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近代后发国家发展历程的经验性总结及与中国近现代史相联系的思考
在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中，作者总结道，在长程历史的国际竞争中，优势总是属于拥有更坚强的经济基础和更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的国家，但领先者却总是无法避免随之到来的军事扩张和战略扩张，并由于国家层面的骄傲和虚荣为此付出日益高额的代价，并不得不牺牲在经济方面的投资，直到经济基础被别国超越，霸权的支柱被动摇。
且不论这条逻辑链是否同历史与现实相符，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它给出了领先大国衰落的模式，却未能讨论落后大国何以在经济上赶超先进大国而上位？以及为什么是落后国甲而不是落后国乙上位？比如能够在经济实力上向英国地位发起挑战的为什么是德国而不是意大利？以及欧洲霸权的接班人为什么是本来不毛之地的北美而不是自然条件优越的拉美？显然，根据达尔文理论，种内的竞争，对于物种的演化，要比种间的竞争更为关键。同为落后国家，竞赛成败的原因，其实要比落后国家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更激动人心。
我们都熟悉一句话：成功的人都是相似的，而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用安娜·卡列尼娜原则来叙述就是：“幸福的婚姻都是幸福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也就是说，一桩幸福的婚姻总要满足很多苛刻的条件，而只要其中任意一条不满足，就足以使婚姻变得不幸福。国家发展恐怕也是类似。在前现代不计其数的政治实体中，至今只剩下区区十余个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它们从原本相对落后（一个时段内地区性先进国家的数量总是很个别的）的芸芸众国中脱颖而出，都经历了一番艰难险阻，满足了众多苛刻条件。
可是，只要国际社会还维持着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间还存在竞争关系，就很容易理解，这些赶超所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些成功国家的经验，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被拿出来“销售”、“推广”，各实现了凤凰涅槃的国家都会想方设法地公开宣传错误经验、将他国尤其是敌对国引入歧途，只有在迫切需要扶持盟友和打手的时候才会半真半假地进行指导。
因此，落后国家的实践固然要依照实事求是原则，根据自身国情摸着石头过河；理论者要探究成功赶超的奥秘，也不仅仅需要寻找尽可能淡化感情色彩的资料，还要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反思主流解释中可能存在的大量谬误和漏洞。本文试图以18~19世纪欧美主要国家政治结构的变迁为主要线索，初步总结后发国家现代化所必须经历的几个必要过程或方面，并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作一极简略的讨论。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