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课上说过一句话，“在任何社会中，意识形态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组织费用（而防止搭便车或许多其他弊端）的最好方法”。
在前现代社会，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帝国和城邦是两种典型的国家模式。（如波斯vs希腊）帝国与城邦、或封建自治小邦相比较，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中央集权，中央直接管理地方，全国政令统一，存在规模效益，可以调配大量资源；而劣势则在于帝王与百姓距离遥远（无论地理的还是心理的），向心力差、凝聚力差，虽然对外威风，但容易祸起萧墙陷入分裂和战乱。历史上的大帝国往往昙花一现，就是不能平衡帝国的优势和劣势，一味扩张（包括对内扩张政府威权和对外扩张侵占领土），直至边际效益小于边际成本，蚁穴溃堤，帝国大厦轰然崩塌。这其中的典型案例就包括我们的秦帝国和隋帝国。
为了平衡规模效益和组织成本，我们的先民经过由秦到唐的千年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庶族地主+儒家思想的适度规模帝国体系（所以易中天说曹操和诸葛亮的法家政权都是历史的插曲），在东方光照寰宇；而西欧经过更长的黑暗时代逐渐认同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最佳平衡模式。神圣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和统一德国、意大利的崛起，莫不证明了这种新生国家模式的强悍生命力。
就中国而言，儒法两种主要的统治意识形态互争雄长了两千余年，直到本朝太祖时期仍要为法家翻案、将孔家店打倒。太祖多次称赞秦始皇、曹操，为殷纣王、隋炀帝的历史功绩也给予充分肯定，便是明证。然而，就像arch版主所说，法家是一种高成本高效率的统治方式。而儒家作为最适合地主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它有效地降低了组织成本，规范了人们的自觉行为，使得农村基层乡绅宗族自治成为可能，从而节约了帝国运转的费用开支。（事实上，这种低成本的基层自治直到土地改革和打倒地、富才正式结束）
法家大概只适用于天下大乱之时(社会组织成本已经很高了，法家统治造成的组织成本进一步提高由于边际递减而小于其效率收益)，在海内一统、防务威胁消弭之后，法家将暴露出社会矛盾激烈从而组织成本过高的缺点。
翻开《万历十五年》，黄仁宇非常着重地强调了，看似强大威严的明王朝其实对内不设防、政权不下县、基层基本自治。为什么？没钱。上周听姚洋老师也讲清朝的政府支出才占其GDP的很少一部分（相对现代社会）。从汉到清，前现代的中国在儒家占优时期，本质上是一种非常低成本同时也低动员能力的国家模式。满清近代所受外侮，列强投入兵力之少，常常使我们冥思难解，便是由于我们不理解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前现代国家在动员能力上的巨大差别：虽然中国有巨量的人口和不少的GDP，却由于社会结构的落后，真正可以动员的资源和力量少得令人吃惊。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还分析了抗战前后由于国民政府在基层行政力、财政力之薄弱，大部分国军都是亦兵亦盗，优先生存而后抗日。这可是20世纪！而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爆发出超强能量、对内对外都大肆扩张的秦朝、隋朝，却由于组织成本过高、留给人民的财富太少、社会矛盾过于激化而早早夭折。
想明白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两千年的帝国史，儒家是常态而法家是变态。或者说中华帝国大而稳定的秘密就是庶族地主+儒家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太祖虽然饱读史书，我却猜想他没有认识到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前现代农业社会，那么低的生产力、那么少的物质财富，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力行法家、有效行政覆盖华夏全土的帝国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