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我

    文学是人学。喜怒哀乐痴忿嗔恨惧在其中。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文学描写的主体是人，重点是人性，是“借暂时的人物来表现永恒的人性”（雨果《九三年》）。作品的成败不在于雅俗，而在于对人性描写的深刻程度。
    金庸武侠小说的突出特点和成就，就在于它刻画人性的深度。在他的笔下，好人坏人的界限已经淡化，正邪对立也并非绝对，“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
    人物作为表现人性的裁体，是一面立体的镜子，在这深处,隐藏作者对于“我”的定位，“我”是人物的基础，是人性的最终归结点。同样，“我”的定位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发展，本文仅以金庸先生四部长篇和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浅析“我”的定位（金庸小说的雅俗性并不在本文的论列之内，因为这种讨论与品评作品的优劣毫无干系）。
    超我：注重善恶之分，崇尚良心与道德，代表某种社会准则。当个人利益以整体利益冲突时，以整体利益为重。
    《射雕英雄传》的主体是寻找“英雄”的真义。
    成吉思汗自认是英雄，郭靖却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依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蛇雕英雄传》Ｐ1450页）其仁者仁心显露无疑。小说中另有一段话语更是表明了郭靖的内心志向。：
    黄蓉道：“蒙古兵不来便罢，若是来了，咱们杀得一个是一个，当真危及之际，咱们还有小红马可赖。天下事原也忧不得这许多。”郭靖正色道：“蓉儿，这话就不是了。咱们既然学 了武穆遗书中的兵法，有岂能不受岳武穆“尽忠报国”四字之教？咱俩虽人微力薄，却要尽心竭力，为国御侮，纵然捐躯沙场也不枉父母师长教养一场。”（《射雕英雄传》Ｐ1442页）
    原来，在作者看来，以天下苍生为重，为国为民的郭靖才真正称得上“侠之大者”，才称得上“英雄”两字， 至于成吉思汗不过是个以江山百姓为赌注的“赌徒”而已。
    的确，郭靖战胜了自己天生的资质愚钝，以博大胸怀与坚强意志练成的绝世的武功，更超越了一己的私家恩怨，成为一个奋不顾身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大英雄。他的仁心义胆是以天下百姓的生死存亡与民族国家的安危祸福为念，大义凛然，大气磅礴。这种“我”的定义在金庸的早期作品均有体现：
    《书剑》中陈家洛的个人形象大分小家子气，固然让人气短，为成所谓的“大业”甘心舍弃至爱去交换，但就从传统伦理观：救苍生重于个人情感的满足，还是符合“牺牲我一人，成就千万家”的道德尺度的，甚至也是中国文化所追求和推崇的；
    作为复仇者形出现的袁承志，无论是潜入宫中准备手刃崇祯之时，还是立志杀满清皇帝以承父业之际，仍是以黎民百姓的幸福为第一重要。“复仇者”本身的形象倒颇显不足。
    由此可见，在这里，“我”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我”的界限，幻化为一种神话、一种精神、一种在现实中极端完美的价值取向，其兼承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我”已经全部融化了，上升为“超我”。然而，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人物郭靖对于这种在价值上取舍完全符合传统道德的要求，故然一生完满，但就其本身而言，对于这种价值取舍的正确性从来就没有过怀疑、动摇和反抗，是全身心的接受并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加以发扬。他对于这种准则的信仰之坚定使得一生无憾的为之奋斗，因此，郭靖就代表了这种社会规范准则，成为一个以超我精神而存于现实中的“神”，一位寓言中的人格之神，从而成为作者的人格理想。
    但是，这个神话的超我英雄多多少少有些完美的不切真实，成为一种概念化的符号，理想化的代表，正如施爱先生在《点评金庸》中所说：“郭靖是典范，但他不是典型，因为他缺少作为独特个体的应有性格。”（p44页）金庸自己也认为“《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