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达尔文理论常被简称为“进化论”，实际上《物种起源》一书中只有最后一页出现了“进化”字眼，其他地方都是“适应”。当进化观念、低级和高级的概念渗入几乎一切学说、主张后，蓦然回首，科学家们发现，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从鱼类到哺乳类的这种似乎是不断复杂化的趋势，是被人们刻意挑选出来的印象。
为了更好地适应，物种显然有两种演化趋势——复杂化和简单化。复杂化固然更精密灵巧，但更多的部件也意味着风险的成倍增加，因为一个部件出了问题整体就可能陷入瘫痪。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证据表明复杂化的演化比简单化的在适应中更有优势。理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种的复杂程度概率分布应当近似正态分布。但实际情况是，简单化是有边界的，大不了到病毒，然后再很难简化了，而复杂度是没有边界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是，在有几乎同样概率复杂化和简单化时，经过亿万年后，简单物种的数量（如细菌、昆虫）大大超过了复杂物种（如哺乳动物）。“进化”的趋势是不存在的，人类的出现，是极小概率事件，在若干亿年前，人类祖先的兄弟们，现在都是细菌。
但这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一直以为，封建农奴制比奴隶制更“进化”，而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和小农制更“进化”，并由此认为，从“低级”社会走向“高级”社会是一种必然趋势。无论启蒙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无论列宁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似乎都认同这一点，认同这种线性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可社会同物种一样，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自身结构的复制和永续，通过变异和适应的手段。“进化”不是社会发展的内生目的，所以社会发展同物种衍化一样，必然同时存在两种方向的趋势，而不是复杂化、高级化一种。也就是说，从一个源头出发，相互孤立的社会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树状的。在这个概率分布中，最复杂的形态就像哺乳动物在整个生命谱系中一样，是小概率事件，是一系列努力和幸运的综合。
有两个我认为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复杂社会简单化得可能性：
1 随着17~18世纪西欧工业的发展，东欧从事农业越来越变得具有比较优势，即越“适应”。于是，在西欧高歌猛进、快速工业化的同时，本来已获得相当自由的东欧农民重新被获得暴利的土地所有者强迫变为农奴，并加以残酷剥削，以应对西欧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从小块土地上的自耕农，到大庄园里被束缚的农奴，是典型的“退步”，但发生了，因为这是适应的。贵族获得了暴利和更加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这样的社会结构是稳定的。
2 有人会说，东欧社会的上述变化是受到了外来影响，不算数。但物种演化过程中，之间哪能不相互影响呢？也罢，还有一个更加绝妙的例子：从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地主+自耕农到魏晋时期的地方割据、庄园坞堡领主农奴。魏晋时期的中国只是内战频繁了些，并没有被异族大面积统治，也没有高级文明同中国大规模贸易，怎么也出现了这种倒退呢？这个我还没完全搞明白，可能是因为人口数量的急剧减少、劳动力相对土地的稀缺程度上升，再加上兵灾对小农生活的巨大威胁。但无论如何，这种“倒退”自发发生了，而且是适应的。顺应这种潮流的政权，东吴和晋，存活的最久。反对这种潮流、坚决维护中央集权的政府，曹操的魏和蜀汉，消亡最早。简单化，有时也是适应的。
回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来。资本主义，一种综合的社会结构，能够允许并刺激资本扩大再生产，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社会制度，毫无疑问比过去出现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更复杂。它的出现，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新大陆的金银，东欧的农业化，中央政权的相对软弱，新兴阶级的远离中枢，尼德兰神奇的共和传统，思想、科学和技术的适时突破，等等。这一切，难道是必然的？难道欧洲自从中世纪中后期起就埋下了资本主义的种子，必然会生根发芽？哪里有这回事！中国也一样，宋明清出现了“萌芽”，并不能保证它长大。任何一个突发因素，都可能彻底将其埋葬，比如禁海令，比如清军入关，比如美洲作物引入导致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稀释了人口压力、延缓了廉价劳动力的批量出现。
重要的不是过去，是未来。没有人能保证中国在社会结构上作出足以向全球推广的重大创新，也没有人能保证一体化的世界甚至人类本身进一步的复杂化。不给出美好的未来会使大家丧失信心而变得消极吗？无论怎样，即使危机、困厄和挣扎不是“进步”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没有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