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总”很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当然很好。
然而，他的审慎似乎又基于某种对网络反腐、民间反腐作用偏于消极的评价，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搜索“表叔”胜似捉虱子
鄢烈山
读南方人物周刊关于搜索陕西省安监局“微笑局长”和“表叔”杨达才的报道，引起我思考的是“花总的纠结”。
所谓“花总”，即人称民间鉴表专家的知名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他对记者说，尽管一个官员的不坦诚是他说服自己发（揭穿杨达才只有5块表谎言的）照片的最大力量，但他仍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不断有人@他，似乎是一群人在狂欢中跳舞，不断邀请他，若不接受，就会被严厉谴责：为什么背叛了我们！他说他在怀疑，“这是正义，还是以正义之名的暴力狂欢？会不会误伤？是不是不自觉沦为一颗转移舆论的棋子？”
他的这种警觉有现实的感受。在这次事件中，他先“鉴定”杨达才被人曝光的5块表，全部加起来如都为真货，低估在20万元之内时，就有人指责他“为狗官说话”。他觉得应该“有一说一，抹黑没啥意思”，可“群众”不答应，说他是站在“狗官”一边。这种“站队”的思维，在网络世界很流行。其实，它就是“文革”思维，只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事实真相如何并不重要。网络“狂欢”更是令人想起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惟我独革”，自封的正确路线代表，充当道德宪兵，把中国的民粹主义演绎到极致。这些“文革”遗毒至今仍然在人们的头脑中作祟，包括没有亲历文革的年轻网民。比如，在“虐猫门”、“虐狗门”等网络事件中就有不少人甚至把网络暴力发展到了线下。花总说：“狂风之中，每个人都是一片枯叶，杨达才是，我是，网友也是。”他这番话是有历史经验的。不论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你整我、我整你的那些老干部和文化人，还是“文革”中不同派别的红卫兵，在公然以“无法无天”相标榜的政治狂风暴雨中，结果就是玉石俱焚，无论你忠奸善恶都命贱如蚁。
我很欣赏花总“重申理性的价值：不能以谎言打击谎言，戴表和腐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不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所批评的某些网络“意见领袖”那样“表现得越来越急躁”，他很谨慎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当然很好。
然而，他的审慎似乎又基于某种对网络反腐、民间反腐作用偏于消极的评价，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他质疑：“把一个官员钉在耻辱柱，代群体受过，是否存在不公平？”作为参与者自我反省这样提问自无不可；“代群体受过”、“泄愤”之说也不为无根之谈，因为网民们平时不满于不少官员的骄奢又缺少实现“监督权”的渠道，逮住机会对某个官员下手就会毫不留情并从中得到快感。但是，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这位局长如果只是“微笑”了，人们最多只能咒骂一顿了事。他确实戴了那么多与官员正常收入不相称的名表，才会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人们愤怒谴责的对象。换言之，他的确有“过”，并非代谁受过。什么叫“公平”？这个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一百年内都还会有小偷、贪官，难道要把全国的小偷、贪官同时抓起来才“公平”？当然是逮一个是一个。
最早发出“微笑局长”截图的网友@jadecong承认杨达才是个“倒霉蛋”，但认为“网络是目前最有效的民众监督方式”，这是从中国当下的国情出发的看法，这是事实。虽有很大的偶然性，却不是选择性执法，因此不存在公平性问题。打个不尽恰当的比喻，就像东晋时期的名士王猛对桓温大将军扪虱而谈，他高谈阔论军国大事之时，扪住了破衣服中的哪只虱子把它掐死了，那是带偶然性的，哪只虱子动得欢让他感到最不舒服就扪哪只吧。但你能说不该扪或者应从哪只先扪起才公平吗？
何况人肉搜索周久耕、杨达才这样的“表哥”“表叔”有胜于扪虱者。那就是，警告官员们如今进入了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众目睽睽难逃脱”正在变为现实！从前，告诫人“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这些话对于无神论者无效。如今有了网络，群众监督力量常有意料之外的事件与效果，若能让某些官员心存敬畏，岂不善哉？
花总又说：“百家乐代理 这个事情七寸在于官员说谎，最大的七寸在于财产不公开。微博反腐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如果不能推动官员财产公开，信任危机只会扩大，如果没有制度反腐，微博反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请问，反腐制度从哪里来？是明君贤相恩赐的，还是官民良性互动产生的？就像家庭联产承包制等改革开放制度的诞生都源于民间的压力和首创，民间的“微博反腐”也会促进“制度反腐”，二者并不是对立的保时捷娱乐城。就此事而言，在线下，不是有湖北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依法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吗？真钱诈金花 这正是从微博反腐向制度反腐推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