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生产关系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市民社会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动荡和蕴育社会变革的年代。万历年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高峰。
“万历时代”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时代。
万历年代出现了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艺术蓬勃发展的年代。
“万历时代”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文化事业昌盛的时代。
“万历时代”是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年代。 万历也是满清初起，世风堕落、思想多元化。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
“万历时代”的生机活力比死气沉沉的康乾盛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到了顶点，是中国历史的岔路口。
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明代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 这与《停滞的帝国》描写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
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现在明代“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学术上也是绝想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
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封闭、保守。 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
与利马窦神父捣乱的主要是一群迷信的农民，以及一些愚昧的乡绅。而佛教才是利马窦神父针对的主要敌人。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利神父成为至交，对利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
这说明儒学原来是欢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统治下的理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
其实想了解明末的真实情况可以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明末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人的入侵结束了，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时只把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当蛮族了。所以说明朝是中华帝国最后的辉煌。而万历朝又是中国最后一个盛世（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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