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重经典的角度去联想的话，我首先想到中国的文字，我国的“汉字形成过程”，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的中期”。一种比较折衷的意见，则认为我国文字“在人民中萌芽”为6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形成比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则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朝中、后期。最早的是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8年冬末，而它的价值为人所知则在1899年秋。最早认识甲骨文的人，被学界公认为清末著名金石家王懿荣。王懿荣对金石素有研究，1899年他正在北京做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河南安阳小屯村有一批商代铜器出土，就忙亲赴安阳。然而，他到达时铜器已为商贾运走，发掘处只剩下大批正准备作肥田和药材用的龟甲和牛骨。其中，有一部分较大的龟甲，上有“行列整齐，非篆非籀”的古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王懿荣共收集甲骨片1000余片，被认为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所谓甲骨文，乃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殷朝人迷信神鬼，不论祭祀、战争、渔猎、出入、风雨、年成、疾病、生育，都要卜问“上帝”。占卜的方法是：在甲骨的背面用锋利工具钻两个坑，然后用火烧灼，出现纵横的裂纹，就叫卜兆。再由卜人根据卜兆判断吉凶，把内容契刻在甲骨上，就成为甲骨文。甲骨文里记录了商朝后期的大量史实，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后来，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人越来越多，前后对甲骨文研究作出贡献的有王襄、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刘鹗先后搜得甲骨文有5000余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问世。罗振玉获得甲骨更多，总数在3万以上，先后编成《殷虚书契》前后编等书。罗振玉与王国维对于殷墟地点的考定，为后人研究甲骨文和殷商史指出了可靠的和基本的方向。他们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为河南安阳西北五里之小屯，也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说的“殷墟”， 是商代后期国都遗址。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经过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几种字体的通行时间有时并非截然有前后明显的划分，而是并行或交叉的。金文又称钟鼎文和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从商朝后期开始在青铜器上出现，至西周时发展起来。大体上商后期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不超过50字，西周末年的毛公鼎上铸的文字则长达497字。现在先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约有1万件以上。金文据古文字学家容庚所编《金文编》统计，大约单字共3000多个，其中2000字已经认识。金文的形体和结构，同甲骨文非常相近，基本上是一种字形。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巨大变革，经济文化蓬勃发展，文字应用也越来越广泛。这时的文字趋向简化，各诸侯国因不相统一而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大体上秦国用大篆，六国用“六国古文”。六国古文也是一种“篆”。篆的意思就是把笔画拉长，成为一种柔婉美化的长线条。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规定通行全国的标准字形。秦始皇命令李斯等整理文字，改定字体，由李斯书写出标准字体《仓颌篇》，赵高作出《爱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让全国统一用他们简化后的字体书写，这就是小篆。小篆又逐渐被更方便更简化的隶书所代替。据说隶书最初是由下层低贱的人们使用的，当时“隶”指“徒隶”， 本来隶书这种简便的字是写给他们看的。后来在民间用得多了，盛行起来，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用这种字书写了，到汉朝时就成为全国范围的正式书写体。现在流传下来的汉碑，就是由这种隶书写成的。隶书后来又演变成草书。这是一种隶书的快写体，它发展成为独立字体，大约始于东汉。与草书同时兴起的还有楷书，它又名“正书”或“真书”，成熟于东汉时期，盛行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最后出现于东汉末年的一种字体是行书，基本上是楷书的样子，可以说是楷书的一个支派。楷书、行书和草书，一直流传至今。
可以设想一下，当侵略者进入一个国家，废除了这个国家的文字，类似祭祀这样能够读懂文字的人很快也被遣散，随着他们的老去，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载就再也没人能读懂。于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一种文明，就此失去了“身份证”，成了一种不知道自己父母亲和子女在那里的文明，这个人群的文化记忆也就从此消失了。
由此看来文字是经典的、是记载的文明、是流传的文化。不同的文字述说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语言述说着不一样的历史，走进经典，让你寻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思想知己，不管相隔千年，经典中所记载的情未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