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为什么中国历代国家法典侧重刑法和行政，轻商法和民法，把商事、民事留给民间特别是家族、宗族自己去处理。当利益交易和民事范围主要以家族、宗族为界线时，生计与其它民事与其说是社会问题，还不如说是家族内的问题，所以中国历来有详细的家法宗法，而缺少国家层面的民法内容。结果，中国留下的传统中缺少有利于外部市场发展所需要的非人格化法治体系。
一旦人们的经济交易范围如此，跨地区的商业和非商业往来自然不会太多，各地的方言以及亚文化就可长久维系。相反地，只要人们开始流动起来、市场范围有实质性拓展，那种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就会瓦解。
跨区域一体化的市场要求亲情、乡情之外的信用
1840年前后的鸦片战争是挑战古老社会秩序的突破性事件，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具体地说，那次战争后的《南京条约》迫使中国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从此，外商可正式进入中国，中国则不情愿地开始加入世界。改变中国跨地区贸易规模的第一事件是1862年由美资旗昌洋行引进的蒸汽轮船，将机械动力带入水运和海运，从此改变了长江和沿海的水运规模与速度，革命性地提升了地区间贸易规模。
如果再回到以湖南茶陵为例的话，蒸汽轮船的引入可能没对它产生任何直接影响，因为没有汽轮能进入茶陵。对茶陵而言，火车是一个影响更深远的技术变革。火车最早进入中国是1876年，当时的英国怡和洋行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口15公里长的铁路。只是火车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对中国人冲击太大，引发不少民间游行抗议。压力之下，1877年被清政府花28.5万两银子买下这段铁路并拆掉，结束中国人跟火车的第一次可笑的经历。停顿几年后，到1881年，在李鸿章的推动下，清政府才开始修建铁路、尝试火车运输。1899年，清政府着手修建杭州至湖南株洲的浙赣铁路线，途中经过醴陵。民国时期完成该铁路线从醴陵延伸至茶陵县的支线，这算是第一次把现代化带到茶陵，也是第一次将茶陵与外部世界的连接提升到全新的规模。
如果说火车运输规模大，但可通达的地方有限的话，汽车运输的渗透面几乎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1940年汽车第一次来到茶陵，应该算是茶陵史上重要的划时代事件，它使茶陵真正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一部分。1940年是抗日期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把临时省政府搬到茶陵边上的炎陵县，为此修造了茶陵至炎陵县的简易公路，这成了茶陵的第一条公路。此后，公路建设在茶陵逐年拓展，特别是1970年代之后，新修的公路网几乎已渗透到所有的村落，把各村各户都纳入全国一体化的市场中，村与村、乡与乡、县与县、省与省间的距离顿时被压缩到很短。
不过，光有硬件交通网络还不够，在经济制度上还必须保证人们有致富、有自由贸易的权利，特别是要有哪里最赚钱就可以往哪里贸易的权利，也必须有移民迁居的自由。否则，再好的硬件交通网络也不一定带来人口的流动和市场的发展，也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转型。1978年邓倡导“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此，让人们根据自己最好的能力选择在对自己最有利的领域创业，利用西方制造技术以最大规模生产或耕种，然后通过现代交通运输网络把生产的东西拉到最赢利的市场去卖。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也是基本权利。一旦市场放开了、经商创业自由了，人们自然会充分利用交通运输网络去创业，去在最大范围内找市场。在这种激励下，现代交通网络让茶陵人能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走出去，或去就业，或去经商，或去创业，也可能去求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