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文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责都是求真。这个真，不是指绝对真理，而是指真实、真相。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顾一生的时候，不回避、隐瞒乃至推脱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历史学家唐德刚和物理学家钱学森一前一后离开人世，思之令人怅然。这两个人年纪相差９岁，应该算作是同时代人，经历也颇有相似之处，都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在美国留学深造，最终学有所成。虽然专业有别（钱学森学物理，唐德刚学的是历史），成名有先后（钱学森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火箭专家，唐德刚收获历史学家的名声要晚得多），际遇选择不同（钱学森五十年代就回到中国，唐德刚终老海外），但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取得了公认的成绩，并且影响巨大。他们生长在忧患之世，同时代人中，这样的高寿并不多见，现今他们先后离世，让人感觉一个时代正在划上最后的句号。
从世俗的标准看，唐德刚的成就和钱学森的成就和影响并不能等量齐观。1960年，中国成功发射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导弹，两年后爆炸原子弹，然后是“两弹结合”工程，钱学森作为火箭、导弹研究所所长，对中国国防工业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居功至伟。他的成绩是高度政治化的。因为中国掌握了核弹和导弹技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后来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尼克松访华，中美打破意识形态对立的僵局，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都与此相关。钱学森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中国科学家所能得到的所有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相比之下，唐德刚只是一介书生，一生思考的问题莫过于中国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虽然出过几本重量级的历史学术著作，提出了“历史的三峡”论，但对物质世界毫无改观，更加谈不上影响国际关系的走向。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钱学森一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震动海外，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在考虑去留问题。可惜现今没有统计显示文科和理工科留学生对待这个问题的差异，但后来国内媒体上宣传的，大多以理工科人士为主。这当然和国内急需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有关。另一方面，唐德刚后来也直言不讳地说，作为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他当时对中国心存疑虑，抱定了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的打算。没想到，这一观察，就观察了六十年。
其间当然回来过。1972年，唐德刚借着尼克松访华的春风，借道加拿大回乡探亲，言谈间问到堂弟的下落，家里人都支吾其词。再过了几年，他以学者身分回国授课，同乡才敢以实情相告，原来他的堂弟一家四口，都在一九五九年时饿死了。听到这里，唐德刚“一时情难自持，竟伏案大哭。读史数十年，初不知‘大饥，人相食’的故事，竟亦发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从唐德刚这段回忆里，不得不引出众所周知的关于钱学森的一段往事。钱学森归国后，不光是爱国的典范，也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的化身，但回国不到三年（1958年6月），他就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论证稻麦亩产量可以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也就是四万多斤，并信誓旦旦地说，“这并不是空谈”，这多少辜负了普通国人对爱国者和科学家的景仰之情。
在那个全国浮夸成风的年代，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火箭专家，钱学森似乎也对粮食产量问题情有独钟，1959年5月又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再次论证稻麦亩产完全可以达到3.9万斤。也就是在这一年，唐德刚的堂弟一家饿死在老家。
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职责都是求真。这个真，不是指绝对真理，而是指真实、真相。有人说，钱学森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道歉意味着回顾一生的时候，不回避、隐瞒乃至推脱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承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其实，向别人道歉同时也解脱了自己。可惜，这个道歉，唐德刚没有听见，我们都没有听见。
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国民悄无声息地死去，国家也死去了一部分，他们的死亡一天得不到正视，收获不到一个道歉，让爱国者的荣誉也因此蒙羞。而和钱学森一样欠着一个道歉的爱国者，也还有人在。
只要有这样的历史观，就有那样的爱国者。
只要那样的爱国者还在，一句道歉，让死者安息，距离这一天还如同唐德刚笔下的“历史的三峡”，曲折而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