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11月29日,我在博客中发了一篇题为“ 假设三年前中国为朝鲜提供了核保护 ” （点击看）一文，文章中主要推荐了2003年8月8日敖广先生在《舰船知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博文不仅引来了网民众多的讨论，同时在香港《东方日报》上也遭到一位名为司马成先生的强烈批评和谩骂。为此，我再次邀请敖广先生将他的观点进一步说明，希望关心未来中国国家安全的网友能积极参与讨论。以下就是敖广先生的文章：
再谈地区军事平衡问题
敖广
危机 悍然 军事平衡
三年前，朝核六方会谈开始时，当时流行的说法是 “坐下来就是胜利” 。三年后，朝鲜已经悍然了之后，与会的各方是否应该回顾一下三年来的作为呢？
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一个国家面临地区安全危机，处理得好会获得长期安全保证，比如从1950年到1990年的朝鲜半岛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处理不好会带来长期的麻烦。
对策，是解决危机的方法。一个国家面临危机时，可能有多种对策，但只有一个是正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有采取了正确的对策，危机才能向有利的方法转化，这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年前，本人曾在《舰船知识》上撰文分析过朝鲜半岛地区50年来的军事平衡问题以及朝核危机的起源。今天，仍有再谈军事平衡问题的必要。
朝鲜在高科技战争中的战略地位
每当朝核危机成为热点，美国的宣传机器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就开始制造一种奇谈怪论：“朝鲜与中国的安全无关”。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的邻国安全都不影响我们的安全，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把手伸过辽阔的太平洋，要对朝鲜搞什么“政权更替”、“先发制人”呢？
美国的传统战略，一向是通过占领大陆边缘地带，来控制内陆地区（这种控制包括封锁海上贸易通道和向内陆进攻两个方面），“边缘地带”战略符合美军海、空力量强，而陆军兵力较少的特点。但美国在已经长期控制朝鲜半岛南部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还要进一步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呢？这是美国对中国的中、长期的遏制战略决定的。
假如美国控制朝鲜，那么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就多了一条武装干涉的新战线。美国对干涉台海冲突的多种设想中，除了美海、空军主力直接在台湾海峡参战外，还包括一种设想： 让台湾吸引和消耗解放军空军主力，而美国空军主力转而大规模空袭中国首都和北方工业基地的计划。
以美军最拿手的空中打击为例，从美军在南朝鲜西海岸的乌山空军基地（拥有2700多米长的跑道，平时驻扎F-16、U-2等），群山空军基地（拥有2700多米长的跑道，平时驻扎F-16）到北京的直线距离是900~1000多千米，从南朝鲜南部的釜山、大丘到北京直线距离为1200多千米。即使是装备先进的美国空军，从这样的距离上发动连续的大规模空中打击，也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距离北京最近的一线美军基地，同样受到“三、八”线附近的朝鲜导弹的威胁。
美国空军中作战半径大的F-15E战斗轰炸机数量较少，只有200架左右。对地攻击的主力，仍是F-16系列，有1400架左右。F-16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时根据外挂和飞行剖面的不同，其作战半径为440—1400千米左右。从以往的战例看，要考虑载弹量，规避防空区，低空突防，编队等因素，美空军进行高强度连续空中打击的距离一般在500~700千米距离内，而对900千米以上的远距离目标，只能进行小规模突袭或低强度区域控制。
例如：
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从意大利美军基地到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500多千米。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从科威特美军基地到巴格达只有400多千米 。
即使在500~700多千米的作战半径内，为了增加载弹量，美军还经常采取一次任务中多次空中加油的战术。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军飞机起飞时多挂弹少加油，起飞后先到加油空域进行空中加油，然后飞抵目标区投弹投弹，投弹后再次空中加油，最后降落。采用这种战术，可以增强打击能力，否则，即使飞机技术保障能跟上，飞行员体能也承受不起连续出击的消耗。但多次空中加油的战术需要一个距离轰炸目标较近，而又很安全的加油空域。如果美国以北京为空袭目标，很显然，这个加油空域不可能选在黄海上空，因为预警机、加油机之类的大行军用飞机，飞行高度高，机动性差，很难规避远程地空导弹的攻击。虽然美军新研制了小型制导炸弹，可以增加一次出击打击目标的数量，但对于坚固的地下目标，重磅炸弹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美军进行空中打击通常要选择多条攻击航线，如果只有狭窄的空中走廊，对防空一方非常有利，而攻击机群的危险性就增加了。1999年，从意大利起飞的美机经常遭到南斯拉夫防空部队预有准备的伏击，击落F-117的战例就说明了这一点。美军在取得南斯拉夫周边国家的基地使用权后，攻击航线增加，南斯拉夫防空网的效能就下降了。从南朝鲜起飞的美军飞机只能从黄海上空飞行，两侧要受到部署在山东半岛和朝鲜西海岸的雷达网的监视，高空飞行还可能受到远程地空导弹的攻击，无论是从空中突防还是从情报战角度看，都是非常不利的。
