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着烟灰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面的两手，右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1969年春天，我们都正20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的香烟的烟。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似的点下头，“有的。”
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把燃到头的香烟小心碾死在纸杯里。
“那座城市真个无聊透顶!建造那么无聊的城市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呢?无法想象!”
“神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的。”我试着说了一句。
直子摇摇头，一个人笑了起来。那是成绩单上清一色A的女大学生常有的笑法。笑得活像《艾丽丝漫游奇幻记》里边的波斯猫。她消失后那笑也没消失，在我的心里留了很久，不可思议。
对了，无论如何我都想见见月台上跑来跑去的狗。
4年后，1973年5月，我一个人找到那座车站，为了看狗。为此我剃了胡须，扎上半年没扎的领带，换上科尔多瓦新皮鞋。
我从车上——从只有眼看就要生锈的凄凄惶惶的两节车厢的市郊电气列车上下来，最先扑鼻而来的是令人怀念的青草气息，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效游气息。5月的风一如往昔从时间的远方阵阵吹来。若扬起脸侧耳倾听，甚至可以听见云雀的呜叫。
我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坐在车站长椅上，以很无奈的心情吸了支烟。清早走出宿舍时那兴冲冲的劲头已经荡然无存。似乎一切不过是同一事情的周而复始而已。永无休止的de ja vu[de ja vu：法语。未曾经历的事情仿佛在某处经历过的似曾相识之感，既视感],且重复一次恶化一次。
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曾跟几个朋友横七竖八地挤睡在一起；天亮时有人踩我的脑袋，道一声对不起，随即传来小便声。周而复始。
我松了松领带，嘴角仍叼着香烟，用尚未合脚的皮鞋咔嚓咔嚓使劲地蹭水泥地面，目的是为了减轻脚痛。痛倒是没那么厉害了，却持续带给我一种乖戾感——就好像身体被另外分成了几部分。
狗没出现。
乖戾感……
时不时有这种乖戾感，感觉上就像硬要把两块种类不同且夹带碎片的嵌板拼在一起似的。每当这时，我总是喝威士忌躺下。早上起来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周而复始。
。。。。。。
等了一个多小时，狗仍未出现。我点燃十多支香烟，又抬脚踩死。我走到月台中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了如利刀割手一般凉的很好喝的水。狗还是没露面。
车站旁边有个很大的湖。湖又弯又细，形状如截流的河段。四周水草丰茂，不时有鱼跃出河面。岸边有几个男人等距坐着，闷头把钓线垂向浑浊的水面。钓线竞如扎进水面的银针纹丝不动。傲洋洋的春日阳光下，估计是垂钓客领来的大白狗乐此不疲地来回嗅着三叶草的气味儿。
狗来到离我十来米远时，我从栅栏探出上身招呼它。狗抬起脸，以颜色浅得令人伤感的褐色眼珠看我，摇了两三下尾巴。我打个响指，狗马上跑来，从栅栏缝挤过鼻头，伸长舌头舔我的手。
“过来呀!”我后退几步招呼道。
狗犹豫不决似的回头看看，不知所措地摇尾不止。
“过里边来嘛！等得我好苦。”
我从衣袋掏出香口胶，剥下包装纸给狗看。狗目不转睛看了片刻，终于下定决心，钻过栅栏。我模了几下狗的脑袋，而后用手心团起香口胶，用力往月台尽头掷去。狗径直跑去。
我心满意足地扭头回家。
回家电车中我好几次自言自语：全部结束了，忘掉好了!不是为这个才到这里来的么?然而我根本忘不掉，包括对直子的爱，包括她的死。因为，归根结底，什么都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