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言文向白话文的过渡，是革命式的暴风骤雨狂飙猛进。文言文的损失，损失了什么？白话文的获得，获得了什么？恐怕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含蓄隽永与朗朗上口，普及大众以启蒙的表面效应并未遮蔽文言文在表述意义上的风采，更因方便了引车卖浆者的大众，而有了“唤起民众百千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再到后续文革中的一些时髦口号“踏上一只脚”，“砸烂狗头”上升为国家意志，继而文革结束后绵延至报刊乃至学术研究中的所谓官方马列话语兼领导讲稿式行文，则是后话。
再回到学术研究与现代汉语上来。
张远山在抉发庄子奥义时面对语言难以全面表述的无奈，邓晓芒在“让哲学说汉语”时的文化自信，双方之间蕴含了中国语言之于学术研究的张力，亦为现代汉语步狂飙激进的白话文运动之后进一步发展的标示了可能。从张的角度讲，因抉发《庄子奥义》而面对语言有限性的望洋兴叹，这一点上与维特根斯坦之“对不可以言说的事物，就只能保持沉默”似有指涉之交集，然则“休乎天钧”的天道好似更高一筹。前有老子之“道可道，非常道”，后有庄子之鲲鹏展翅南溟逍遥的进一步阐发。道之至高至大、至精至微，无所不在、无所不包，这又与西人之全能的上帝指涉有所交集。形而上的“道”，昭示出形而下的语言操作之于道，只能永远趋近而不能终极抵达，在此过程中汉语言因之得以发展。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庄子之“于学无所不窥”不是随便得来的。邓晓芒先生以冷板凳的沉潜面对康德哲学翻译时，切身体会到了运用汉语言表述西哲的灵活、精妙，于是发出了“让哲学说汉语”的呼吁，其实旨暗含了赋汉语予理性之义在其中。于是乎这里似乎再可以延伸到“道与逻各斯”，承张隆溪的命题，论者可继续在现代汉语之于中西学问发展上继续讲。
当前，也有中人学者面对学说翻译之佶屈聱牙时的无奈（其实背后反映出的是学人的浮躁以及下三滥在此滥竽充数招摇过市的尴尬）。其实都是站在白话文的立场上的自言自语。因此，面向以求真为本真要旨的学术研究，在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迫切地需要第三条路径，即文字的表述需要有合理的文体，语言本身需要精炼、准确，尽显汉语的表述能力为鹄的。汉语所给人的，也不能仅仅是优美的审美意境，更需哲理上的深刻思考与学术上的细致准确——在其中有邓晓芒的文字自信；也不乏张远山面对庄子奥义抉发时面对语言有限性的望洋兴叹——尽管素朴为文的张远山之《庄子奥义》字字珠玑句句洗练，诚乃当世学术研究之不可多得之佳品。在其中，洒家认为有学术研究之于现代汉语突进的更好图景。
因隋唐译介佛学，大抵频繁征引庄学伟词，其原因，不仅仅在于濠梁之上的庄子之“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邪？”悟道式的强词夺理（忽视逻辑，儒道共性也，然则儒家更过犹而不及，这笔账不能一个劲儿算在道家头上）。其原因，更在于于学无所不窥的祖师庄子，语言表述的汪洋恣肆，有那股子笼天地万物于笔下，融“朝菌”、“鲲鹏”于一炉，既逍遥逰又齐物论的精彩阐释。于是乎后世佛家教旨得以在中土滋生，庄学确实有功焉。而在当前无限趋道的庄学，同样可为汉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无限的滋润营养（张远山逻辑推理极强的脑袋去抉发庄子奥义实属当前庄子研究罕见，其实也反映出了庄学之于语言发展的极大潜力）。
当前，言必称希腊式地必读西书，固然反映了西人做学问的扎实，学问由此而彰显的魅力，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国人做学问的浮躁垃圾不自信，连月亮也是国外的圆。但由此也不能忽略了国内芸芸学者中，那些默默踏实的学者之贡献，在此，确实需要有一“齐物论”式地读古今中外的学术名著，凸显学人自身的主体性。既然我们读书强调与先贤对话，是个潜在的互相究诘的过程，那么，因之而来的我们的著述，就不能停留在拾人牙慧、生吞活剥地借用洋理论以论证当前处境之无奈，继而以奴家向官方主子献媚式之建言献策的可悲境地。而是说，须要鼓足勇气，拿出自己独立的思考，摆出自己学理的质疑，进而亮出自己的观点。学术语言的优美不能由文采飞扬去雕饰，否则会水土不服四不像；但学术语言的优美在于文辞简洁，古汉语治学力度之表现在于思想学术上的微言大义，一如黄侃语：“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诚乃斯言！然而，现而今德先生赛先生费小姐使命继续，启蒙尤其是自我启蒙仍未过时，加之知识社会全球化的环境中，现代汉语阐释思想学术不可能再复古式返回古汉语，棒喝一两语句让人领悟。要而言之，现代汉语于思想学术上的应用，在于如何表露出说理透彻、逻辑清晰、文辞简洁而又值得乃至“诱惑”人们一读再读。
由此，对于那些官方鼓噪的文化繁荣自大——其实是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自卑不自信，当不置可否；对于某些学者因在西人面前自惭形秽却对本土历史与现实缺乏深入了解进而缺乏治学志气的行为，同样可以一笑了之。因之，洒家于此亮出的观点是：文化上的自信，不在于群体鼓噪与群氓喧嚣，而更在于个体自由与个体沉潜，在于个体之于历史与现实的独立思考，在于个体用母语思考、质疑、批判、梳理、著述、发展，一如邓晓芒先生那样“让哲学说汉语”式的文化抱负。文化上的自信，实乃源于学者个体的自信。舍此，所谓他人让你树立文化自尊、增强文化自信式的鼓噪，是个伪命题。同样，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的某先生将自信寄寓在空洞的群体身上，同样是既想怎么怎么着又想立贞洁牌坊式的招摇过市。就此，从愤青思想“弃妇”到帮闲学术“烟花女”的“华丽转身”背后，学理的匮乏、心态的自甘屈从、文化上的不自信同样是其原因之一。
再就是在接触西人文献中，因语言的词不达意与译者自身的蹩脚，常常会造成不必要的障眼法以混淆视听，因其读者的非分联想，这对于知识的自洽、作者意图的展示、以及通过字面与读者达致神交神会进而究诘对话而言，实在是一种罪过。就此而言，学好本民族语言与他国语言，也实乃是学者当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2011年5月23日 一稿 2011年8月12日 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