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乾隆微服出行至江南，临江凭吊。江上百舸争流，千舟竞发，他随口问陪行的大学士纪晓岚：这江上有多少叶帆？纪晓岚伸出二指：两叶。乾隆便问：怎会只有两叶？哪两叶？纪大学士叹道：一为名，一为利。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当然不会是名利。是什么，用两指亦是可以作答的。年轻人常说快乐。年长者更觉平安。快乐通常可以去制造，平安却似乎会多了些许天意，所以会说“天有不测风云”。但是没有人能一直快乐，也没有人能永远平安，福祸相倚间，如果那些灾祸容易过去就算得上是平安了，没有人能一辈子不经历点风风雨雨的。
而我在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应该算是经历了一番风雨的。母亲曾跟我说起要去感谢一位救命恩人，只是岁月变迁下早已杳无音信，无法得见了，但是我还是会记住很多年前宁乡县中医院曾经的那位穆医生的。临产的那个夜晚，母亲突然发高烧，外公外婆心急火燎的将母亲送到县中医院时已经只有一位穆姓女医生在了，而且当时她正在为另一位产妇接生。如果再让母亲高烧下去，很可能连人带肚子里的胎儿都会不保。早已束手无策的外公二话不说冲进了产房央求医生出来为母亲接生，面对随时可能会一尸两命的情形，那位穆医生最后做出了先为母亲接生的选择，最终在我顺利的呱呱坠地后，母亲又紧接着被送进了冰箱降温，才使我们母子平安。后来据说先进入产房的那位产妇却未能留住自己的孩子。
我是宁可相信那只是一个“据说”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去面对一个生命的诞生是以另一个生命消逝来作为代价的。母亲似乎也不肯定，或许其实本就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吧。但是我又确实是经历过了一道坎的，过去了就算得上平安。
小时候身体不好，一些小病小灾也都是平安度过。那时的医疗卫生条件不好，刚出生的婴孩很多都会生麻疹，脸上长出很多那种红色的疹子。记忆里有一幕是印象很深的，大人怀里抱着个小婴儿，婴儿的头上却像新娘子一样用一块布遮住，全然看不到样子。每当看到，我都会躲出去很远，母亲说过那样的婴孩脸上是很吓人的，而且会传染变得跟他们一样，并且有可能会死人，就是去医院打预防针都可能会发，说得我很是胆颤心惊。不过我一直都没生过，弟弟却生了，而且母亲还说我曾经跟弟弟面对面的睡在一起，结果我都没染上，或许也算得上是运气吧。
旧时有“喊魂”的习俗，说是小孩子白天在外面疯玩，玩得把魂都弄丢在外面了。到晚上睡觉后，母亲会抱着在门口把孩子的魂喊回来。到现在我还记得母亲为我“喊魂”的，那是为了不吵醒睡着的孩子而轻声呼喊的声音：“易明哎，易明啊，快回来咯，要困觉哒咧。”我不知道熟睡的我是怎样知道她“喊魂”的样子，冥冥中似乎觉得自己是相信这样的“魂”的。因为每当她在这样喊的时候，我会看到自己家门口一位年轻的母亲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然后我正飘飘忽忽往她而去，至于是否是在梦中我已不得而知……
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冬天下了很大的雪，那时的教室里除了课桌椅，讲台，黑板，就只剩下墙上那些“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名人名言了，而再琅琅上口的名人名言都是无法为偌大的教室带来暖意的。所以很多同学都会自己带火盆来上学，所谓火盆就是一个木槽里面放上一只金属的小盆子，木槽上面装上一个“门”字形用来提着的木把手。在烧不坏的小盆子里盛上炭灰，炭灰上就可以烧木炭来取暖了。再带上几块备用木炭放在盆子与木槽的之间的空隙里，半天的上课就足够用来对付过去。那时家里是没有给我过这样的待遇的，所以每年冬天我都会生冻疮，手指冻得跟胡萝卜一样粗，又肥又嫩。直到后来工作，就突然间再也没有生了，我都不知道原因。
那天上午，班上有一半的同学都带了火盆来上学，然后因为外面北风凛冽，教室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我想如果还能记得的话，那天的老师应该是会奇怪为什么突然间学生们会这么认认真真听课的。教室里除了他的讲课声真的可以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而最终打破课堂安静的是一位姓王的同学突然间摔倒，而且径直倒在地上不动了。换做平时，这样的情形是会让整个教室炸开锅的，但是那天同学们还是很平静，最多只是看过去一眼。我已记不清自己当时的感觉了，应该也是很木然的一个。幸运的是老师到底是过来人，并且一下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拉开了教室门后，一边大声的喊着“大家赶快出去，离开教室”，一边急忙去推开教室里的窗户，一时间只听到窗户撞着墙乒乓作响的声音。有同学开始往教室外面跑，但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有很多老师都拥进教室来，一边说着什么一边把同学课桌下面的火盆全部都提了出去。我有些懵，但还是听到了他们说的话里面有句“煤气中毒”。那个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王同学被一位男老师急急忙忙的抱出去了，我是被教体育的陈老师从座位上拉起来的。记得他还问了我有没有事，我说没事；他又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还是说没不舒服。然后他就拉着我和另一个同学出去。教室里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陈老师带着我和那个同学在操场上走着，仔细的问了我们好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但是我还真不觉得有哪里不舒服的。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在操场上小跑起来，铺着厚厚一层积雪，我倒是跑得脚不舒服了。
