高层对话以及改善军事关系，中国加强了与邻国印度的关系。中和印达成协议的贸易总额将从2007年的114亿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400亿美元；双方就有争议的领土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通过每年的国防对话，中印国防关系在2007年实现制度化，并且自2007年起双方共进行了3次防空演习。但是解放军一直高度关注两国边境地区旷日持久的领土诊断，以及印度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所带来的战略性影响。在中国西部，解放军使用比较先进的固体燃料CSS-5中程弹道导弹代替了可装载核武器的旧式液体燃料CSS-3弹道导弹，并可能将制定派遣空降部队进驻该地区执行应急作战任务的计划。
○俄罗斯。虽然俄罗斯的长远利益和中国并不一致，但北京仍将莫斯科视为最亲密的国际合作伙伴。中俄双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存在合作，尤其是在双方共同管理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尽管存在合作，但是俄罗斯仍旧恐惧中国的发展，解放军军事家也将俄罗斯视为长期潜在的军事威胁。2008年中国拒绝支持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活动。除了常规导弹和战略威慑武器外，解放军在兰州、北京和沈阳军事基地都有针对俄罗斯突发事件的地面和空中作战单位。
●中亚。中国对中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构建地区影响力、获得自然资源和能源以及对抗中国新疆分裂分子的支持。北京政府和许多中亚国家政府达成协议，修建向中国西部运输资源的必要基础设施，例如从土库曼斯坦途径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延伸到中国的石油管道。北京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也进行过双边和多边的演习以加强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并建立反对疆独活动的地区势力。驻扎在新疆的解放军安全军队可以应对中亚的突发事件，并且利用陆军航空兵在突发事件地区快速部署战斗力量，实行跨地区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