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酒吧，朋友FeiChang直接地对我说：“你不要以为你提意见、FaTie子对社会有益，其实你是一条害虫。”他之所以说出这样一番话是出于对我的爱护，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恐怕也是因为之前讨论过的“诸神归位”的话题的一个延伸。
“诸神归位”的具体所指其实我并不太清楚，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发源于马列哲学理论体系，后来中国经过了清政府的覆灭、民国的垮台、文化大革命和80年代末那场著名的思潮之后，上层建筑逐渐意识到社会各个领域阶层应当“分而治之”，再不能一锅煮地参与政治活动，“谗言乱政”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所谓文人墨士因言获罪的也不少。于是，“诸神归位”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了防止“谗言乱政”，通过政治手段将政治方面的信息切断，让该干什么的干什么去。你是修车的就好好修车，你是教书的就把书教好，换种说法就是告别阶级革命，构建和谐社会。但宣传口径上，一致宣称：积极扩大公民政治参与。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真正意义上走向了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发展改革开放道路，人们埋头建设家园、搞活经济，鲜有人谈论政治问题。我的个人体会是，从1990年开始直到大约2005年这15年间，中国社会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我从童年成长为青年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文青向愤青过渡、蜕变的过程。
从真正意义上说，我算不上文青也算不上愤青。如果一定要有所归纳，那我可能有这方面的倾向。我具备愤青无知的思想状况，这无知是由于政治讯息被有意切断所造成的，我们读的书、看的报刊杂志、电视媒体都是被过滤的，都是意识形态的。我们看不到更好的现实世界，而被灌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思想观念，我们身陷在政治正确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这一点如果不能自觉，只要对比一下80后韩寒就可以清晰地知道：在我们国家，仅需诉说常识便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这其实是相当悲哀的。而前面所说的无知就是基于常识而言的，也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其实还不具备作为公民的常识。
因为常识逐渐被广泛地认知，但还没有完全被认知的时候，愤青的数量呈批量的规模被制造出来，大家对一些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但又无法找出罪恶的根源。比如说到官员贪污腐败，愤青们一般会从道德层面进行谴责，主张厉法重刑，总是寄望于出现像朱镕基这样的铁腕人物。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很容易走极端，甚至是进步的反面。很少有愤青相信法治，说起法律，他们会说这些都是骗人的，即使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走上法治的轨道，但我们的需求方向不能偏离，否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法西斯，要么文革。
这样一来，我就很迷茫了，如果说我FaTie表达观点是“出位”，那我本来的位子在哪里呢?没有正式工作，也没有办法融入农村，没有固定资产，更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特殊的技能，没有婚姻，也没有家庭，哪里才是我的位子呢?在我和很多同龄的朋友交谈后才发现，原来我们这些人是没有位子的，所谓的“诸神归位”并没有包括我们，我们只是垫脚石。
昨天被老周拉进了一个作家QQQun，大家对“作家”这一职业进行了一番调侃，我开玩笑说“作家都是装逼犯。”结果惹得老周很不爽，正斗嘴间，一个在LunTan里看过我帖子的朋友蹦出一句：“王力黑是社会的反光镜，很尖锐，在欧美你会很火。”结果老周可能是因为还在为我前面的那一句生气，恨恨地说：“在中国你会很窝囊!”其实他们两个都说得很对，在欧美的那些民主国家里，我很怀疑会有我这样的人出现，因为我不相信我们这边发生的事情他们那边也能发生。在中国，每一天都有评论不完的素材，每一天都上演着荒诞的闹剧。而评论，不是作为一种基本权利而是作为一种冒险活动而存在的。评论，特别是批评，被扭曲为反面的、负面的诉求，稍有出格就会遭受打压和威胁。在这样一种言论环境下，很多作家、文人、写手纷纷选择只说“安全的话”，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这实际上形成了对批评的孤立和无意的丑化。你为什么要批评?你对社会不满?你心理阴暗?这些反问使批评者举步维艰，在中国几乎所有敢于批评的人都被划为了坏分子和心理障碍者，属于害虫一类。
这是另一种精神迫害。
很多时候我在反思，我为什么感到不满?为什么我会愤怒?为什么我要批评?开始我以为是正义和良知，也是责任，多少有些崇高的想法作祟。当我经过了一些事，认识了一些人，了解了一些想法后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为属于自己的“位子”而怒而骂而哭，这“位子”就是——免于恐惧免于压迫的生活。
当这个国家大部分人没有位子的时候，“诸神归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注定有些人是无位可坐，无路可退的，当这些人无路可退的时候，批评其实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的，虽然批评并不是令人开怀的事情。
既然无位可坐，既然无路可退，我将继续以“害虫”的面目嬉笑怒骂，直到杀虫剂的毒液喷入我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