当小广播通知我们回教室时，全校师生都知道了28班煤气中毒的事。好奇的学生都跑来“参观”，我们也提前放学了。大家一起去医院看王同学时，医生正给他打针，那针管比我们打青霉素的针管要粗很多，看得我们心里直发毛。王同学的父母亲告诉我们他没事。当我回到家，父母亲也只简单问了几句班上发生的事，并且再进行了一下保持空气流通的教育就完全没有了下文，但是小时候从他们那感觉到的关切和温暖丝毫不输给现在的孩子。
如果说那时的煤气中毒还只是蔓延了一个班级的话，后来的一场流行性肝炎却祸及到整个厂。很多人都被传染上，有的甚至是整个一家。医院里人满为患，连走廊上都是病床。家里弟弟未能幸免，住进了医院。楼下的郭叔叔，龙叔叔家，还对面楼里的好几个同学也都染上了肝炎。那时是没有消毒液的，母亲在医院照顾弟弟，父亲在家将碗筷用开水煮了，然后单独把母亲和弟弟的放在一边。连衣服被单也全部用开水煮过来洗的-----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消毒方法。而且，那时似乎也没有因为这场灾祸而弄得人心惶惶，学校还是天天要去上课，我也还是天天去同学家玩耍，一起出来打羽毛球，骑单车。那时如果非要说是一份乐观的心情击退了疾病，我肯定是会举双手赞成的，因为到今天，母亲说起那场令人色变的肝炎时，只是简单的说“记不太清了，没多久就过去了”。除了弟弟在母亲悉心照顾下痊愈，我也没留下太多记忆。
如果说麻疹和肝炎我都算幸运的避过，并且煤气中毒也纠缠我不深的话，终究还是有倒霉事落到了我头上。王同学也只不过是被一管粗针扎进屁股，而我却要很不幸的挨上一刀。
按当时母亲的说法是我自作自受，谁让我每天吃完饭也不休息一下就出去外面疯跑。等到长大后我一直觉得这似乎只算一个太过凑巧的原因，因为好多小孩子都跟我一样吃过饭就在外面玩耍的，为什么挨刀子的偏偏只有我。虽然不算最帅，但我也绝非最丑的一个。
不过肚子痛得彻夜难眠也确实是在一个吃过饭就出去“夺兵”的晚上。“夺兵”是我们非常喜欢玩的一个需要狂跑着去追人的游戏。父母亲用尽了法子也不能使我的痛楚减轻，于是半夜三更带着我进了厂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是很简单的三个字-----阑尾炎。母亲就说怪我吃完饭去跑跳，把还没消化的饭粒掉进了连着肠子的一根小管子里面，这根管子叫阑尾，而且想要不痛的话就要去割掉。现在看来，食物碎屑掉进阑尾的确是有可能造成阑尾炎，但是我总有实在太巧了的感觉。
医生只为我稍微止痛就留院观察了，因为这样的手术要去县里医院做，而救护车要早上才能送我过去。父亲清点了一些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具，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县里的医院。对于医生说我要动手术开刀，我是根本没有一点怯意的，而且住院的时候父亲为我买了很多的小人书。我哪里也不去，每天看完一本又一本，有时候甚至连疼痛也会忘记。或许今天喜欢看书的习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养成。不时会有厂里的邻居或者父母的同事在来县城时候过来看看我，还会带来好吃的，不过父亲很多都是不让吃的，因为他说以后要用来还礼。不过不要紧，反正医院里有种东西也是我很喜欢吃的。直白点的说，就是没有一碗没有肉的馄饨。把馄饨皮煮熟后捞起，放进加了油盐的开水里，搁点酱油，撒上葱花就是我的一顿午饭，连做法都和馄饨一样-----只是没有包肉馅。馄饨皮又滑又嫩，入口即化，滋味美极了。
过了个几天，吊了几瓶点滴，医生就通知我手术了。打麻药时很痛让我开始意识到开刀的可怕，住院期间父亲是一直回避跟我说起这个问题的，应该就是担心我会害怕。但是当医生推着我从病房往手术室去时，我开始喊叫“爸爸，我不去”，杀猪般的嚎叫把走廊两边病房里的人都吸引了出来，集体站在各自门口笑看着我“勇赴沙场”。当进了手术室的门，连父亲也被挡在了门外时，我一如第一次进托儿所一样，最后无助的瘫倒。回想起来，现在的手术还真是人性很多，先在病房就直接将病人“麻翻在地”，省却了很多进手术室前的难舍难分。
躺在手术室里，我痴痴的看着头顶的无影灯，一动不动。医生拿了个小铁架放在我胸口，然后块布拦在了小铁架上，这样就算我撑起身体来也看不到医生的动作了-----原本也是不能让病人看到的。我只知道似乎过了很久也没有开始动手术，因为一点感觉都没有，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我甚至还开口问医生怎么还不动手术，有个医生轻声的笑着对我说不要急，准备好就会动的。其实那会儿他们应该早已在“开肠破肚”了，肯定是不能让我知道的。然后我就逐渐昏睡过去，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醒过来才逐渐感到了手术的苦楚，麻药效果过去，感到了伤口的疼痛。还好有父母的悉心照料，我也能得到更多的慰藉，逐渐痊愈。不过出院后回到家，母亲还是严厉的予以了我批评，并且自此之后，吃过饭不休息个半小时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只不过那时我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还非要休息半个小时，我的阑尾不是早就被割掉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