美军虽然拥有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但要发动一次连续的大规模空中打击，仍然需要很多理想条件。如果美军占领朝鲜，并在朝鲜建立基地群，美军就拥有了大量前沿信号情报侦察站、有了靠近目标的前进基地和安全的加油空域、解除了攻击航线一侧的威胁，拥有多条攻击方向等等有利因素。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局部战争这个概念，正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才被世界各国军界普遍接受。因为朝鲜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参战国拥有核武器，但最终没有使用的战争。参战各方之所以能把战争的手段和区域加以严格限制，先决条件是拥有一个可限制的独立战场。如果未来战争一开始就在中国本土爆发，由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逐步升级为大战的危险性就大大增加了。大国之间应保持距离，这就是战略缓冲区。
由此可见，在高科技武器大量使用、广泛进行空中打击的时代，朝鲜对中国安全的战略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
朝鲜与台湾战略方向的关系
朝鲜半岛和台湾岛，在地理上并不相连。但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命运却密切相关。1895年，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战场虽然在朝鲜，割让的领土却是台湾。1950年，美军参加朝鲜战争，在中国并未出兵朝鲜之前，美国就出动海军阻止中国军队解放，并派出空军驻扎在台湾。上述两次战争的史实说明，对中国来说，朝鲜和台湾两个战略方向是互相牵制的。
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战略方向，但一个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主要战略方向。这是被世界军事史反复证明过的普遍规律。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违反了这个规律，所以两次都遭到了失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一面在西欧和苏联对峙，一面又长期陷入越南战场，最终在越南战败。前苏联在欧洲和远东地区都集结重兵，长期和北约及中国对峙，最终消耗国力过大而解体。中国同样不可能兼顾朝鲜和台湾两个战略方向。而朝鲜距离中国的核心地带距离比台湾近，所以 一旦朝鲜失守，台湾方向自然就处于次要地位。
战略方向的转换，对海、空力量强的现代化军队来说比较容易，但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不但关系到兵力分配，部队训练，战役战术研究，还关系到各军兵种投资比例。特别是海、空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大量资金投入的过程。
现在，三八线由朝鲜人民军守卫，中朝边境一条安定和平的边境。一旦美国控制朝鲜，中国就需要在鸭绿江一线部署重兵，而且中朝边境线的长度是三八线的两倍还多。三八线多山地，易守难攻，而中朝边境很多地方是平原，除了一条鸭绿江无险可守。考虑到地形因素，再加上纵深兵力， 守卫鸭绿江需要的兵力是守卫三八线的三到四倍。
由于战区地理环境和主要作战对象不同，部队的编制、教育、训练都有很大差异。在中苏对峙时期，甚至连北方步兵和南方步兵的编制都不一样。
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防空力量也需要加强，必然影响到南方的防空力量。海军建设投资必然受到影响。由于纬度跨度大，武器装备的研制也需要做很多调整，例如前苏联曾经送给印尼一艘重巡洋舰，这艘在北方海域运转正常的军舰，到了南方湿热环境中，电子设备中凝结的水汽无法排出，没几年时间，军舰就无法使用了。
正式因为朝鲜与台湾战略方向之间的关联，冷战结束后，虽然苏联压力解除了，朝鲜半岛本应结束长期对峙状态。美国却转守为攻，提出“朝鲜崩溃论”，对朝鲜进行“政权更替”，把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美国甚至研制微型核武器，要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一旦美国控制了朝鲜，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产生极大的牵制作用。
邻国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
