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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有一门《生物学对社会学科的启示》。达尔文理论向社会学科的渗透至今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一些根本困难还没有打通，但前景无疑是光明的。至少人性善恶这种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到了达尔文理论这里才被终结，更多的问题有望在这个新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上取得重大进展。当然，这很困难，至少生物学本身还要突破，给社会学者们更多细节和营养。这是这门课期末论文的节选，也是《中国道路并不独特》的哲学基础。只是我完全不懂生物学，连高中的时候都没好好学过……这几段都是一派胡言，纯属瞎想，哂之可也。能吸引更多人了解，生物学有望促进基础哲学的突破就好了。
猜想篇：广义的自然选择
一、“基因”是什么
我们始终在谈论着“自私的基因”，但基因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还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在双螺旋DNA分子链发现之前，基因就像物理学中的“以太”一样，是一个被思维逻辑推论出来的概念而已。我们认为，生命现象中必然存在某种机制，可以精确地对生命过程进行复制，我们称之为基因。后来发现DNA和RNA担负着这一任务，“基因”就成为日常话语中这类遗传密码分子的代称。
但在我看来，“基因”的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基因”不单单要具备作为遗传密码的两大特性：复制性和可突变性。达尔文理论的发展，还证明了基因在自然选择的要求下具备另一种特性：尽一切可能追求自身的长期存在，而这是仅仅DNA和RNA所不具备的。
换句话说，DNA和RNA本身，不过是一些碱基对组成的分子链，它们仅仅具有一些化学特性，如复制和突变。这些分子不过是一些特定空间结构和时间时序的一对一的“名”而已。正如一个人的名字不会具有一个人的全部属性一样，DNA和RNA并不能具备它们所指代的结构和时序的全部性质。是那些特殊的结构和时序而非DNA、RNA，才能具有“达尔文属性”——应对自然选择、保留有利的变异、淘汰有害的变异、追求长期存在的性质。
譬如，我们现在完全已经可以人工合成或提取一些DNA和RNA，并通过冷冻等种种技术使它们长期存在于实验室中，但难道说这些分子就是“基因”吗？它们可并不具有“自私”的性质啊！只有这些分子的一段段所实际一对一指代的那些具体的生命的千万种结构和时序，才能在复制和突变之外，拥有“达尔文属性”，拥有“自私”的能力，它们才是“基因”。
二、广义“基因”?
既然基因是拥有复制性、可突变性和达尔文属性这三个性质的结构和时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广，将一切具有这三条属性的结构和时序视为广义“基因”？
譬如，股份公司制（Corporation）这种人力与资金的组织模式，可以将广泛的社会剩余资金集中起来，交给专门的人员去打理，然后以分红、股权转让等方式回馈投资者。这种结构最早出现于荷兰，可以借助众人的力量完成过去个人资本不可能做成的事情。它一旦出现，就在同个人资本的竞争中表现出巨大的优势（如规模大、抗风险能力强），然后迅速传播开来。这种组织结构同时具有复制性、可突变性和达尔文属性，因此完全可以将它作为一种“社会基因”来看待。
同理，各种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归结起来不过是一系列空间结构和时间时序而已，都可以视作广义基因——一种社会基因，并具有基因的三种属性：复制性、可突变性和达尔文属性。
但有人会说，提出社会基因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最终都可以还原为生理基因的作用。对此我的解释是：第一，就像化学过程、生理过程在理论上都可以最终归结为物理过程，但我们还是需要专门创立化学、生理这些科目一样，更高层的现象有其独特规律，在更高级层次上研究可以节约完全由基层规律演绎的繁琐的成本；第二，就像热学问题在理论上都是力学问题一样，但由于分子的庞大数量，使我们不可能搞清楚精确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从而完全依靠牛顿定律解决热学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展出一套热学独特的较宏观的研究方法。
在涉及生命行为的从生理到社会、国家等各个层面上，可能都有许多结构和时序具有广义基因三属性：复制性、可突变性和达尔文属性，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各个层次运用自然选择的一般规律解释世界。
三、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哈姆雷特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醉鬼理论”认为生命同时具有向简单、复杂两个方向演化的可能，并揭示了细菌、昆虫等比较“简单”的物种在种类上比鸟类、哺乳动物等较“复杂”的物种要多得多的原因，以及人类是演化的一个偶然这个事实。但是，为什么人类同其他各种生命，不论细菌、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之间的差别如此显著？为什么人类的地位如此独特，“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地球的实际主宰，以至于李零先生说，“人跟人的差别，比人跟动物的差别还大。”
我以为，人跟动物的最大差别，可能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层次方面。自发生农业革命以来，人类可以自己生产食物，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爆炸和人类组织结构的巨变。从那时起，自然选择对人类生理结构和时序的作用就越来越弱，而对人类社会结构和时序的作用越来越强。有人说，随着医卫条件的改善和一夫一妻制、避孕手段的普及，人类已经逃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人类将停止“进化”而保持稳定。仅从生理层面而言，或许是的，但从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结构来看，“进化”并未停止，社会层面的结构还在不停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即使在动物界，同样存在“社会”或群体层面的自然选择，只不过它们的群体要么较小，要么结构简单，从而自然选择始终还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个体的生理结构层面。只有人类，因农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分工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超越繁殖速度的增长，才日益在生理层面逃脱自然选择，直到今日之发达国家，几乎完全超越了生理上狭义的自然选择。但这仍是一个连续谱，而不是一种突变，先天残障、疾病者未必能找到配偶，而聪明过人的成功人士可能包二奶或有私生子，都是生理层面上自然选择的残余。
