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去听了一场题为“浅谈气候变化与碳市场”的讲座，再结合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得到的一点点信息，整理一下个人理解的气候和碳问题的框架。主讲人邓羽腾，哈佛博士，曾在中石油工作，现任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中石油是最大股东）研究规划部副经理，是业内人士，可惜的就是外行很难了解他的讲座内容同中石油的利益是否高度相关。
1 为什么说气候问题是个国际政治问题？
且不说撒切尔夫人率先鼓吹全球变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目的，也不说对全球变暖持异议的欧美科学家遭到了怎样的学术歧视甚至行政压制，还不说支持全球变暖的学术机构伪造和更改了多少数据（南方周末http://www.juexiang.com/content/38527）——即使全球真的在变暖，还有一句老话“两害相权取其轻”呢！在发达国家，污染不像中国这么严重，又刚刚遭遇金融危机，比气候问题、环境问题严峻的问题无数，为什么他们简直比马尔代夫还着急，近两年每次访问中国都不忘大谈特谈气候问题？如果不是出于政治考量，将使人无法理解。
2 发达国家为什么要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最初是在李零先生的书里，看到了这句话，“资本主义从一诞生，就是一个世界体系。”但李零先生的专业是“三古”（古文献、古文字、考古），这句话出自《花间一壶酒》，是一本杂文集。杂文纯粹表达感慨，没头没尾没数据没论证。所以怎样理解这句话，就成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直到这学期学到了伴随西欧工业化的东欧二次农奴化和拉美奴隶制的强化，才恍然大悟：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完全是生产率进步的结果，他们还凭借工业相对第一产业的稀缺性，享受了一些非工业国家的劳动成果。（虽然这种交易是双方自愿的）邓羽腾博士在今天的讲座中，说了一句类似的话，欧美人过着那样富裕的生活，前提是地球上有些人在过着贫困的生活。单单一个中国的工业化，就把西方世界搅得天下大乱，低端制造业转移，失业问题加剧。假如发展中国家全都搞了工业化，你能造的东西我也能造，再加上人力价格的低廉，发达国家的工业怎么办？发达国家无产阶级享受的奢侈生活怎么办？由简到奢易，由奢到简难啊！所以从英国1830年武装干涉埃及发展纺织业的“光荣”传统开始，先发国家永远都在试图干预和阻止后发国家的工业化。
3 碳排放限制为什么等于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限制？
气候问题的最直接引申就是碳排放配额的分配问题。发展中国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技术大力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所以如果没有在技术和资金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援助，即使全球等比例减排，对发展中国家GDP的伤害仍要远大于发达国家。更何况美英的去工业化已经相当显著，减排对它们的影响会更小。说白了，发达国家大谈气候问题，就是试图将发展中国家永远锁定在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地位上。以维持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
4 中国在气候问题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工业化，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第二次重化工业的急速发展，工业在中国GDP的比重已经很高，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已经不少。所以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承担同样的减排义务，碳排放限制对中国工业的继续发展的限制是比较轻微的。（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60多项节能减排的关键技术中，中国现在拥有的只有不到20项，而且中国自己承诺的减排任务非常重）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运气相当不错，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恰好遇到了里根撒切尔在欧美的去管制化，再加上30年来的国内稳定，赶上了迅猛工业化的最后一班车。印度第三产业虽然发达，基础工业不过硬，正待大力追赶，却迎头遭遇碳排放，运气不是特别好。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基础工业体系，更是前途堪忧。
张维迎上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世界各国人均GDP将会趋同。今晚讲座的邓羽腾博士谈到这个问题时持悲观态度，我也一样。人类生存的这个宇宙从来就没有热寂的趋势，同样没有理由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产生均贫富的奢望。
5 中国对气候问题态度的转变
邓羽腾博士提到，直到2008年，中国政府对国际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的碳排放问题都讳莫如深三缄其口。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负责这个问题，对“碳”始终表现得非常敏感。直到2009年，中央内部作出了决定，媒体上才开始渐渐放开，并发展到现在这种大谈特谈的程度。这里转载邓博士PPT上的事件表：
2008年7月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
2009年6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009年8月24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提出，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探索性开展碳排放交易。
