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律论者而言,所讲规律无疑应该是全面意义上的规律,而不能只是某一种层次上的规律。而香港科技大学3位教授所讲的“先制定大学发展规划、大学章程、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然后根据大学发展需要,有的放矢地聘任教师和设置课程”的规律,在大学发展中的确很重要,但立足中国大学的实际情况,尤其是立足像南科大这样意欲“要为中国大学改革创路”的大学的实际情况,这样的“规律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一是这样的“按教育规律办学”思路,既不是南科大“创校”的初衷,也无法显现南科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南科大“创校”的目的,就是要在传统的大学中创出来一条新路,就是要反传统大学的潮流,若“循规蹈矩”地办学,南科大就失去了创办的意义。二是这样的规律并不是大学教育中的上位规律,而是中位或下位规律,对其遵循是需要在上位规律实现后才应该考虑的事情。而对南科大以及中国所有大学而言的上位规律,就是根据世界大学通例,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肯定、确认或授予。也就是说,大学要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
笔者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大学的自主权对大学而言,是大学能够成为真正大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制度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大学的思想就会由于受到外界力量的禁锢和束缚而失去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变得残缺不全或萎靡不振;大学的制度就会因外界力量的干扰,而背离教育本性,变得左支右绌、自相矛盾;大学的文化就会因为抵御不住强权威慑和利益引诱,而陷入奴性和欲望的泥沼,变得腐败、堕落、投机、势利、庸俗。而朱校长在办学过程中的“当机立断”(自主招生)和“艰难选择”(设立党委会,由市委组织部选聘副校长,成立理事会等),可以说都与这个规律的内容缺失有关。否则,若南科大与外国大学一样,天生就拥有大学的自治权,那朱校长就不用去纠结于是否要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由组织部选聘副校长这些事了,他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考虑“如何选教师,如何筹集经费”这些国外大学校长们所从事的工作。因为在世界大学的制度和活动逻辑中,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文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需要特别注意: 三客优www.juexiang.com 保时捷娱乐城www.juexiang.com
其一,根据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世界上最早时期的大学自治权的授予或获得,都是需要仰赖当时的国王、教皇或诸侯的理智和开明的。大学虽然需要进行争取自主权的努力,但这些努力似乎并不是大学能够获得自治权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于我国大学而言非常重要。因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还处于“只有绝对权力才能纠正绝对权力错误”的历史时期,由体制外力量来纠正体制内错误的想法还不太现实,因而对体制性缺陷的改正办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还是“体制内的自我纠错”,也就是由体制内的“卡理斯玛”人物,亦即理智、开明的统治者来为大学的体制“破冰”——为大学下放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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