中国历史上长期奉行藩屏政策，通过建立中央政府与周围藩属国之间的安全关系，使中国的战略边疆大于国土边疆。明朝万历年间，长达7年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就是这种安全关系的成功范例。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侵略，中国的战略边疆长期小于国土边疆。特别是朝鲜半岛，成为敌国入侵的主要通道。
1949年建国后，直到1978年，近30年时间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通过进军西藏，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等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在朝鲜方向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到三八线，在越南方向把美军赶出了中南半岛。在南、北两个方向上都把战略边疆推到了国土边疆之外。朝鲜战略方向基本安定以后，为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能忘记的是台湾方向上，战略边疆仍小于国土边疆。
1978年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同样认为邻国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是在外蒙驻扎着苏军一个集团军和远程防空导弹部队；阿富汗驻扎苏军一个集团军；越南又企图吞并柬埔寨和老挝。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一面积极支援阿富汗和柬埔寨反侵略斗争，一面公开提出著名的“中苏关系三大障碍” 作为改善中苏关系的前提条件：（1）苏联从蒙古撤军，（2）苏联从阿富汗撤军，（3）苏联说服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89年1月，越南宣布将于9月之前将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1989年2月15日，苏军全部撤出了阿富汗。同年，苏联宣布撤退驻蒙集群（1992年撤退完毕）。苏联满足了中国消除“三大障碍”的要求，中苏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无论是出兵援朝、援越，还是“中苏关系三大障碍”都是有关邻国安全的问题，中国第一、二代领导人，从来不用“事不关己”的态度看待邻国的安全问题。因为中国长期奉行积极防御战略，邻国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
恢复军事平衡是最优选项
一旦出现安全问题，有可能最终和平解决，也可能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所以说危机，是危险也是机会。面对危机，通常有三种对策:（1）妥协，（2）战争，（3）恢复军事平衡。
其中妥协是最差选项，因为妥协的实质是先承受损失，再被迫进行战争。不但没有解决矛盾，没有代价的收获，反而刺激了敌方的胃口。西太后和蒋介石每次遇到危机都首先选择妥协，但从来不能避免战争。蒋介石在“9.18”事变时的妥协，并没有避免中日战争，反而先丢掉了东三省的土地、资源和人口。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前推行“绥靖主义”，最终也没有避免二战爆发。成为千秋万代笑柄。
战争的风险和代价都很大，但有时是不得已的选项。国家利益两个最基本要素是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其中安全利益永远高于发展利益。所以一旦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就必须坚决给予回击。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两场战争是用战争手段恢复地区和平的范例。
利用危机爆发后到战争爆发前这个时期恢复军事平衡，既缓解矛盾，又避免了战争的破坏和风险。建国以来，中国的努力下，周边形成了南、北朝鲜、印度和巴基斯坦、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军事平衡。尽管他们之间实力并不相等，但加上中国因素就处于平衡状态。维护这些军事平衡，所提供的军事援助，有时甚至是军事行动所花的代价，远远小于周边出现数个军事强权对中国的威胁。假如越南吃掉柬埔寨和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假如印度吞并巴基斯坦，假如美国占领整个朝鲜。中国的安全形势就处于强敌环伺的状态下了。可见恢复军事平衡是解决危机的最佳选项。
恢复军事平衡与战争相比，成本也是最低的。因为战争是两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全面较量，一旦投入战争，就有可能暂时牺牲其他利益来赢得战争。而恢复军事平衡的努力是在和平状态下，越是大国，利益牵涉面也越大。兵之形象水，避高而趋下，避强而击弱。所以在一个地区恢复军事平衡，就有可能把大国的兵力疏导到其他地区，使本地区处于长期安全状态。从军事实力看，弱国固然不可能在短期内追上强国，但弱国的战略目的也有限，所以只需要针对强国的长技进行遏止，就可以恢复军事平衡。
综上所述，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建立和谐世界，首先要维护好周边地区的和平，邻国的安全就是中国的安全。恢复朝鲜半岛军事平衡是朝鲜半岛长期安定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