2009年9月22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争取到2020年，中国的单位国内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
2009年10月27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碳排放强度将被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国内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6 碳排放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谁也不知道上帝哪根筋抽了，硬性规定中国多煤，中东多油，俄罗斯加拿大多气。面对现实，就是承认对煤炭的大量使用是最符合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做法。但煤炭却是这些化石能源中排碳量最大的一种，因此碳排放限制就使得中国必须降低对煤炭的依赖，而不得不从中亚、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而这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多多少少有点不利影响。
目前，在我国一次消费的能源中，约70%是煤炭，20%为石油、天然气，核能、风能等共占10%。11月25日通过的决定，非化石能源从10%到15%，看起来只有5%，其实是非常、非常难以达到的任务。就拿核能来说，人才首先就跟不上。广东的大亚湾核电站，有些关键环节现在还要靠法国人。而吹得很响的种种“新能源”至今在降低成本方面几无进展。所以中国在非化石能源上做出的承诺，真是有些意气风发了。
7 碳排放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11月25日的决议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50%，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向邓羽腾博士提问，他声称自己研究的重点是碳市场、碳交易和碳金融，这个问题也要取决于计算的模型和参数，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他转述了人民大学一个课题小组的一个研究结果，并声称清华、国务院得出的结论也大同小异：
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2020年将比2005年碳排放强度下降33%；
在技术转让完全（别忘了60多项关键技术中国只有不到20项）、无市场失灵的前提下，碳排放强度从33%继续下降至40%，减排边际成本持续为负，即越减排成本越低。
还是在上述条件下，从40%继续减排，边际成本将急剧上升，直到51%的减排上限，之后就算全体中国人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也没法减排到52%了。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做出了减排40%到45%的承诺，似乎是卡着边际成本由负转正的界限，并争取花费一定代价做得更好。但不要忘记那两条前提啊——技术转让完全，无市场失灵。就拿《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条款（CDM，http://baike.baidu.com/view/66707.htm?fr=a1a0）而言，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转让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就可以算做履行了减排义务。但发达国家同中国合作的CDM项目中，技术转让率却不及1%！而只要技术转让遇到障碍，市场又出现了一些问题，51%的减排上限很容易就会降到40+%，则中国承诺的减排任务就过于繁重了。（中国为什么要承诺这么重的任务？水太深了啊，完全摸不到头脑）
更何况，技术装让遇到问题，简直是一定的。邓羽腾博士说，他不看好哥本哈根，倒还不是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各自减排目标的分歧，而是技术转让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在发达国家内部还毫无头绪。相比资金可以政府负担，再转嫁到纳税人身上，减排技术可是大多都在企业手里并受到专利保护的啊，发达国家也并不打算将那些企业全部国有化。也就是说，发达国家这次去哥本哈根，原本就没打算谈成——减排技术怎么转移还没有眉目，难道再以帝国主义思维命令发展中国家放弃工业一夜回到解放前？
8 中国在2009年突然开始配合西方舆论的积极目的
邓羽腾博士认为，中国在并未承担国际减排义务时，就下了决心要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是吸取了WTO的教训。
中国在参加入世谈判前，国内懂那套详细规则和条文的人才储备为零，因为无知被坑得很惨。这就像清政府刚刚同西方打交道时，由于上上下下无人懂得国际法，无人懂得西方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被美国人和法国人连蒙带骗、被俄国人趁火打劫一样。
西方国家自《京都议定书》后，已经有了很多碳市场和碳交易的经验和人才储备，在“低碳”时代犹如普适价值般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际，中国早一点将国内碳市场、碳期货、碳银行搞起来，将来同西方接轨时也能增强谈判筹码，尽量避免被动、防止吃亏。
9 国内碳市场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可惜得到的信息都语焉不详。如同在金融支持方面，中小企业长期受到歧视一样，怎样保证中小企业在碳排放方面受到比较公平的对待，得到足够的排放配额？碳配额会不会像其他各种配额一样，创造新的寻租空间？或许是我多虑了，这学期学的看的东西都不太阳光，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有点神经过敏，抱歉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