四、农业和资本主义的普及
社会基因的复制性，除了我们上面举的股份公司制的例子，以农业和资本主义的传播表现得最为充分。
农业在西亚率先出现后，马上就要同传统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竞争，就像曼彻斯特重工业化后突变出来的黑翼蛾要同白翼蛾竞争一样。农业因其庞大的人口、专业化的管理机构和军队毫不留情地取代狩猎采集方式，迅速扩张至所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
这是不可避免的普及。狩猎采集族群要么效仿农业生产方式，要么被消灭，没有第三条独善其身的道路。同生理层面竞争的唯一区别是，社会组织层面的结构和时序不是必须要通过代际才能复制，而是灵活得多，复制周期短得多。所以自然选择更侧重于社会层面的人类就比其他动物在最近一万年演化得快得多。
今天的资本主义类似，其高度的社会分工极大地提高了人均产值，浩浩汤汤，不可阻挡。多元化、多样性丧失，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都很正常，就像地球历史上大部分物种都灭绝了一样；好在社会基因同样具有可突变性，所以人类社会也绝不会变得越来越单一，只是在适应的基础上再分化、再分别适应具体环境或曰“国情而已。
五、国家的目的：适应以长期存在
1. 适应而非进化
正如达尔文理论的表述本来应该是“适应”而非“进化”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也是适应，而不是进步。历史上，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静止的层面上，而对社会“进步”的信念主要源自于以下事实：近代以来人均GDP的不断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但这仅仅是最近几百年才刚刚出现的新现象。
也像达尔文在群岛上获得了他的理论的灵感一样，人类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自然实验揭示了环境会多么有力地指挥社会的发展方向。同样的祖先，却在比较短的时间（不多于3000年）内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i]”而其原因却只能由环境因素加以解释。
但我们的思想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即将“环境”的概念扩展，将地理环境、地质环境、生物环境以外的因素包括进去，比如，地缘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由于平行的其他社会的存在而造成的种种因素。一个突出的例子，比如，俄国军队在1814年横扫欧洲，是打倒拿破仑帝国的主力，却在半个世纪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在自己国境内迎战渡海而来的英法远征军时，损失极为惨重。同样的社会结构，加上发展了的经济和人口，主体的结构并无太大倒退，中央机构的反应即主体的行为也没有多少失误，战争成果却有天壤之别，这只能用环境的剧变来解释。英法这半个世纪在工业化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法国农业产值占GDP百分比已经急剧下降，特别是英国已经基本成为了一个工业国，是环境的变化选择了俄国内部的不同派系——克里米亚战后俄国改革派迅速上位——领导了解放农奴、发展工业、发展教育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其直接方向显然更是为了适应“环境”；如果“环境”不变，任何结构都将趋于稳定，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主动发生。（所以“进步”也不是那么值得我们大力歌颂，好像“进步”有百利而无一害；事实上，在“进步”之前伴随到来的，必然是环境的剧变、危机、痛苦和部分淘汰，这一部分不应轻易脱离我们的视野）
因此，人类社会可以同生命类比，要受到种种广义“环境”的制约。社会并没有向某种状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什么“普适价值”。
2. 国家的生存
适应是为了什么？严复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但雄孔雀的尾巴告诉我们，它们为了增强吸引力可以不惜浪费过多能量到毫无用处的尾巴上，即生存能力本身有时候还要向生殖能力让步。这种“生存能力”（在长期中孔雀这种生命结构的适应能力）与“生殖能力”（短期中雄孔雀争取交配对象的适应能力）的尖锐冲突，在非生理的社会层面，存在吗？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回顾了1500年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并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如果将统治集团租金最大化（从而使统治集团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短期利益视为“生殖能力”，将整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带来的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视为“生存能力”，我们立刻会发现，这两种关系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雄孔雀们可能为短期诱惑，在尾巴上开展军备竞赛而导致长期中整个物种的灭绝；统治集团也可能为了今天吃饱，不管明天后天洪水滔天。克制政府开支、保持信贷信用的英国政府，促进了本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迫于军费压力的西班牙政府，横征暴敛、借债不还，使西班牙人在工商业方面裹足不前，最终从一流强国变成了二三流国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适应最成功的国家，或许就像适应最成功的物种一样，历经种种考验，也因为一系列好运气，赢得了一定时段的优越地位。但不断变化的环境和自然选择又使它们不能停留，总要投入不断的生存竞争之中，还可能随时因为孔雀尾巴这样的短期诱惑发生正反馈和自锁定，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损害了长远的适应能力。总之，从达尔文理论出发解释社会和国家行为，似乎是一条光明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