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和慌乱，我们才可能找寻自己的方向。
二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
任何辩论参与者，唯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三
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它是中国历史书上不断出现的一个明君和一个时代，或是一位清官与一方水土的关系。这些官员的首要特征，不是在于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度带来某种新面貌，而是在既有框架内，利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为自己的所属地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四
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她赢得尊敬的方式，不在于她生产了多少物质，而在于她是否遵循某种准则，是否具有胸怀，是否为世界贡献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是否启发了世界不同的思想方式。
这个国家像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一样，性格中有着惊人的忍耐力，却又经常在某一瞬间突然爆发出郁积已久的愤怒，这种愤怒难以阻挡。我搞不清楚这种性格突变性的缘由，或许与我们一直以来培养人的方式有关。个人并不存在，他要依附于一个大家庭，或是听命于更高的权威。人们主要依靠外在的标准，而不是内心准则，或是超越世俗生活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行为。这就像没有中间基准的钟摆。中国情绪的钟摆，很容易从自我中心的一端摆到自卑，又从自卑摆回了自大，但就本质而言，这两者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是真实的自己。
五
我们看到了那么多中国经济变革的成功人物，但对于更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坚定与聪明、或许也没那么狡猾与冷漠，他们看着周遭世界眼花缭乱的变化，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许也会意识到，他们无法分享到整体社会经济的成长，也变不成那些成功者中的一员。他们通过什么来抚平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刻，我们能够依靠的仍然是友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一个好的社会，不仅可以创造源源不断的成功者，还要能收容那些“失败者”。而如果那些“失败者”在失意的时刻，仍不将失败感转化成愤世嫉俗、冷嘲热讽，仍能对生活抱有希望，对周围世界持有温情，去珍惜自己曾经相信的原则，他们才是“日常生活的英雄”，这是一个社会最稳固的基石。
六
个人的行为总是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你分不清是谁改变了谁。我从前经常将问题归咎于体制，那些制度毁坏了个人品质。但是，谁又不是这制度的一部分？当你心安理得地生活在制度中，又像旁观者一样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时，你的批评是否不无虚伪？
七
我一直深信，像所有社会的转型期一样，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艰苦的工作。这一代与未来几代人，要将我们的热忱与精力投入到一场构建一个值得生活的好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而这个看似矛盾重重的社会，也为这几代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舞台。历史已经让我们看到了1890—1920年间，美国如何在两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个相对幸福、公正的社会；或是1976—2006年间，西班牙如何从压抑、封闭的佛朗哥年代，变成了开放、自由、富有创造力的新国家。人们也会看到那些曾经压抑在贪婪、放纵、残忍的表象下，充满爱、友善、积极、宽容、希望的人性光芒。
——《中国纪事》许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